最近有篇“央行論文”很火，它論述了金融危機之下衝擊的預期傳導和政策共振。文章很長，無法展開，但重要的是四點結論：第一，強調了要加強預期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強調了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重要性；第三，強調本外幣政策協調性、處理好內外均衡、平衡的重要性；第四，強調中國繼續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向價格型為主轉型的重要性。
四點結論，尤為值得讚賞的是第一點：加強預期管理。原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輿論干預市場預期，市場預期決定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決定資本流向，資本流向決定利益趨向。所以，政府部門學會和各類市場主體的溝通，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學會使用媒體、把握輿論方向、力度以及預期管理技巧，其重要性不管怎樣強調都不過分，而且它還體現著一個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強弱。
第二是關於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文章希望“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保持與主要國際金融組織、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密切溝通。既瞭解其他經濟體經濟金融的最新進展，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決策意圖和考慮，充分評估對本國經濟發展和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及時解釋本國經濟金融形勢和貨幣政策的考慮因素，促進其他經濟體央行對本國的瞭解並將本國因素納入其決策函數中”。對此我們認為，這只是個“美好的願望”，而實際“達成協調”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元作為全球霸權貨幣，它的貨幣政策對全球、對中國影響最大，但很難想象美聯儲貨幣政策植入對中國利益的考量。就算有考量，也一定是設法攫取中國利益的“負面因子”，它不可能構成對中國有利、或雙贏——哪怕是中性的“決策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倡議，也可以努力，但絕不能去“天真地指望”，更不能把“協調”當成現實。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協調是相對的，不協調才是絕對的。貨幣政策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還是需要更多體現獨立性，這是當今世界大型經濟體都在不懈追求的目標。中國作為經濟大國，更需要不斷通過制度設計、制度創新尋求貨幣政策在更大程度上的獨立，這也是現任中國央行行長易剛先生多年一直強調的目標。比如，中國之所以要在擴大資本開放的同時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其目的就是“更多地獲得人民幣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是保羅·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告訴我們的基本原理。
第三是關於貨幣政策的內外兼顧的問題。一般而言，貨幣政策對內的主要功能無非是要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的三大目標；對外，無非是通過利率變化，干預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波動”，而匯率水平高低也關乎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我贊成“論文”中“以我為主，兼顧外部均衡”的提法，但必須強調：從匯率歷史的發展看，無論在怎樣的匯率制度之下，所謂匯率均衡理論都無法找到“事實證據”，而這套理論只停留在“有效市場假說”前提下的簡單邏輯推演。所以還是那句話：均衡是相對的，失衡才是絕對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制度貨幣政策，必須牢牢把握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堅持“以我為主，確保外部失衡不太過分或可以接受”的貨幣政策原則。
第四是繼續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向價格型為主轉型。“論文”說：“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大都採用以價格型為主的調控框架，推動調控框架向價格型為主轉型有利於加強與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溝通和協調，提高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效率。”很遺憾，這個說法不符合事實。需要提醒：這個判斷如果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那應當說：正確。但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直至今日，依然堅持這樣的判斷，那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是個嚴重錯誤。事實是：金融危機發生後，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均採用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而按照傳統貨幣學理論“零利率或負利率”證明利率之於貨幣政策不再發揮任何調節作用，也就是價格型調節手段基本作廢。在此背景下，所有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均大量採用“數量型”手段實施調控，所謂“大規模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QE政策）”就是典型的數量型調節手段，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因大量釋放基礎貨幣而擴張5倍，這才是事實。
所以正確的判斷至少應當是：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大都採用“價格+數量”——兩類工具調節框架，怎麼能說“以價格型為主的調控框架”？專家談問題需要實事求是精神，而眼下更需要認真領悟“伯南克+耶倫時代”和“沃爾克+格林斯潘時代”對貨幣政策原則所存在的巨大認知差異，認真面對“新時期、低利率時代”的貨幣政策變革。更應當依據中國經濟高質量創新發展的要求，重新制定貨幣政策目標原則，並圍繞它設計貨幣政策手段，而切忌因循守舊、照抄照搬，讓中國經濟發展痛失歷史機遇。
還是那個觀點：協調是相對的、不協調才是絕對的；均衡是相對的、不均衡才是絕對的。不能因為“追求短暫、甚至無望的協調和均衡，而讓中國經濟絕大多數時間浸泡在難受的過程中”，貨幣政策調節的是經濟肌體當中的血液，意義非同小可，不允許任何閃失。所以，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無論是數量還是價格，都不該是“孤立的個體”，金融市場講求的就是“基本量價關係”，將二者對立或者厚此薄彼，本身就違背了基本經濟規律和事物發展的基本辯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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