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描述。
《菊与刀》原是一份为美国提供的关于日本的敌情报告。这份报告当时给美国军方的建议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留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战争结束后，美国决策与他的建议一致，事实发展也同她预料一致。这些研究结果，都源于他对于日本人矛盾特性的探索。
《菊与刀》出版后，受到日本本土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肯定和关注，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解读日本的书籍。
想要了解日本人，《菊与刀》这本书的可读性比较高。但是由于翻译的缘故，阅读体验感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内容还是挺不错，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对日本人的基础特性研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可以解释为两面：菊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标，象征日本人温文尔雅的一面；刀则是武士的标记，象征日本人尚武、野蛮、具有攻击性的一面。
今天我们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恩情债的道德体系、耻感文化、U型曲线的教育方式等四个方面，来看日本人是怎么折腾自己的。
01.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
日本是个特权阶级盛行的社会，在日本，有一套阶层复杂又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
美国人奉行自由平等，而日本人信赖等级、秩序。长久以来，日本人相信，只有生活在规则范围内，才能够获得安全和保障。等级制度，对日本人来说，像空气一样自然。
等级最高的，是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他们之下分为4种世袭等级：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不计入世袭等级。其中农、工、商是平民。
直到19世纪，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许使用姓氏。
在日本封建时期，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日本人认为商人是封建主义的破坏者，而武士和农民是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者。武士不能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所有的收入，全赖领主。一般是大名（领主），把从农民赋税中征收的贡米，按照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
此外，有明文规定，农民不能反抗武士。
在家庭里，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本家的阶层位置和世袭身份。
各个阶层，他们所购买的食物、衣服，居住的地方，都要依靠等级制度来定。武士的刀，是他们社会地位和权利的象征，他们是特权阶级，可以用刀，对付农工商。
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性别、辈分、年龄的基础上，长嗣继承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阶级具备非常大的特权：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享受优先用餐和沐浴的权利，家庭成员需要向他鞠躬，他只需点头受礼，此外弟弟需要向哥哥鞠躬，姐妹向兄弟鞠躬。
只要妻子穿着和服，就必须跟在丈夫身后；身着美式服装，可以跟丈夫平行。
02.日本人：恩情债的道德体系
在日本，“恩”是一种债务，也是一种“义务”，必须偿还。“恩”，意味着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
如果所受的“恩”，不是来自于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受恩者就会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他们讨厌受到生疏的人所施于的恩。因为“恩”，需要不计一切地去回报，想到陌生人的恩，没有机会回报，就会惶恐不安，只有道歉才能略有安慰。
一般，报答父母的恩，叫“孝”；报答天皇的恩，叫“忠”；其中皇恩高于一切。日本人要做的是在等级内，尽忠、尽孝，并把“各得其所”奉为信条。日本人尽孝的范围，只限于家庭内部成员，在三代以外的墓地都会被遗忘，这点区别于中国的宗族。
尽忠的主要范围，是针对天皇，即便天皇没有实权，但他的地位和旨意高于一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对天皇“负恩”，会因为天皇的一个旨意，以极端残忍的训练方式和战斗方式，投入死战；神风队员的自杀式攻击，就是回报皇恩。
同时，日本军人也会因为接到投降诏书，立即执行；日本民众也会发生360度的态度转变，笑迎敌军进城入乡，还会热情地打招呼，这一切和之前死战到底，顽固不化的好战分子，完全不同，让人疑惑。
日本人终其一生都在报恩，想到这点，我觉得他们挺累的，虽然他们并不觉得。
子女为了报答父母恩情，会任劳任怨的工作，服从父母的安排，包括婚姻。“养儿方知父母恩”，明白这点，日本子女也会更加尽心尽责地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对孩子的义务，也属于报“父母之恩”。
03.日本耻感文化：自杀、复仇vs 罪感文化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是来自于外界，可能来自遭到他人的嘲笑和侮辱，因为日本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因为会感受耻辱。
“耻感”让他们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害怕别人的评价，对身边琐事会表现得过于敏感，容易受到伤害。伤害别人，是复仇；伤害自己，是自杀。
日本的“罪感文化”，是他们内心对罪的惩罚，即便别人没有指责他们，一切都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抗争。
如果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就会饱受煎熬，所以会通过坦白、忏悔，“公之于众”，来减轻负罪感。
在日本，“知耻”的人，被认为是“有德”的人。
04.日本教育方式：U形曲线的人生轨迹
在美国，父母对婴幼儿的管教十分严格，授乳和睡眠都制定了时间表，即便孩子饿了，大哭大闹，也必须等到了时间，才会去安抚孩子。孩子必须吃对他们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不吃就会受到惩罚。
根据之前的研究，我们会联想到，日本人对幼儿会采取更严格的训练方式，以确保他们长大之后，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谨慎地遵守各种道德准则。
事实相反，在日本，随着年龄增长，父母对于子女的管教程度，呈U型。
在幼儿时期，日本父母给到了孩子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结婚前后会到达最低点，但是六十岁后，自由感又持续上升，像幼儿一样不受羞耻感的困扰，可以任性耍小孩脾气。
日本社会给国民太多的压力，每个人都必须以国家意志和集体主义为重，他们需要以严苛的训练磨炼自己的意志，以高度自律，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所以他们需要，放弃一些个人的感情和欲望。
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奇特又融合的，两者“互补”，在矛盾中找到了统一，就是有点太“折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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