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對日本人的描述。
《菊與刀》原是一份為美國提供的關於日本的敵情報告。這份報告當時給美國軍方的建議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親自直接統治日本，要保留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戰爭結束後，美國決策與他的建議一致，事實發展也同她預料一致。這些研究結果，都源於他對於日本人矛盾特性的探索。
《菊與刀》出版後，受到日本本土在內的世界各國的肯定和關注，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第一本真正意義上解讀日本的書籍。
想要了解日本人，《菊與刀》這本書的可讀性比較高。但是由於翻譯的緣故，閱讀體驗感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內容還是挺不錯，即便過了這麼多年，對日本人的基礎特性研究，依然具有參考價值。
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可以解釋為兩面：菊與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標，象徵日本人溫文爾雅的一面；刀則是武士的標記，象徵日本人尚武、野蠻、具有攻擊性的一面。
今天我們從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度、恩情債的道德體系、恥感文化、U型曲線的教育方式等四個方面，來看日本人是怎麼折騰自己的。
01.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度
日本是個特權階級盛行的社會，在日本，有一套階層複雜又秩序井然的等級制度。
美國人奉行自由平等，而日本人信賴等級、秩序。長久以來，日本人相信，只有生活在規則範圍內，才能夠獲得安全和保障。等級制度，對日本人來說，像空氣一樣自然。
等級最高的，是天皇家族和宮廷貴族，他們之下分為4種世襲等級：武士、農民、工、商，其下還有賤民，不計入世襲等級。其中農、工、商是平民。
直到19世紀，只有貴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許使用姓氏。
在日本封建時期，商人的地位僅在賤民之上。日本人認為商人是封建主義的破壞者，而武士和農民是維持封建社會的穩定者。武士不能兼做農民、工匠或商人，他們所有的收入，全賴領主。一般是大名（領主），把從農民賦稅中徵收的貢米，按照份額，分給每個武士家臣。
此外，有明文規定，農民不能反抗武士。
在家庭裡，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本家的階層位置和世襲身份。
各個階層，他們所購買的食物、衣服，居住的地方，都要依靠等級制度來定。武士的刀，是他們社會地位和權利的象徵，他們是特權階級，可以用刀，對付農工商。
日本的等級制度建立在性別、輩分、年齡的基礎上，長嗣繼承製，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階級具備非常大的特權：父親作為家裡的頂樑柱，享受優先用餐和沐浴的權利，家庭成員需要向他鞠躬，他只需點頭受禮，此外弟弟需要向哥哥鞠躬，姐妹向兄弟鞠躬。
只要妻子穿著和服，就必須跟在丈夫身後；身著美式服裝，可以跟丈夫平行。
02.日本人：恩情債的道德體系
在日本，“恩”是一種債務，也是一種“義務”，必須償還。“恩”，意味著承受的負擔、債務、重負。
如果所受的“恩”，不是來自於比自己等級高的人，受恩者就會產生不愉快的自卑感，他們討厭受到生疏的人所施於的恩。因為“恩”，需要不計一切地去回報，想到陌生人的恩，沒有機會回報，就會惶恐不安，只有道歉才能略有安慰。
一般，報答父母的恩，叫“孝”；報答天皇的恩，叫“忠”；其中皇恩高於一切。日本人要做的是在等級內，盡忠、盡孝，並把“各得其所”奉為信條。日本人盡孝的範圍，只限於家庭內部成員，在三代以外的墓地都會被遺忘，這點區別於中國的宗族。
盡忠的主要範圍，是針對天皇，即便天皇沒有實權，但他的地位和旨意高於一切，是一個矛盾的存在。對天皇“負恩”，會因為天皇的一個旨意，以極端殘忍的訓練方式和戰鬥方式，投入死戰；神風隊員的自殺式攻擊，就是回報皇恩。
同時，日本軍人也會因為接到投降詔書，立即執行；日本民眾也會發生360度的態度轉變，笑迎敵軍進城入鄉，還會熱情地打招呼，這一切和之前死戰到底，頑固不化的好戰分子，完全不同，讓人疑惑。
日本人終其一生都在報恩，想到這點，我覺得他們挺累的，雖然他們並不覺得。
子女為了報答父母恩情，會任勞任怨的工作，服從父母的安排，包括婚姻。“養兒方知父母恩”，明白這點，日本子女也會更加盡心盡責地照顧自己的孩子，他們認為，對孩子的義務，也屬於報“父母之恩”。
03.日本恥感文化：自殺、復仇vs 罪感文化
日本人的“恥感文化”，是來自於外界，可能來自遭到他人的嘲笑和侮辱，因為日本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聲，因為會感受恥辱。
“恥感”讓他們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害怕別人的評價，對身邊瑣事會表現得過於敏感，容易受到傷害。傷害別人，是復仇；傷害自己，是自殺。
日本的“罪感文化”，是他們內心對罪的懲罰，即便別人沒有指責他們，一切都是在跟自己的內心抗爭。
如果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罪行，他們就會飽受煎熬，所以會通過坦白、懺悔，“公之於眾”，來減輕負罪感。
在日本，“知恥”的人，被認為是“有德”的人。
04.日本教育方式：U形曲線的人生軌跡
在美國，父母對嬰幼兒的管教十分嚴格，授乳和睡眠都制定了時間表，即便孩子餓了，大哭大鬧，也必須等到了時間，才會去安撫孩子。孩子必須吃對他們身體有益的食物，如果不吃就會受到懲罰。
根據之前的研究，我們會聯想到，日本人對幼兒會採取更嚴格的訓練方式，以確保他們長大之後，能剋制自己的慾望，謹慎地遵守各種道德準則。
事實相反，在日本，隨著年齡增長，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程度，呈U型。
在幼兒時期，日本父母給到了孩子最大的自由，這種自由在結婚前後會到達最低點，但是六十歲後，自由感又持續上升，像幼兒一樣不受羞恥感的困擾，可以任性耍小孩脾氣。
日本社會給國民太多的壓力，每個人都必須以國家意志和集體主義為重，他們需要以嚴苛的訓練磨鍊自己的意志，以高度自律，為自己和他人負責。所以他們需要，放棄一些個人的感情和慾望。
在日本人的世界裡，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奇特又融合的，兩者“互補”，在矛盾中找到了統一，就是有點太“折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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