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它（新冠病毒）能感染我，它就能感染任何人。”
新冠病毒來勢洶洶，到底是誰這麼有底氣說出這樣的話？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1月30日，一張鍾南山院士在機場會見一名外國專家的照片遍佈全網。而說出這句話的正是這位外國專家，他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感染與免疫中心主任、傳染病學專家，被稱為“病毒獵手”的伊恩·利普金。
但此前，利普金教授出現了咳嗽、低燒等輕微症狀。3月24日，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利普金確診新冠肺炎。
01
棄文從醫，“病毒獵手”的進化史
1952年，利普金出生於芝加哥，他在大學主修文科，但畢業後，他開始思考如果自己以後只能到某個偏遠的地方研究神話儀式之類的文化，對人們能有什麼貢獻呢。於是他想成為一名醫生，繼續到醫學院裡進行深造。利普金用了十年時間，在各個頂尖學校主攻醫學，慢慢地就在醫學界裡嶄露頭角。
上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令人聞之色變，直到多年以後科學家才發現導致這種疾病的病毒。但利普金認為診斷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必須找到更好的方法”。於是，他採取尋找病毒基因的方法，加快了診斷過程，並且就艾滋病的研究發表了兩篇論文。
1999年，美國紐約爆發流行性乙型腦炎，利普金和他的團隊首先發現西尼羅河病毒是腦炎的致病原因。他們在患者的腦組織中鑑定分離出西尼羅河病毒，並且確定了其傳播途徑。
從業30多年，利普金髮現和研究了超過800種與人類、家禽或野生動物疾病相關的病毒，包括沙粒病毒、博納病毒、布尼亞病毒等。因此，他被權威科普雜誌Discovery譽為“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獵手”。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流行病，利普金都會第一時間奔赴世界疫情爆發的最前線，對病毒進行研究，併為人類抗擊病毒作出了巨大貢獻。
02
中國籠罩在疫情之下，他為我們做了什麼
2020年初，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美國將赴中警告提升到了最高級別，呼籲美國國民儘量避免不必要的到中國的旅行，但利普金卻在1月29日晚到達廣州。
此時已是武漢封城的第6天，中華大地一片陰霾。可是作為病毒專家的利普金，一心只想著衝到一線，“我的使命是做我們最擅長、且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試圖找到一些線索，獲得病毒情報，如病毒從何處來，它是如何引起疾病的等等。”
利普金本來計劃的是和鍾南山在1月30日早上9點會面，但由於鍾南山院士臨時接到了任務需要飛往北京，利普金在早上6點就到鍾南山家樓下等待。兩人一同乘車前往機場，利用送行和候機的時間進行討論，商討應對策略，之後兩人才兵分兩路。
當天，利普金還在中山大學分享了以往在全球新發傳染病疫情事件中積累的經驗，介紹了病原微生物的發現。而且他還給中國贈送了一份非常有重量的禮物——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利普金團隊研究出的快速診斷鑑別技術以及一系列檢測技術。
2月2日，利普金與國家衛建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委員曾光。他們就目前中國疫情的狀況進行討論，利普金教授提出需要更準確的定義病毒潛伏期，同時對中國政府防控疫情采取的措施表示肯定。
2月3日上午，利普金與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馮子健、病毒所所長許文波以及病毒病應急技術中心主任譚文傑會面。雙方對新冠病毒的診斷方法、存在的問題、利普金研究中心技術的應用、目前流行病學的情況，還有當前疫情發展面臨的形勢進行討論，共同研究疾病防控策略。
2月3日下午，原國家科技部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也接見了利普金，雙方重點圍繞如何提高目前疫情防控的協調性進行了深入討論。利普金更主動請纓，希望能在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繼續貢獻力量。
2月3日晚，利普金與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進行會面，利普金表示希望能以自身為橋樑加強國際科學界的合作，他本人發起的Gideon計劃（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全球傳染病監控防治組織），能為全球傳染病免疫系統做出貢獻。
整個疫情期間，利普金教授不僅和科學精神站在一起，更是和中國站在了一起。他在接受央視記者的獨家專訪時表示：“我們看到（中國）人們在爭分奪秒地工作，努力控制疫情。特別是醫生護士等醫院工作人員面對病毒，有人病了，甚至有人因此去世。這些都讓我感到非常感動。”他向全球學術性科研院所提出倡議，希望所有科學家都能參與到此次疫情的防控之中，與中國一起共渡難關。
而且，利普金不僅為中國防疫抗疫出謀劃策，在西方國家往中國潑髒水，傳出“實驗室病毒洩露”、“人工合成新病毒”等陰謀論和謠言的時候，他也勇於站出來為中國正名。利普金和6位頂級傳染病專家通過病毒的基因序列，對照以往的病毒，在經過大量功能性和結構性的分析後，得出了病毒是自然進化的理論。
並且在3月18日，利普金於世界頂級學術期刊《自然-醫學》上發表文章，稱“我和我的同事們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病毒是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裡製造的，或者是偶然釋放的，我們認為它產生於自然界。”文章中憑著超強的技術性分析，對傳言進行了最專業的反駁。
但仍有西方媒體對中國進行抹黑，指責中國抗疫不力，利普金依舊站了出來，表示“這一次，中國完全做到了信息透明、醫療技術上也進步巨大。與非典時期相比，這次疫情中國的反應迅速有力多了。”
其實，利普金教授是中國的老朋友了，早在2003年非典時期，他就作為國際專家到過中國協助抗擊非典。
03
非典時期的第一批支援專家，中國人民的英雄
2003年4月，是非典疫情的高峰時期，那時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相對落後，於是邀請掌握頂尖技術的美國專家前來幫忙。當時的北京人人自危，根本沒有人敢在這個時候來中國，除了一個人，他就是利普金教授。
利普金接到邀請後就馬上同意，他是第一批來華援助的美國專家，而這批專家只有兩個人，另一位是利普金主動說服的同事托馬斯·布萊士。整架飛機上只有三個人，兩位專家，還有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
利普金帶了滿滿的抗疫支援物資，包括口罩、鞋套，還有1000個SARS測試套件。就這樣，衝向了中國。
到了中國後，他將所有支援物資捐出，並交代接待人員兩件事：“一，禁止在路邊吐痰，因為吐痰會傳播各種細菌；二，來見你的醫生和護士必須洗手。”半小時後，北京的路邊就禁止吐痰，醫院裡也準備了肥皂和紙巾供人洗手之用。這讓利普金非常感動，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抗疫的決心。
之後他還參加了“中美SARS防治研討會”，親臨深圳、香港等疫情重災區視察，邀請中方專家到美國進行合作研究。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利普金和鍾南山相識，並且並肩作戰，從此結下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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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利普金，中國抗擊SARS走的彎路少了一些，因為疫情白白丟了性命的人也少了一些，而讓找到有效手段、最終戰勝非典的時間，早了一些。 但他卻因為支援中國過度勞累，回到紐約後患病隔離了兩個月，利普金是當之無愧的“中國人民的英雄”。
04
利普金和中國的不解之緣
非典時期，利普金就和中國產生了濃厚的情誼。
利普金教授每年都會為眾多來自中國的醫生進行培訓，自己也多次訪華進行學術交流，積極與中國科研單位開展密切的合作。在他的推動下，北京大學感染病研究中心成立。他還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組建病毒發現聯合實驗室。
利普金不僅自己與中國科研單位合作，還積極地為中國引進國際資源。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建立計劃中根本沒有考慮過中國，但在利普金的努力推薦之下，最後研究所竟在上海建立。
利普金為中國傳染病的防治，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於是，在2016年1月，利普金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這是中國為外籍科學家頒發的最高榮譽獎項。
2019年9月，他還獲得了一枚“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章”，這是中國人民能夠給予他的最誠摯的感謝，以及最崇高的敬意。
我們感謝教授為中國做過的一切努力。
也希望這些努力不會白費，目前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西方卻開始淪陷。在一個採訪節目中，利普金說過這樣一句話，“諷刺的是，我在中國最嚴重時沒有感染新冠病毒，返回紐約後卻感染了。”疫情的嚴重性需要大家關注，請外國朋友們，不要再輕視防護措施的作用，更請不要扎堆聚會，疫情消失的那天，我們可以有整日整夜的時間去狂歡，在那之前，請保護好自己和他人。
利普金教授也曾經說過，“人類最後一個敵人是病毒”。這次的新冠病毒，就連被稱為“病毒獵手”的利普金也被捕獲，可見，在疫情的面前，不分身份、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大家都是平等的。
衷心祝願利普金教授能早日戰勝疫情，也希望全人類都能不分彼此，互相關懷，一起攜手面對，共克疫情，我們一定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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