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時至今日，蘇州可以說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有名的城市之一了，它不僅擁有豐富的旅遊文化資源，而且本身經濟實力雄厚。據2019年城市GDP統計顯示，蘇州的年GDP總值已經達到全國第六，僅次於北上廣深和重慶，相信現在的蘇州人都會為自己生活的城市而感到驕傲。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東漢後期到宋朝的這段時間裡，我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而在這股歷史浪潮中，蘇州可以說是後起之秀的典範，雖然它是江南第一批發展起來的城市中水平較為一般的，但到了中唐以後，憑藉著獨特的歷史機遇，蘇州逐漸在江南經濟發展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本文便就中唐以後“江南第一雄州”的蘇州發展情況深入分析一下。
一、中唐以前的蘇州歷史如何？
早在新石器時代蘇州地區便有人類活動的跡象了，到了商朝末年，周文王的伯父泰伯、仲雍等人便來到了長江中下游南岸的梅里（今無錫）建立“勾吳之國”，不久後便將首都移至“吳”並更國名為吳國，也就是今天的蘇州，這便是蘇州作為城市所最早擁有的名字。
戰國末年，已經統一了大半天下的秦國開始在各地推行郡縣制，而原來的吳地被劃為會稽郡，而蘇州因為是原吳國的首都的緣故被改名為“吳縣”，並順勢成為了會稽郡的郡治。此後，雖然因為政權變更的原因蘇州曾短暫改過名字（如王莽篡漢後曾改吳縣為泰德縣），直到隋朝以前，歷代政府都大致沿用了“吳縣”這一名字。
京杭大運河
到了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根據城西有姑蘇山的原因，將吳州更名為蘇州，這是蘇州得名的最早由來。公元591年，出於鎮壓農民起義的考慮，統治者曾將蘇州往西南方向進行過蘇州史上的唯一一次遷徙，但僅僅過了35年，唐朝政府便又將蘇州遷回原址，此後蘇州城便再也未發生變動，而“蘇州”這一名字也被歷代的統一政府所承認，並一直沿用至今。
在唐代以前，蘇州雖然曾多次作為江南中下游地區的政治中心之一，但經濟上並沒有突出的特點。秦漢時期，蘇州在本就不受政府重視的江南地區中發展水平也不算拔尖；到了六朝時期，隨著北方戰亂不斷，大量人口遷入南方，從而推動了江南地區的快速發展，但人口大多集中在現在的南京、安慶等長江沿岸的城市附近，而位於太湖流域附近的蘇州經濟水平並沒有出現太多質的改變；到了隋朝，
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揚州成為了江南城市中的最大贏家，而當時的蘇州則完全存活在揚州的陰影下。二、交通上——大運河的進一步開鑿為蘇州帶來全新的生機
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隋朝以前也出現了許多次由北向南的人口遷移，但百姓多數滯留在長江沿岸附近，再偏南的地方則由於湖泊沼澤眾多的緣故阻礙了交通，從而極大限制了人口進一步向南運動的規模。然而在隋朝後期，蘇州的命運迎來了重大改變：公元610年，隋煬帝下詔，要求相關人員開鑿今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的“江南運河”，而蘇州正好處於江南運河的河段中心。
隨著江南大運河的開通，蘇州的交通前所未有地便利了起來，人們前往太湖地區的阻礙大大減少。唐初貞觀年間，蘇州人口僅有萬戶有餘；而到了天寶元年，蘇州人口竟已高達7萬多戶，相當於唐初時候的六倍多。
眾多人口的湧入為蘇州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這為後來蘇州的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安史之亂
三、政治上——安史之亂帶來的契機
公元755年，由安祿山、史思明等番將發動的安史之亂給唐王朝與中原人民帶來了深重的浩劫，
而安史之亂也成為了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對於蘇州而言，安史之亂給北方人民帶來的動亂客觀上卻給蘇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如前文所述，江南運河的存在使得躲避戰亂的北方人民第一次將蘇杭兩州當做安定生活的第一選擇，而不是原來的沿江城市。據《唐會要》記載，安史之亂爆發後僅十幾年就有大約三萬八千戶百姓遷至蘇州，這也使得蘇州的人口迅速超過了十萬戶。安史之亂帶來的人口遷移不僅只是單純地使得蘇州人口數量上的增長，從質量上而言相較和平時期也有了極大的提高。
中晚唐著名文學家梁肅在《吳縣令廳壁記》中寫道：“國家當上元之際，中渡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吳縣），叄編戶之一。”
大量的官員及豪族等知識分子逃至蘇杭地區，而他們也帶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知識和生產工具，這些均極大地推動了蘇州發展。 安史之亂後，原來的北方重鎮多數都被藩鎮所割據，軍閥們征戰不斷，北方經濟也因此陷入遲滯。在這種情況下，蘇州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它成為了東南第一大都會，與京師長安和江淮揚州一起位列全國三甲之內。
四、經濟上——政治與制度的變化推動經濟發展
由於人口激增與國內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使得蘇州的管理者不得不隨之進行政策上的調整，一些原來國家明令禁止的行為被放寬限制或乾脆默許了，而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田畝的面積不斷擴大
蘇州位於太湖的東部平原地帶，其境內有相當多的湖泊和沼澤，限於生產力和改造自然的技術水平，唐朝以前的蘇州地區有相當多的土地處於閒荒狀態。據專家翁俊雄所著的《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記載，唐朝初年蘇州地區的
人口密度僅有45人/平方千米，僅為同時期揚州的一半不足。
圩田
安史之亂期間，由於北方陷入戰亂，大量人口湧入江南。由於失去了北方糧草的控制權，因此除了組織軍隊抵抗叛軍外，解決嚴峻的糧食問題成為了江南地方政府所面臨的頭等大事。為了解決溫飽問題以穩定社會秩序，蘇州官府一改過去限制開發澤利的政策，主動組織百姓開墾太湖周圍荒地。
在蘇州擴大田地面積的過程中，圩田是最為常見的造田方法。墾田者先在劃好的土地區域圍起一圈土堤，然後再把土堤內的池水撈乾用來種地，最後在土堤的某一處設置一個閘口用來控制澆灌土地。圩田是一項墾荒與水利相結合的綜合性工程，建造難度大而且成本高，一般百姓難以承受。
因此圩田在唐以前比較罕見。然而，由於政治因素影響，蘇州地區用圩田開荒成為了最符合客觀實際的選擇。晚唐時期，蘇州的屯田數量已經達到了數萬傾之多，而圩田技術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普及和飛速發展。
2. 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蘇州土地的大規模開發除了使得糧食產量迅速上升外，經濟作物的產量也急劇提高，從而推動了蘇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現代蘇州特色眾多，蘇州茶業便是其中之一，碧螺春、虞山茶以及虎丘茶等茶葉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廣為人知。 以蘇州為代表的的蘇南茶業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到了唐朝，蘇南茶業走向繁榮。
據陸羽的《茶經》記載：“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州蘄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制茗，謂之水月茶; 以院為名也，頗為吳人所貴”，這裡的水月茶指的便是後來的碧螺春，可見唐朝時期蘇州的茶業已經相當有名了。
江南紡織業
除了茶葉外，蘇州的紡織業水平也在這一時期快速提高。唐朝以前，江南地區的紡織業以麻織為主，雖然也存在絲織業，但實力遠遜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然而到了唐朝，隨著江南地區的不斷開發，蘇州絲織業也迎來了轉機。受氣候與地形的影響，江南地區的蠶絲不僅長度足，而且較北方堅固耐用。
隨著蠶絲產量的不斷上升，江南地區的絲織業在唐朝時期迅速超過了北方。據《新唐書》記載，蘇州貢品中僅絲織品一項便有絲葛、絲綿、八蠶絲、排績等物，另有當時的評論稱“吳越之編。裁縫之挎, 懷風納涼, 君子尚素”。由此可見蘇州紡織品的聲譽之高。除此之外，蘇州的鹽鐵酒船等產業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本文篇幅有限，就此按下不表。
3. 坊市制度的衰落與民間市場的出現
唐代是一個對重農抑商政策比較重視的朝代，著名的坊市分離制度便出自唐朝，即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城市的居民區與集市劃清界限以便進行針對性的管理，並要求百姓只有在固定的時間內才可以在集市內進行交易活動，除此以外的時間和地點進行買賣均屬於違法。坊市分離政策客觀來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嚴重阻礙了商品的流通，給唐朝經濟發展帶來了不便。
到了中唐時期，由於對城市商品經濟束縛作用越來越明顯，坊市制度隨著政府權能不斷衰落而逐漸走向崩潰。長安、洛陽、揚州等城市開始在城內空閒地乃至街道上開始設置店鋪，蘇州也不例外。到了後來，政府不僅開放了時間限制，允許百姓在集市區組織“夜市”，而且傳統市區之外也出現了新的市場，甚至在州縣之外還出現了農村地區用於交易的草市，完全打破了政府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的硬性規定。
杜牧在《上李太尉》中明確寫到：“凡江淮草市 , 盡近水際 , 富室大戶 , 多居其間”。由此可見，蘇州的市場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規模。
唐朝夜市
五、總結
總的來說，蘇州在中唐時期的迅速發展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大勢之一。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髮展，曾經泥濘沼澤遍佈的太湖流域反而變成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而由北向南的移民潮 則給蘇州帶來了充沛的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知識，這些都奠定了蘇州的繁榮。
在唐朝，中央根據各地的重要性和戶口數量，將不同的州劃分為府、輔、雄、望、緊、上、中、下八個等級。唐朝初期的“六雄十望”均分佈在北方地區，而南方僅有緊以下等級的州，而且數量有限。中唐以後，蘇州雄厚的經濟實力為朝廷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憑藉著在供稅方面的特殊意義，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蘇州成為了唐代江南的唯一雄州。
參考文獻：
1.《唐會要》
2.《茶經》
3.《新唐書》
閱讀更多 漢宮尋飛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