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
岭南，即五岭之南，而这五岭，则是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自古岭南都被称为百越之地，这里是百越族的主要居住之地。秦朝时期，始皇帝南征百越之后，在此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明确对岭南的统治。汉朝时期，南越国更是一度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属藩国。
虽然如此，由于岭南地区崇山峻岭的地貌形式，中原政治的风波很少能够影响到岭南，所谓“山高皇帝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岭南一直都是中原王朝处置流放之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以致到了唐朝，岭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等标签仍然是人们对岭南的第一印象。
岭南作为古代国家流放重地，可谓是历史悠久，究其原因，总结下来有三点：
一、岭南地处边远，远离着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
二、岭南地区属于少数民族的聚集之地。
三、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地恶劣，尤其是瘴痨是最为严重。
古代皇帝对待犯人为何要大费周章的将之流放到边远地区，而不是直接干脆一刀砍了了事？其实这中间涉及到一种叫流刑的制度。
何为流刑制度？
所谓流刑制度，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意思就是说倘若本族人有犯罪的，本应处以“五刑”，但不忍刑杀，于是将之流于远方，以示宽宥。
秦朝是刑法比较严苛的一个时代，其中流刑被称为“迁”，《睡虎地秦墓竹简》规定：“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将犯罪之人迁徙边地，其家属必须随同前往，而且“终身毋得去迁所”，终身不可以回来。
秦朝刑法严苛，轻微的犯罪都会处以流刑，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及秦朝繁重的徭役，平民犯法要么服徭役、修长城，要么就是去驻守边疆，这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规定却是背道而驰？很好理解：就是流人的身份，其实主要包括的是犯罪的官员、贵族或者是皇亲国戚。
岭南九郡
到了汉朝，秦制仍然被传承了下来，对于流放之人的处置稍微做了一点调整，就是按罪行的轻重和身份的高低加以区分，有流放到北方的敦煌和朔方等地的，也有安置在岭南，《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凡交址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从中可以看出，汉武帝在岭南设置九郡后，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大逆不道的从犯大多被迁徙到岭南的合浦、日南、九真等地。
而秦汉时期被处以流刑的人多以岭南为主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了隋朝，604年，隋文帝的儿子汉王杨谅在并州当总管防御突厥的时候，被突厥打败后，被隋炀帝发配到岭南地区，《隋书》有言：“其所领将帅坐除解者八十余人，皆配防岭表”。根据唐承隋制的原理，这一趋势一直深深影响着唐朝流刑制度的实行。
柳宗元雕像
唐代对前朝流刑制度的继承与改善
熟读唐朝历史的都知道，虽然这个时代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一座巅峰，但是当中不乏发生了许多在朝为官的诗人屡遭贬谪之事，比较著名的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张九龄。
而最为巧合的是，这四位满腹才华的诗人均是被贬流放至岭南，其中韩愈被贬至潮州（今广东潮州市），柳宗元被贬至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刘禹锡被贬至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张九龄被贬至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表面上看这是巧合，实质上这是唐朝流刑制度对前朝的继承使然。
又或者说，唐代的统治集团在下一手棋！
《隋书·刑法志》记载：“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而唐代的流刑制度又在隋朝的基础上各曾了一千里，即流放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三千里的距离，从京城长安到岭南的日南郡，绰绰有余。
此外，唐代的法律规定，被贬至为流放之人的妻妾、父辈子孙可以跟随到流放地，并跟随被流放之人在当地编辑户口籍贯，有一定的强制性移民。正如《唐书·狱官令》记载：
“诸流人科断已定，及移乡人，皆不得弃放妻妾。至配所，如有妾作逗留、私还及逃亡者，随即申省”、“若妻、子在远，又无便路，预为追唤，使得同发”。
在继承前朝的流刑制度的同时，唐代还做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推行左降官制度！
所谓左降官，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但能达到“泛滥”之程度，确实是在唐朝。作为贬官的最为严厉的一种形式存在，唐朝的左降官，却有着特殊的含义，不仅由京官贬为外官、任职地点要发生变化，身份还是具有流放性质的重罪犯人，但考虑到左降官之前的身份，被贬后仍然保留官员身份，并可以领取俸禄，日后仍然可以迁转，有的甚至可以出将入相，但前提是没有下旨不能擅自回京。
对于此，唐玄宗曾经一度废除死刑，其死刑均已先杖后流放岭南来代替，《
资治通鉴》就记载：“天宝六载，令销绞、斩条。上慕好生之名，故令应绞斩者重杖流岭南”。
张九龄雕像
虽不能说韩愈、柳宗元、张九龄、刘禹锡等人被变为左降官的事情是唐朝统治集团刻意为之，但是皇权威严，法网恢恢，不治罪的话又失礼法。而且依照流刑制度，将其发配到岭南地区合理合法，也是流刑制度与左降官制度相益得彰的最好表现方式，因为唐代统治集团的目标，是岭南。
据史料记载，唐代流放之人，除了岭南之外，还有分布在黔中、剑南、陇西等地，但就流放措施表现出的规律来看：流放到陇西等地的主要都是犯有轻罪的一般百姓，更多是用于西北边境战事较多的防御需要；而流放岭南的大多都是犯有谋反、叛逆或者是官赃等重罪免死减流的官员。
深挖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地域间的差异化，主要是被流放西北地区的一般百姓文化水平程度偏低，不能在文化上同化岭南的野蛮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唐代这种差异化的流放规律，是对岭南地区的极度看重。
根据蝴蝶效应“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一说法，唐代推行左降官制度，大量出现被贬的官员拖家带口流放岭南，必然会形成一种趋势或者潮流：北方家族移民岭南且因此定居岭南！
北方家族移民岭南
北方家族移居岭南后对岭南有何影响？
毫无疑问，北方家族向岭南的移民定居趋势对岭南地区无论是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具有翻天覆地的影响力！
1、削弱了岭南洞悉地方豪族势力
秦汉以来，封建统治在中原以及交通要道和郡县治所附近的地区都已经普遍化，但岭南的南越地区由于高岭险阻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的部族状态，而且各部族首领凭借实力和险阻据地自雄。虽然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衣冠南渡”的大族人口南迁促进了岭南向封建形态的转变，但是东晋南朝大族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实施的却是适应岭南少数民族的新政策。
《隋书·食货志》记载道：“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诸蛮陬俚洞，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
可见，洞悉地方豪族不仅可以世袭，还占有大量土地、财富和兵甲，势力一日壮大一日。
到隋唐时期，岭南豪族俨然成为了一种盘根错节的强大地方政治势力，威胁着中央王朝封建统治。
而削弱洞悉地方豪族势力的手段之一，就是释放奴婢政令的实施。
而下达这个政令者，就是被贬到柳州的左降官柳宗元。柳宗元在柳州为官期间，柳州曾沿袭一种残酷的女性沦为奴婢的风俗，后来柳宗元实施了一套释放奴婢的“革其乡法”，自此奴婢为债主服役期间以时间算工钱，然后用工钱赎回自由，之后这项政令深受百姓爱戴，并推行到了柳州以外的郡县。
柳宗元治理柳州期间，虽不能彻底消灭洞悉地主豪族，但也是间接削弱了这些豪族势力，为后来唐中央消灭洞悉地主豪族做足了风俗方面的准备。
2、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岭南经济的发展
正所谓，交通是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要致富必先要修路，交通发展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张九龄开大庾岭路，美其名曰“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进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
大庾岭新道成为连通岭南岭北的主要通道后，不仅加快了岭南的开发，北方家族的快速移居岭南更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比如柳宗元给柳州人带来了开凿水井的技术。此外还有大量现成的劳动力，进一步推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
3、文化传播上，这些北方移居岭南的家族作为中原的代表，在岭南社会文化发展中展露了特殊的重要地位。
比如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教育和鼓励小孩从小读书，从根本上提高了岭南地区的文化素质。
由于岭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根据史书记载，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长达138年中，整个岭南科举进士仅为4人，但从“安史之乱”到唐末共151年间，岭南籍进士却增加到35人。足以证明北方家族移居岭南为岭南地区的社会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迎来繁荣
随着岭南语音和社会风俗的逐渐变化，本土士人的阶层不断成长，地域文化的不断提高，唐朝在岭南统治的不断深化，岭南汉化归唐的工作基本完成，这些都为唐代岭南海疆开发准备了基础。
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辟出来，但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
岭南汉化归唐之后，唐朝控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在唐朝迎来了更大的繁盛和发展时期。
自此，唐朝的海运线路运力提高，不仅加强了唐朝在岭南的陆、海防御体系，更是提高了王朝控驭安南的政治能力，客观上也推动了南海国际贸易的历史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迎来繁荣的时期，也是给东西方文明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唐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更远的欧洲和非洲。
可以说，汉朝奠定了华夏民族以“汉人”自称的骄傲，而唐朝却也在全世界让华夏“唐人”声誉远扬！
唐·长安城
结语
岭南地区的百越一直以来因其高山险阻，远离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自秦汉到隋唐，虽然每代统治者都想收复岭南，细看下来，也唯有唐代的方式比较稳妥而有效。虽然左降官并非因为针对汉化岭南而准备的唯一制度，但结合前朝的流刑制度，两者相辅相成，以左降官为针，智谋岭南，随后以岭南为线，放眼世界，勾画出了一张属于大唐也属于世界的蓝图。
“海上丝绸之路”在大唐的手中走向繁荣，既是世界了解东方的一种契机，也体现了唐朝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
《睡虎地秦墓竹简》；
《隋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尚书·舜典》；
《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王承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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