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地區
嶺南，即五嶺之南，而這五嶺，則是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自古嶺南都被稱為百越之地，這裡是百越族的主要居住之地。秦朝時期，始皇帝南征百越之後，在此設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明確對嶺南的統治。漢朝時期，南越國更是一度成為了中原王朝的附屬藩國。
雖然如此，由於嶺南地區崇山峻嶺的地貌形式，中原政治的風波很少能夠影響到嶺南，所謂“山高皇帝遠”，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眾所周知，自秦漢以來，嶺南一直都是中原王朝處置流放之人最為集中的地區，以致到了唐朝，嶺南“化外之地”、“瘴癘之鄉”等標籤仍然是人們對嶺南的第一印象。
嶺南作為古代國家流放重地，可謂是歷史悠久，究其原因，總結下來有三點：
一、嶺南地處邊遠，遠離著封建王朝的統治中心。
二、嶺南地區屬於少數民族的聚集之地。
三、這裡的自然環境十分地惡劣，尤其是瘴癆是最為嚴重。
古代皇帝對待犯人為何要大費周章的將之流放到邊遠地區，而不是直接乾脆一刀砍了了事？其實這中間涉及到一種叫流刑的制度。
何為流刑制度？
所謂流刑制度，在堯舜時代就已經出現，《尚書·舜典》記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意思就是說倘若本族人有犯罪的，本應處以“五刑”，但不忍刑殺，於是將之流於遠方，以示寬宥。
秦朝是刑法比較嚴苛的一個時代，其中流刑被稱為“遷”，《睡虎地秦墓竹簡》規定：“嗇夫不以官為事，以奸為事，論何也？當遷”。將犯罪之人遷徙邊地，其家屬必須隨同前往，而且“終身毋得去遷所”，終身不可以回來。
秦朝刑法嚴苛，輕微的犯罪都會處以流刑，這一點就不能不提及秦朝繁重的徭役，平民犯法要麼服徭役、修長城，要麼就是去駐守邊疆，這與《睡虎地秦墓竹簡》的規定卻是背道而馳？很好理解：就是流人的身份，其實主要包括的是犯罪的官員、貴族或者是皇親國戚。
嶺南九郡
到了漢朝，秦制仍然被傳承了下來，對於流放之人的處置稍微做了一點調整，就是按罪行的輕重和身份的高低加以區分，有流放到北方的敦煌和朔方等地的，也有安置在嶺南，《後漢書·南蠻傳》記載：“凡交址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從中可以看出，漢武帝在嶺南設置九郡後，自西漢中後期開始，大逆不道的從犯大多被遷徙到嶺南的合浦、日南、九真等地。
而秦漢時期被處以流刑的人多以嶺南為主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了隋朝，604年，隋文帝的兒子漢王楊諒在幷州當總管防禦突厥的時候，被突厥打敗後，被隋煬帝發配到嶺南地區，《隋書》有言：“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根據唐承隋制的原理，這一趨勢一直深深影響著唐朝流刑制度的實行。
柳宗元雕像
唐代對前朝流刑制度的繼承與改善
熟讀唐朝歷史的都知道，雖然這個時代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一座巔峰，但是當中不乏發生了許多在朝為官的詩人屢遭貶謫之事，比較著名的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張九齡。
而最為巧合的是，這四位滿腹才華的詩人均是被貶流放至嶺南，其中韓愈被貶至潮州（今廣東潮州市），柳宗元被貶至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劉禹錫被貶至連州（今廣東連州市），張九齡被貶至桂州都督，充嶺南按察使。
表面上看這是巧合，實質上這是唐朝流刑制度對前朝的繼承使然。
又或者說，唐代的統治集團在下一手棋！
《隋書·刑法志》記載：“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而唐代的流刑制度又在隋朝的基礎上各曾了一千里，即流放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三千里的距離，從京城長安到嶺南的日南郡，綽綽有餘。
此外，唐代的法律規定，被貶至為流放之人的妻妾、父輩子孫可以跟隨到流放地，並跟隨被流放之人在當地編輯戶口籍貫，有一定的強制性移民。正如《唐書·獄官令》記載：
“諸流人科斷已定，及移鄉人，皆不得棄放妻妾。至配所，如有妾作逗留、私還及逃亡者，隨即申省”、“若妻、子在遠，又無便路，預為追喚，使得同發”。
在繼承前朝的流刑制度的同時，唐代還做出了比較重要的一步：推行左降官制度！
所謂左降官，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但能達到“氾濫”之程度，確實是在唐朝。作為貶官的最為嚴厲的一種形式存在，唐朝的左降官，卻有著特殊的含義，不僅由京官貶為外官、任職地點要發生變化，身份還是具有流放性質的重罪犯人，但考慮到左降官之前的身份，被貶後仍然保留官員身份，並可以領取俸祿，日後仍然可以遷轉，有的甚至可以出將入相，但前提是沒有下旨不能擅自回京。
對於此，唐玄宗曾經一度廢除死刑，其死刑均已先杖後流放嶺南來代替，《
資治通鑑》就記載：“天寶六載，令銷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重杖流嶺南”。
張九齡雕像
雖不能說韓愈、柳宗元、張九齡、劉禹錫等人被變為左降官的事情是唐朝統治集團刻意為之，但是皇權威嚴，法網恢恢，不治罪的話又失禮法。而且依照流刑制度，將其發配到嶺南地區合理合法，也是流刑制度與左降官制度相益得彰的最好表現方式，因為唐代統治集團的目標，是嶺南。
據史料記載，唐代流放之人，除了嶺南之外，還有分佈在黔中、劍南、隴西等地，但就流放措施表現出的規律來看：流放到隴西等地的主要都是犯有輕罪的一般百姓，更多是用於西北邊境戰事較多的防禦需要；而流放嶺南的大多都是犯有謀反、叛逆或者是官贓等重罪免死減流的官員。
深挖下去，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地域間的差異化，主要是被流放西北地區的一般百姓文化水平程度偏低，不能在文化上同化嶺南的野蠻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唐代這種差異化的流放規律，是對嶺南地區的極度看重。
根據蝴蝶效應“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這一說法，唐代推行左降官制度，大量出現被貶的官員拖家帶口流放嶺南，必然會形成一種趨勢或者潮流：北方家族移民嶺南且因此定居嶺南！
北方家族移民嶺南
北方家族移居嶺南後對嶺南有何影響？
毫無疑問，北方家族向嶺南的移民定居趨勢對嶺南地區無論是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具有翻天覆地的影響力！
1、削弱了嶺南洞悉地方豪族勢力
秦漢以來，封建統治在中原以及交通要道和郡縣治所附近的地區都已經普遍化，但嶺南的南越地區由於高嶺險阻仍然處於奴隸社會的部族狀態，而且各部族首領憑藉實力和險阻據地自雄。雖然東晉南朝時期北方“衣冠南渡”的大族人口南遷促進了嶺南向封建形態的轉變，但是東晉南朝大族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實施的卻是適應嶺南少數民族的新政策。
《隋書·食貨志》記載道：“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諸蠻陬俚洞，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可見，洞悉地方豪族不僅可以世襲，還佔有大量土地、財富和兵甲，勢力一日壯大一日。
到隋唐時期，嶺南豪族儼然成為了一種盤根錯節的強大地方政治勢力，威脅著中央王朝封建統治。
而削弱洞悉地方豪族勢力的手段之一，就是釋放奴婢政令的實施。
而下達這個政令者，就是被貶到柳州的左降官柳宗元。柳宗元在柳州為官期間，柳州曾沿襲一種殘酷的女性淪為奴婢的風俗，後來柳宗元實施了一套釋放奴婢的“革其鄉法”，自此奴婢為債主服役期間以時間算工錢，然後用工錢贖回自由，之後這項政令深受百姓愛戴，並推行到了柳州以外的郡縣。
柳宗元治理柳州期間，雖不能徹底消滅洞悉地主豪族，但也是間接削弱了這些豪族勢力，為後來唐中央消滅洞悉地主豪族做足了風俗方面的準備。
2、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推動了嶺南經濟的發展
正所謂，交通是空間發展之首要條件，要致富必先要修路，交通發展是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基礎。張九齡開大庾嶺路，美其名曰“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原之聲教日進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
大庾嶺新道成為連通嶺南嶺北的主要通道後，不僅加快了嶺南的開發，北方家族的快速移居嶺南更是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比如柳宗元給柳州人帶來了開鑿水井的技術。此外還有大量現成的勞動力，進一步推進了嶺南經濟的發展。
3、文化傳播上，這些北方移居嶺南的家族作為中原的代表，在嶺南社會文化發展中展露了特殊的重要地位。
比如柳宗元上任後，親手創辦了很多學堂，教育和鼓勵小孩從小讀書，從根本上提高了嶺南地區的文化素質。
由於嶺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根據史書記載，從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亂”爆發長達138年中，整個嶺南科舉進士僅為4人，但從“安史之亂”到唐末共151年間，嶺南籍進士卻增加到35人。足以證明北方家族移居嶺南為嶺南地區的社會影響是多麼的深遠。
“海上絲綢之路”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迎來繁榮
隨著嶺南語音和社會風俗的逐漸變化，本土士人的階層不斷成長，地域文化的不斷提高，唐朝在嶺南統治的不斷深化，嶺南漢化歸唐的工作基本完成，這些都為唐代嶺南海疆開發準備了基礎。
雖然“海上絲綢之路”在漢朝時期就已經開闢出來，但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
嶺南漢化歸唐之後，唐朝控制了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終於在唐朝迎來了更大的繁盛和發展時期。
自此，唐朝的海運線路運力提高，不僅加強了唐朝在嶺南的陸、海防禦體系，更是提高了王朝控馭安南的政治能力，客觀上也推動了南海國際貿易的歷史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迎來繁榮的時期，也是給東西方文明友好交往的一個重要通道，唐文化也源源不斷地傳播到更遠的歐洲和非洲。
可以說，漢朝奠定了華夏民族以“漢人”自稱的驕傲，而唐朝卻也在全世界讓華夏“唐人”聲譽遠揚！
唐·長安城
結語
嶺南地區的百越一直以來因其高山險阻，遠離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自秦漢到隋唐，雖然每代統治者都想收復嶺南，細看下來，也唯有唐代的方式比較穩妥而有效。雖然左降官並非因為針對漢化嶺南而準備的唯一制度，但結合前朝的流刑制度，兩者相輔相成，以左降官為針，智謀嶺南，隨後以嶺南為線，放眼世界，勾畫出了一張屬於大唐也屬於世界的藍圖。
“海上絲綢之路”在大唐的手中走向繁榮，既是世界瞭解東方的一種契機，也體現了唐朝作為一個東方大國，有著海納百川的胸懷！
《睡虎地秦墓竹簡》；
《隋書》；
《舊唐書》；
《資治通鑑》；
《尚書·舜典》；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王承文，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閱讀更多 三顧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