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漫长的中医药文化史，源远流长，宝藏丰富，几千年以来，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彰显着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原始医学黑暗中摸索前行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氏以赭鞭(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此意为采掘)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祖先们，就已有了医药活动。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的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
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大致有伏羲、黄帝、僦季贷、 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这些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周王朝医巫分行
《尚书》有云：“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 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商代始创汤药
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伊尹为商汤时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六气致病、阴阳五行学说初步形成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 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辩证施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
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初成规模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著《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比较著名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刘涓子鬼遗方》等。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典籍大规模问世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那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太医署。
宋金元时期，在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法医学，以及临床各科和对《伤寒论》的研究诸方面，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政府重视，宋王朝创立了校正医书局，对历代传世的重要医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校正，刊行出版，为保存和传播中医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还由官方出面组织力量，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本草方剂专书。
医学学术流派空前繁荣
金元时期，医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学术流派的空前繁荣。当时，刘完素提出火热论，著述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张从正提出攻邪论，著述有《儒门事亲》行于世;李杲提出脾胃论，著述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
朱震亨提出相火论，著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刘、张、李、朱;医史上称之为“金元四大家”，可见其时学术争鸣的一斑。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是我国药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部巨著，后来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等多国文字，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本草纲目》之外，明王朝对于中医学有较大贡献的，还有吴有性著《温疫论》，创“戾气”致病学说。这是17世纪在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见，它为清代祖国医学在温病领域里的开拓崛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这一时期，祖国医学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与伤寒学说相羽翼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理论——温病学说，从而丰富了祖国医学对于外感热病治疗的手段和经验。其时叶天士著《温热论》，薛生白著《湿热条辨》，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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