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隐逸"这一文化现象一直是文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而"渔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是作为隐逸之士而存在的。因此，许多文人士大夫经常以"渔父"为题表达自己对隐居山林的向往之情。

其实，最早出现渔父形象的并不是在绘画中，而是在文学中。早在《庄子·渔父》、《楚辞·渔父》这两首诗词中，便对"渔父"赋予了超然旷世、洒脱自然的特征，同时也是我国渔父文化的源头。

此后，渔隐意象被历代文人所用，他们希望通过渔父的形象来表达出自己所体悟到的人生哲理，但是不同时期的文人所体悟到的智慧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笔下的渔父也表达了不同的意境。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宋代"渔隐"题材山水画形成的原因以及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

"渔隐"为何物？

在山水画中，渔父通常都是以驾舟于江中的形象出现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和渔父同时出现的必然有两样东西，第一便是水，在宋代山水画中，水是渔父题材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第二便是"舟"，这里的"舟"，我们可以看作是渔人依靠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山水画中的渔父形象有两种身份，一个是渔夫，相对应的他的舟就是他劳作的工具，一般山水画中的渔人以这种身份出现的话，基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现，而且他们的船上还会出现桅杆、渔网等。他们出现在画面中基本都是以"动态"的形式出现的，画面中他们正在撒网或者正在收网，展现给我们的是集体劳作的画面；另一重身份则是渔父，他是文人士大夫隐逸精神的寄托，也可以说渔父是一种隐士。当山水画中是以"渔父"形象出现时，大多是孤舟的样子出现。渔父架着一叶扁舟逍遥于江上，顺着江流，飘飘荡荡，好不惬意，这也是文人心中期盼向往的隐逸生活。

隐士在我国历史上的角色通常都是受人追捧的，不管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战乱频繁的时代，隐士的地位和名声一直都是不同凡响的。隐士一次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缮性篇》，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在这段话中，庄子不仅明确了隐士这个词的含义，同时还给出了隐士出现的背景及其文化特征。总的说来，我国隐士主要是指那些远离尘世、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的文人，这类人通常先仕后隐，一般是在仕途上受到了挫折上海，辞官而去。他们隐居山林间，虽然远离朝堂、隐居山水间，但是他们仍心存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代"渔隐"题材山水画形成的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武臣的身份夺得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大宋王朝。之后他担忧自己的王朝会重蹈覆辙，于是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甚至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这种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政策被宋朝皇帝传承了下来，因此宋代形成了一种以文官制度为基础的统治格局。

虽然说宋代重用文臣，但是统治者对文臣也是忌惮的，所以宋代的统治者一直都在全力的对付自己的内部。因为"崇文抑武"的政策，宋代的武力方面一直很薄弱，所以在对待外族侵略的时候是无力还手的，和辽国打仗，以失败告终，和金人抗争，同样是以失败结尾。在这种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宋代的士兵在不断的减少，因为失败签订的屈辱性和议导致国土面积不断的减少，而且还将金银和粮棉等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北国，以此换取短暂的和平。由此种种，致使宋人在感情上生出了许多不满。

到了南宋时期，大宋王朝的国土面积已经剩下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南宋统治者却始终偏安一隅，没有抵抗敌军、收复国土的志向。对待金军，宋朝皇帝只是一味的投降，文人志士对他的鼓动和讽谏都不起作用。统治者的态度让他们对这个国家失望透顶，因此出现了悲观的情绪，同时也产生了隐逸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文人的文学和绘画中，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和激愤的情绪。

总结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中，隐逸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在文人士大夫的生命中是一直存在的。宋代时期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其实是有特定的历史因素的。宋代文人通常都具有高超的才情，他们不仅能够绘画，同时还可以将诗文与画境相通，在绘画中融入自己的深远闲谈，表现出自己超然的心境和埋怨。

我国北宋时期作品中渔父的形象还仅仅是依附于山水间，但是到了南宋便逐渐成为画面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画家托物言志的一个人物形象。

山水画在北宋时期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使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激发了他们积极入世的想法。北宋时期的山水画表现的多是客观自然景象，通过全景式的构图来表现北方山水雄伟壮观的特征，但是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则是以真实的细节和追求诗意为自己的特色，更加讲究空间镜像的营造。

"渔隐"题材的山水画发展到南宋时期，开始在画面中追求诗意。随着这种心境的改变，画面中的人物也有所改变，从北宋时期带有生活气息的渔夫等形象向高士转变，审美趣味也逐渐从注重现实生活向表达自我情感过渡。南宋国土沦陷，朝廷偏安一隅，不但压制那些抵抗金兵的民众，而且统治者总是屈膝投降，使当时的文人非常失望，于是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思想。这种思想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带有隐逸的思想，这也是他们积极抗金，同时复国无望之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