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群體、團隊、企業、國家，乃至世界都有面臨危機和壓力的時候。危機可能來自外部壓力，比如被配偶拋棄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國受到另一國的威脅或攻擊。危機也可能在內部觸發，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國家內部的紛爭戰亂。個人和國家如何應對危機， 通過個人危機的縮影去觀察國家危機有什麼意義，是《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著《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嘗試解答的命題。
戴蒙德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會員，《槍炮、病菌與鋼鐵》是他的代表作品。
本文節選自《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曾楚媛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原標題《椰林大火的遺燼》。
大多數人在一生中會經歷一場個人的鉅變或者危機，有的人還不止一次。有些危機因為我們自身的改變而消解，另外一些卻並非如此。國家也會遭遇危機，而同樣地，一部分危機通過國家自身的變革而順利解決。治療專家從大量關於解決個人危機的研究案例和軼聞中找尋規律，那麼，這些結論可否幫助我們認識國家如何化解危機？
作為這本書的開端，我打算講兩個自己經歷的故事來解釋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據說，孩子最初的可信記憶大概從四歲算起，當然有些特定事件能夠追溯到更早的時候；我的情況和普遍的說法是吻合的。我最早的記憶是五歲生日不久後發生的波士頓椰林俱樂部大火事件。儘管（幸運的是）我沒有親歷這場大火，我的父親——一名外科醫生當時的恐慌——讓我間接地經歷了這一事件。
1942年的11月28日，一場大火爆發在人潮湧動的波士頓椰林俱樂部（Cocoanut Grove，俱樂部老闆使用的拼寫）。火情迅疾，俱樂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卻被堵住；最終492人喪生，還有數百人經歷窒息、吸入煙霧、被踐踏和燒傷的痛苦。波士頓醫療系統的任務如此艱鉅——他們不僅要處理大火帶來的傷亡，還要治療那些心靈受到重創的人：比如說傷亡者的親屬，他們因失去至親悲痛欲絕，還有逃過一劫的那些人，他們在倖存的內疚中輾轉反側。十點一刻以前，人們一如往常地相約在在椰林俱樂部，慶祝感恩節週末，觀看橄欖球比賽，又或者是擁抱休假歸家的軍人。時鐘敲響十一下，歡聲笑語泯滅，只殘留冰冷的軀體，受害人親屬和倖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們預期的生活脫離了軌道； 他們為親人死去自己卻活著而感到羞愧。有些人失去了自我身份認同中佔據關鍵位置的人。這場大火動搖了倖存者以及其餘波士頓人（包括當時五歲的我）對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懲罰的並非頑劣之輩，也不是惡人：他們就是再普通不過的平凡人，無故喪生的平凡人。
有的倖存者和受害人親屬終其一生被傷痛所折磨。有少部分人選擇結束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經歷最初幾周的極度痛苦和不願接受事實的過程後，開始逐漸進入一個緩慢的階段，他們從悲痛到重新審視自己，嘗試重返正軌，然後發現自己的世界其實沒有全然崩塌。許多失去配偶的人後來再婚了。不過，數十年後，哪怕在最好的情況下，在椰林俱樂部大火中涅槃而來的全新身份和火災發生前人們舊的自我“馬賽克化（mosaics）”地共存。在本書中，我們會有很多機會談到這個“馬賽克化”的比喻，這是一種個人或國家內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艱難共存的狀況。
椰林俱樂部大火提供了個人危機的一個極端例子。但這種極端僅僅是由於不幸同時降臨於如此多的人身上——事實上，受害人的數量之多還引發了另一種危機——正如我們將會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樣，心理學亟須找到新的解決路徑。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會直接經歷個人危機，或者間接地經由親屬或朋友去感受危機。無論是隻有一個受害者的經歷，還是多達492 人亡故的椰林俱樂部大火事件，痛苦同樣沉重。
我們再用一個國家危機的例子做比較。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我旅居於英國。當時，我和我的英國朋友們都未全然意識到，這個國家正處在一場緩慢而不覺的危機之中。科技領先世界、文化歷史源遠流長，英國的獨領風騷曾令其國人為之自豪。彼時，英國人仍沉湎於往日的榮光——全世界最大的艦隊，數之不盡的財富，還有遼闊的帝國版圖。不幸的是，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經濟開始走下坡路，帝國範圍逐漸縮減，國家實力式微，英國對自己在歐洲的角色感到迷茫，並且不知如何解決長期的階級差異和驟然襲來的移民浪潮。1956年到1961年間，昔日的巨人終於遭到臨頭一擊：英國解散了餘下的戰艦，經歷了首次種族暴亂，並開始同意非洲殖民地的陸續獨立；蘇伊士危機更是屈辱地揭露了英國不再躋身於獨立自強的世界大國行列的事實。我的英國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這些事件，並把它們解釋給我這個外鄉人聽。英國民眾和政治家們關於自己國家身份角色的討論在這種種衝擊中愈演愈烈。
六十年之後的今天，英國成為新我和舊我共存的“馬賽克化”的國家，她褪下了往日帝國的華服，換上了多元社會的新衣。英國以福利制和高質的公立教育體系來縮小社會等級間的差異，但她曾享譽世界的海軍和經濟實力再未能回覆如初，也在處理與歐洲的關係方面（“脫歐”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聲。但英國始終是世界上前六富有的國家，仍然在象徵性君主下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並且在科學技術上名列世界前茅，還保持使用英鎊而不是歐元作為國家貨幣。
這兩個故事呈現了本書的主題。個人、群體、團隊、企業、國家，乃至世界都有面臨危機和壓力的時候。危機可能來自外部壓力，比如被配偶拋棄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國受到另一國的威脅或攻擊。危機也可能在內部觸發，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國家內部的紛爭戰亂。不管是應對來自外部還是內部的壓力都需要選擇性變革（selective change），對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如此。
這裡的關鍵詞是“選擇性（selective）”。個人或國家不可能完全改變和拋棄代表自己過往身份的一切，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戰恰恰在於，在危機中的個人和國家如何取捨，想清楚哪些部分運作良好、不需要改變，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變更。在壓力之下，個人或國家必須做到直面自身的能力和價值。他們必須判斷，自己身上的哪些零件可以留下並適應全新的情況；另一方面也需要鼓足勇氣去辨認那些必須變革的方面。這就要求這些個人和國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的新方案，來適應餘下的自己。與此同時，要劃分界線，指明那些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拒絕被改變的元素。
以上就是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要意識到兩者間的重大差別。
我們如何定義一場“危機”？簡單來說，英文中的“危機（crisis）”一詞來自希臘語中的名詞“krisis”和動詞“krino”，它們有以下幾種解釋：“使分開”，“做決定”，“加以區分”，以及“轉折點”。所以，我們可以把危機看成一個緊要關頭（a moment of truth）：一個轉折點，和“大多數”其他時刻的前後情況相比，這一個“時刻”前後的情況和另一個時刻“極其”不同。我強調“大多數”、“時刻”和“極其”這幾個詞，是因為在決定一個轉折點到底能否被稱作“危機”，還是僅僅是轉瞬即逝的流光或者循序漸進的自然進化的時候，我們要實際地考慮這一時刻有多麼短暫， 這種情況的變化有多麼不同，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時刻相比，這一時刻有多麼罕見。
轉折點意味著挑戰。當以往的處理方法不再適用於應對新挑戰，危機感創造出壓力，這種壓力激勵我們去找尋新的解決路徑。如果這個人或這個國家找到了更好的應對方案，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危機被成功地化解了。不過，在第一章中，我們會看到，其實成功解決危機和未能成功解決危機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這種成功可能僅僅是局部的成功，可能並不長久，相同的問題也可能捲土重來（比方說英國在1973年加入歐盟，好像是“解決”了它在國際角色定位中的危機，但是在2017年英國又以公投的方式離開歐盟）。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實際問題：一個轉折點要多短暫、多關鍵，還有多罕見才能被稱為“危機”？ 或者說，在人類的一生中，在上千年的區域歷史長河裡頭，該如何定義發生的是一場“危機”？這些問題有不止一種答案，不同的答案為不同的目的服務。
其中一個極端的解釋把“危機”一詞界定為長間隔、極罕見、戲劇化的鉅變：也就是說一生僅有幾次，國家幾百年才一見。舉個例子，一位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大概會認為，在大約公元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建立之後，稱得上“危機”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頭兩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年及公元前218-201年），然後是古羅馬從共和國時期進入羅馬帝國時期（約公元前23年），最後是日耳曼蠻族入侵帶來西羅馬帝國的覆亡（約公元前476年）。當然，這位歷史學家並不會就此認為其他發生在公元前509年到公元476年間的事情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機”這一詞留給了非同尋常的這三件事。
作為對比，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同事戴維·裡格比（David Rigby）以及他的助手皮埃爾-亞歷山大·巴蘭德（Pierre-Alexandre Balland）和讓·博西瑪（Ron Boschma）曾發表過關於美國城市“技術危機”的精細研究。他們提出，“技術危機”的操作性定義是專利應用的持續低迷時段，其中，“持續（sustained）”一詞被賦予了數學定義。根據這些定義，三位學者發現，美國城市平均每12年會經歷一場平均持續4年的技術性危機，並且，一箇中等的美國城市發現自己在每十年當中有三年處於這樣的技術性危機階段。戴維等三人發現，這對認識實際利益相關的問題很有用：為什麼有些美國城市能夠避免定義所描述的技術性危機，有些城市卻不能？不過，羅馬的歷史學家會認為戴維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對象不過是寥寥短章（ephemeral bagatelles），而戴維等人則會就其對長達985年的羅馬歷史譜系中其他事件的視而不見做出反駁。
我的觀點是，“危機”的定義可以隨著不同的頻率、不同的時間長度以及不同的影響範圍而變化。我們既可以研究罕見的大型危機，也可以從頻繁的小型危機中得到認識。在這本書中，我採納了從幾十年到上百年的時間範疇。在我所經歷的生命時間段內，我在書中所論述的國家都經歷過 “重大危機”。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沒有遭遇過更頻繁出現的小型轉折點。
不管是個人危機還是國家危機，我們通常關注單個的緊要關頭：比如說，妻子告知丈夫她提出離婚申請的那一天；或者是（在智利歷史上的）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軍方推翻智利民主政府、總統自刎的那一天。有些危機確實毫無預兆地就降臨了，比方說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嘯（Sumatra tsunami），在一瞬間帶走了20萬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駕駛過程中不幸與鐵路交叉口的火車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四個孤兒。不過，大部分的個人和國家危機都是多年以來進化型變革的積累：就像是上述的離婚雙方背後存在已久的婚姻問題，又或者是智利一直以來的政治和經濟難題。這樣的“危機”是對長期累積的壓力的一種突然的意識或者驟然的舉動。澳大利亞前總理魏德倫（Gough Whitlam）就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本質。1972年12月，他（我們會在第七章看到） 在短短19天內提出了一個包含重大變革的旋風計劃，但是他卻輕描淡寫地說，這些改革只是“對（澳大利亞）已然存在的問題的承認”。
國家不是個人的放大化：二者明顯在許多獨立層面上各有特點。那麼，通過個人危機的縮影去觀察國家危機為什麼是有意義的？這種方法有些什麼優點？
我經常在和朋友及學生討論國家危機的時候談到其中的一個優點，那就是，對非歷史學家來說， 個人危機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個人危機的視角讓普通受眾在“聯想到”國家危機和弄清楚它們的複雜性的時候能夠輕鬆些。
另外一個優點是，對個人危機的研究已經有不少成果，那些幫助我們瞭解不同的個人危機結果的影響因素集合為我們在試圖瞭解國家危機的不同結果的路上提供了相應的指路地圖。我們要看到，有些影響個人危機的因素同樣直接影響到了國家危機的結果。例如，遭遇危機的個人往往會得到朋友的幫助，正如同陷於危難的國家會接受來自盟國的援手。個人在找尋解決危機的方案時會去參考其他人在解決類似的危機時候的做法；國家也會借鑑和採納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挑戰時所想到的解決方案。個人會從過往危機的解除中獲得自信，國家也一樣。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美]賈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