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3月26日晚，一場高規格的雲上會議——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令全球矚目。峰會發表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提出，“我們承諾採取一切必要公共衛生措施，爭取提供足夠資金來抑制此次大流行病，以保護人民，特別是最脆弱群體”。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強調，二十國集團應加強疫情防控信息共享，推廣全面系統有效的防控指南，適時舉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高級別會議。
疫情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也調整了我們凝望世界的角度。我們聚焦的熱詞不再只是全球經濟、氣候變暖，而不得不加上了超級病毒，公共安全風險防控和公眾風險素養提升，也成為整個社會的必修課。
經濟發達≠風險素養高，公共健康意識培養要重返課堂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宋敬武
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大區，經濟繁華，人口眾多，華僑聚集。以往此時，倫巴第大區區府米蘭已經遊人如織，而現在，這裡是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即便如此，很多老年人會頻繁跑去超市裡的咖啡廳‘聚集’，在那裡，老朋友們一杯咖啡還是能喝一上午，不戴口罩聊大天。”全國政協委員宋敬武說。
當疫情迅速在歐洲蔓延，他在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的身份，積極對接對外捐贈、援助事宜的同時，也會注意收集國外朋友圍繞疫情防控的所見所聞。
記者：老人們都在家待不住，年輕人會老老實實在家待著嗎？
宋敬武：據瞭解，很多意大利人在封城後還往外跑，可以說，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一時難改。但我的意大利朋友告訴我，所有華僑在接到封城指令後，都老老實實在家待著。為什麼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反應並不快？對經濟發達與社會治理成熟度之間是否可以畫等號，我存在著疑惑。
現在看來，風險近在眼前，但很多西方人因為思維方式與我們存在明顯差異，他們不擔心，也不積極防護。中國醫療隊進入意大利後，做了很多工作，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疫情在當地的快速增長。但必須看到，整個疫情防控形勢還非常膠著，意大利確診病例還沒有到峰值，無論是意大利，還是其他正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都應號召百姓以自我隔離為國家抗疫爭取時間，這是特殊時期社會治理的堅實基礎。
記者：結合國外抗疫的情況，您如何看待各國百姓風險素養的提升？
宋敬武：原先，我們談全球化，會馬上想到經濟全球化、氣候變暖、綠色發展等問題，經此一疫，我們必須看到，我們還會共同面臨抵禦病毒的挑戰，在我們採用經濟抗疫手段的同時，必須加強公共健康意識，提升所有人的風險素養。
比如，高度重視環境衛生；流感季佩戴口罩；國家對於消毒防疫用品要像糧食、石油那樣做長期足夠的儲備。再比如，學校應該開設公共健康課程、防疫課程，就像防災課程那樣，經常演習，讓人們的公共健康意識成為習慣、素養，生活中的一部分。
同時，在全球治理層面看，前期大家對經濟全球化有著高度的認同，很多制度是為經濟交流與合作設置的。在抗擊疫情的新形勢下，我想也會在這個領域產生新的全球治理體系，涉及公共衛生方面，既要有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的框架，各國和各區域之間也應該行動起來。
我們一定要未雨綢繆，全力抵抗病毒和超級細菌對人類攻擊的治理體系，涉及公共衛生安全的政策協調，要反思並形成類似氣變公約的協調治理機制。無論是經濟貿易還是環保、安全的全球體系，中國都是後來者、積極的參與者，作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面對百年未見之大變局和病毒對人類的襲擊，在未來建立健康安全的全球治理體制的過程中，中國憑藉此次抗疫的成功經驗、模式、機制，可以也應當發揮積極作用。
當任性“跑步女”挑戰底線，基層防疫應急預案短板急需補上
△全國政協常委，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委員、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
抗疫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要穩住經濟發展勢頭，不使其失速；另一方面更要積極補齊社會治理短板、補上全民風險素養培養這一課。具體該怎麼做？圍繞這一話題，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記者：習近平主席在G20會議上指出：“疫情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衝擊，各國應該聯手加大宏觀政策對沖力度，防止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要實施有力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對於這番表述，您如何解讀？
張連起：這是基於經濟領域“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出的有力信號，也是提振世界經濟復甦士氣的響亮聲音。
疫情防控關乎生命，復工復產關乎生計。歷史上，很多大流行病風險剛剛解除，就業、民生保障的風險就接踵而來。要應對這些風險，就要求我們守住顛覆性風險的底線，心無旁騖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抗疫取得階段性成績。眼下看，我們要發揮我國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構建一個上下聯動、左右協調、運行有效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應急管理組織體系。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構建功能型與賦能型相結合的組織架構。功能型機構是“柱”，賦能型機構是“梁”，兩者相互作用，房屋才能更牢固。在發揮應急管理的綜合優勢以及疾控、物資儲備、交通運輸、衛生健康、發展改革、財政等相關部門專業優勢的同時，要更好地發揮各級應急管理議事協調機構“梁”的牽頭抓總作用。要理順中央和地方職責關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細化“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原則，進一步強化地方在突發事件應對中的主體意識、主體責任、主體作用。同時，加強中央在頂層設計、規劃佈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等方面的職責，更好地發揮指導協調作用。
從基層治理層面分析，企事業單位、市場主體、基層社區、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都參與到了這場人民戰爭中去，實現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治。
記者：這一過程中，我們還是看到一些不和諧因素。比如，應急治理社會化網絡不完善、基層社區參與應急治理能力有欠缺、社會組織不成熟、公民個人的風險素養和應急能力不充分等。抗疫期間，任何治理短板都可能讓民眾產生新的恐慌。對此，我們應如何反思和改進？
張連起：這次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既考驗從全國到地方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考驗全體國人的文明素質，或者叫風險素養。比如不少人都知道某外籍任性“跑步女”的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個體的任意和任性，帶來的惡果可能要讓全社會“買單”。在嚴峻艱鉅的人民戰“疫”中，民眾的責任感和行為的規範性扮演著重要角色。
針對“跑步女”現象，我建議，未來應對企事業單位、基層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進行防控培訓和演練，鼓勵和組織基層社區和公眾積極參與應急規劃和預案編制，不斷增強其風險素養和危機應對能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難題提供“中國方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
疫情無國界，疫情是各國共同的敵人。經此一疫，我們應如何看待抗疫命運共同體背後，國際關係的重塑？圍繞這一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做了解讀。
記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全球抗疫進入膠著狀態時，很多人有這樣一種“感覺”：原本被我們聚焦的全球經濟格局之上，全球在社會治理方面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也應呈現出一些新的秩序。您如何看待這一“感覺”？楊光斌：全球正在抗擊的共同敵人新冠肺炎，決定性地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人類真切地感受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同呼吸共命運，因而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再只是一種呼籲和願景，而已經是國際社會的迫切性重大議程。
在我看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在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過去300年，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雖然被標榜為“自由世界秩序”，秉承的卻是強權邏輯，因此我們才看到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霸權戰爭不斷上演。
實踐已經告訴我們，飽受不平等、非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當然擁抱給予他們平等地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這個概念才會被寫進聯合國的有關決議之中。而世界歷史又驗證了中國一句古話：時勢造英雄。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傳承了“天下大同”這一中華文明基因，也一以貫之地體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以“和”為原則的對外關係——這既是毛澤東時代倡導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改革開放後的“和平與發展”、“和平崛起”，還是新時代所倡導的“和”的最高境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然，同樣是“和”為貴，如果說之前的“和”是為了我們在夯實發展基礎時的兼容幷包，那麼今天的“和”，則是我們為世界提供解決難題的“中國方案”。
記者：崔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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