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7月，当她抵达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时，只有两岁，她是臭名昭著的克洛蒂尔达号(已知的最后一艘把非洲人带到美洲的奴隶船)船上的一名俘虏。她于1940年去世，享年82岁，她是最后一艘奴隶船的最后一名幸存者。她的名字叫Matilda McCrear。
“克洛蒂尔达”号奴隶船
1860年，Matilda所在的城镇遭受了达荷米军队的突袭，她和母亲Gracie以及另外三个姐姐，一起被押送到奴隶港口维达，在那里开始了奴役之旅。作为洛蒂尔达号船上的一名俘虏，由于她太小，以至于不记得那地狱般的六个星期。但是她的母亲Gracie后面告诉了她这些痛苦的经历。那时惊恐万状的孩子们紧紧地抱住母亲，在黑暗里呜咽了好几个小时。最后Gracie的侄子和邻居的儿子在航行中丧生。
当108名“克洛蒂尔达”号幸存者抵达莫比尔时，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当地的种植园工作。Gracie和她的两个小女儿（蹒跚学步的Matilda和10岁的Sallie）被卖给了Walker Creagh，他是一名种植园主、医生和州代表。两个大女儿去了另一个买家，她们的家人再也没有她们的消息。一到种植园，Gracie就和一个叫Guy的人住在了一起，他也是克洛蒂尔达的幸存者。
天生的反抗者
Matilda是天生的反抗者，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从俘获她的人那里逃跑。她和Sallie在沼泽地里多了几个小时，结果被监工的狗发现了。1865年，南部邦联的垮台带来了解放，这个家庭决定采用了Gracie这个名字。达拉斯县有368名白人地主和商人，还有3000多名没有土地的黑人。当时，必需品是在James McDonald经营的商店里买的，他是雅典城最富有的商人兼农民。Gracie和Guy几乎不会说英语，交流主要是通过手语，所以会双语的Matilda给他们的清单提供翻译。
Matilda14岁时，生下了一个女儿Eliza。父亲Bob Mose是个白人。奴隶制度可能已经废除，但黑人女孩和妇女仍然受制于白人男性的性掠夺行为。后面她又生了两个混血女儿。1879年12月，Matilda的母亲Gracie死于肺结核。根据她的死亡记录显示她已经60岁了，但事实上，她才40多岁（所经历的苦难让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
新的婚姻
Matilda现在独自一人，因为一场毁灭性的龙卷风把雅典城变成了一座鬼城，她把家人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马丁车站。在那里她遇到了Jacob Schuler，他是一名德国装订工人，1865年移居美国，所做的是让黑人有充分理由憎恨和恐惧的工作：警察、副警长和监工。
然而在接下来的17年里，Matilda和Schuler结婚并且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好，一共生了7个孩子。他们的孩子Frederick、Matilda、Sylvester、Emma、Johnnie、Joe和Thomas，以及他们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妹(Matilda的四个孩子在婴儿期就死了)，成为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后来，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起了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的名字。然而，他们的姓却千变万化：Craigher、Crear、Creah、Creagh、Creagher、McCreer和McCrear。(最后一种变体是Matilda的首选姓氏。)
生活改善
到了20世纪初，McCrear的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她可以租一个农场了。她的成功不仅与她的勤奋有关，也与Frederick、Matilda和Sylvester已经长大，可以和她一起工作有关。同时Schuler对家庭关系的维持也做出了贡献。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棉铃象鼻虫在棉田里进行破坏，McCrear的一些孩子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而迁移到城市。Emma搬到塞尔玛，Eliza搬到莫比尔。John在伯明翰附近定居下来，为铁路公司工作。
1931年，McCrear的孙子们告诉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因服役而获得了一笔奖金。这个消息促使当时73岁的McCrear站起来，走了17英里去塞尔玛，说政府也欠了她一笔债。《塞尔玛报》后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Tildy McCrear认为，她在非洲的家被人抢走时她还是个婴儿，需要一点补偿。为了证明她的出身，她在左脸颊上留下了三个伤疤。当被告知不会有任何补偿时，她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告诉遗嘱认证法官，她认为除了她所得到的，她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据报道，McCrear还想消除人们的一种想法，那就是Africatown的创始人之一Cudjo Lewis不是克洛蒂尔达号唯一幸存的人，她和Sallie Smith实际上还活着。
1937年，McCrear搬到了塞尔玛，和她的孙女Emma住在一起。1940年1月1日，黑人医生纳Nathaniel D. Walke在她中风后被叫到她身边照顾她。作为幸存者，她坚持到了1月13日。三天后她葬在了Martin的墓里。
活着的遗产
McCrear的孙子，Johnny Crear是她精神和勇气的继承者。他本来离开了塞尔玛，去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并打算再也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由于受到母校精神的感染（这个国家唯一的黑人天主教大学），他决定回报他的家乡。在民权运动期间，他以殴打的罪名被捕。而他的“罪行”是阻止一个白人试图把一条活蛇塞进他的喉咙。Crear后来成为一名医院管理人员，为那些穷得付不起钱的人提供照顾，被评为扶轮社的年度公民，最后成为一名社区领袖。他曾在十几个理事会中帮助整合天主教社区。提到自己的祖母，他既为她的勇气和韧性感到骄傲，又为她所遭受的痛苦感到愤恨。
Johnny Crear有九个孙子，其中一个名叫Paul Calhoun III ，今年27岁，他在亚特兰大长大。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了大学和研究生，最后像他的祖父一样，回到了南方的家乡。他说
更多地了解我的曾曾祖母，以及她在流离失所、边缘化、创伤和逆境中坚持不懈的精神，增强了我对家人的自豪感。Crear一家人，不管他们的名字有多少变化，都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从祖先由奴隶船到被贩卖到棉花田，再到曾曾祖母含辛茹苦养育着孩子；再到有骨气的孩子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扎下根来；最后孙辈和他们的后代继续努力奋斗着。这是一个令人深刻的故事，里面包含着强迫和自愿的迁徙，有向心力的家庭关系，以及个人的决心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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