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沒有讀書，今天聊一本最近在讀的書《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思想啟發很大。作者是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著名的史學家孔飛力先生。孔飛力，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5日，我也不知道這本書到底是孔先生何時寫的，好書不怕晚，常讀常新，從這本書裡，有許多碎片化的思考記錄在此。
豆瓣評分0.0，可見此書受歡迎度
此書描述了在乾隆盛世期間，在浙江、江蘇等地發生的民間迷信事件，其中涉及到“偷魂”的妖術。自古以來，中國人都相信靈魂與肉身是可以分離的，因為衍生了一種迷信觀——掌握妖術的“術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偷走人的靈魂。這本來只是一些小型的、地方區域流行的迷信文化和活動，後來在專制社會和封建官僚的層層加碼之下，這個小小的鬧劇最終演變成了被統治者定性為反叛的國家層面的災難事件。透過這個事件，可以看到專制到達頂峰的社會究竟有多可怕，一個小小的謠言就可以讓整個國家上躥下跳。
對於1768年妖術大恐慌事件的敘述運用了三個視角：底層平民立場、官僚立場和頂層（皇帝弘曆）立場。
在專制背景下，官僚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儘量不折騰，這也是他們在中國官場摸爬滾打駕輕就熟的經驗之談。不折騰，才能不驚動上層，不驚動上層就不驚擾皇上，這樣才能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坐享地主收成——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轄區就是他的土地。同時幹滿三年之後，政績財富雙豐收，對上忠誠可靠，對下功德圓滿。
倘若任憑官僚生態系統如此生長，其必然的結果就是皇權淪為擺設，中央對地方失去了控制權。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必要的手段就是在官僚系統中釋放某種“刺激”，這種刺激就是孔飛力所言的“政治罪”。專制君主對整個官僚系統保持習慣性的戒心，以某些證據（其實很多時候這些證據都是莫須有的）來懷疑官僚對朝廷對君主的忠誠，以此明示自己的權威，收緊中央對地方的“韁繩”。
百姓對於妖術的迷信並演變成社會風潮，無疑勾起了乾隆的權力戒心。自古以來，皇權系統對民間迷信的態度都是曖昧的。一方面，他們需要迷信來實行愚民統治；另一方面，封建迷信在被鄉村知識分子利用之後，對流民加以思想武裝，再加上特定災荒的年份加持，很可能就會演變成反叛的災難。這一點在歷史上多次重演。
起初，乾隆對此並不以為然。當規模越來越大，他懷疑這是一場被民間造反組織利用的有預謀的逆反。對於一個無法親歷現場的高層來說，產生這樣的戒心再正常不過了，但是在龐大的行政系統治下的官僚而言，這無異於一場人人自危的災難，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一切手段、力量向皇帝表決心，當然，必然的代價就是無數無辜的生命淪為這場政治遊戲的陪葬品。
專制制度的可怕之處正在於此。整個國家的創造力和各層機構組織的主動性喪失殆盡，官僚全心全力思考的不是為百姓謀福利，而是在維持自己政治門面的前提下實現利益攫取的最大化。在專制集權的政府下，民眾表面上對政府唯唯諾諾，言聽計從，政府貌似很有威信，其實恰恰相反，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是極其脆弱的。政府駕馭百姓的主要手段是施威。這也很好理解了，中國的聖賢們為什麼要反覆教導歷代的統治者：取信於民。因為這個“信”太難了。
反過來，在專制集權的社會，特權階層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呢？恰恰相反，他們的安全感也很脆弱。特權階層的財產和地位無法從法律上取得公證，僅靠先輩的榮耀和血緣得以維持。特權階層的特權得以建立的根基在於專制制度，問題恰好出現在這裡，一旦專制制度被顛覆，那麼自己將一無所有，所以他們極力維護專制制度是為了保住自己一時之利益。站在權力巔峰的人用威權取得利益，那麼他也必將用威權捍衛統治，疑神疑鬼，時刻保持防止政權遭到傾覆的警惕心。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態中，皇帝和官僚的權力之間處於一種有趣的平衡。士紳階層依靠宗族聚攏社會中下層力量，皇帝依靠君權神授獲取士紳階層的支持，誰對誰都談不上真誠的信任，但誰也離不開誰。
在集權體制下，為了攏聚民心，政府就必須要使老百姓的時常保持神經緊張狀態，以務必團結在中央周圍。運動性嚴格執法，運動性全國反腐，運動性清查造反組織就成為必然，這樣一方面釋放中央偉大英明的信號，使老百姓重新憧憬包青天式的政治清明世界。這其實和宗教是有些類似的，在宗教宣傳中，牧師或教主為了培植教民或信徒對組織的信任，經常的散佈各種“神蹟”、“見證”，以宣揚牧師的權威性及合理性，凝聚人心，信徒對此既興奮又緊張，既期盼耶穌現世又怕耶穌遲遲不來。
保持皇帝偉大英明的最好方法不是塑造專制，而是想辦法讓皇帝少說話，丞相多說話。這個道理和信仰上帝是一樣的，上帝從來不說話，但是神父一直在說。從這個角度來說，乾隆被他爹雍正坑慘了，設立軍機處，雍正可以保證自己勤政，保證自己工作狂，保證自己英明正確，但是他沒法保證自己的兒孫們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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