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釐錙銖:​幾方官印對《元史》等史書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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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方官印對《元史》等史書的修正

李玉強(毫釐錙銖)

李玉強(網名:毫釐錙銖),1970年生人,漢族,法律碩士學位,現為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員額法官、民革道里一支部主委。受傳統文化影響,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古錢幣、戰漢銅鏡及遼金官印收藏,特別是近些年專注於遼金官印研究,並小有建樹。曾在華夏古泉等多個網站擔任版主,現為中國收藏家協會錢幣委員會會員、黑龍江省收藏家協會錢幣專業委員會理事。


金代末年,伴隨著蒙古鐵騎的迅速崛起和多次大規模南侵,以及與南宋、西夏的局部戰爭,和統治區域內割據、起義的此起彼伏,金朝統治者漸趨內憂外患的境地,致使這段歷史紛繁複雜而又豐富多彩。
金末歷史(特別是金末割據政權的歷史)多收錄在《元史》、《蒙兀兒史記》、《新元史》等史書中,但囿於上述史書為明初宋濂和清末屠寄、柯劭忞等學者所修,成書時間分別為1370年、1915年和1920年,距金末已逾一百三十餘年至數百年的時間,再加之金末戰端四起,諸多歷史事件及典章制度不見著錄,導致很多史實失於載錄或存在偏頗。


但隨著我國近些年考古事業的發展和文玩、收藏品市場的方興未艾,一些蘊含豐富歷史信息的文物特別是金代(含同時期割據政權)官印的發現,對金史起到了拾遺補缺作用。景愛先生在其《金代官印集》中曾以對大同年號的考證為例,詮釋了官印的“訂正年號之誤”的功效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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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統四年二月 日 御史中丞之印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徐曉丹先生收藏一方中央監察機構——御史臺的高級長官印“御史中丞之印”,此印青銅材質,包漿為老生坑(傳世多年),印體較大,為方形、橛紐的金代官印標準形制,印面邊長9.95釐米,印臺厚2.1釐米,通高5.5釐米,印紐長4.54釐米,印紐寬1.64釐米,重1788克,印文為“御史中丞之印”6字,字體為漢字九疊篆書朱文(陽文),豎列兩行,自左至右反體順讀,印背紐兩側陰刻楷書漢字10字,左側鐫刻“禮部造”,右側刻“天統四年二月 日”,印紐頂端刻“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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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使用過“天統”年號的共計有三,分別為北魏時邢杲(528-529)、北齊後主高緯(565-569)及元末明玉珍(1362-1366)。南北朝時期的官制特點與漢代接近,印章均採用白文(陰文)鐫刻,字體多為繆篆,大小在3釐米左右見方(略大於漢代官印,目前所見最大的為南齊“永興郡印”,為5釐米見方),紐式多為鼻紐,還有瓦紐、龜紐、駝紐、羊紐、馬紐、龍紐等形制,製法為鑿、鑄兩種,且均不在印背鑿刻年款;而明玉珍政權系元末割據政權,其頒發的官印多受元代官印影響,具有在紐式、形制、篆書寫法及印背刻款異於金代官印的鮮明的元代官印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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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中丞之印”從銅質、形制、文字及刻款等風格特點看,與上述時代官印特點明顯不符,且具有鮮明的金代官印風格,而據相關史書記載金代及其統治下的割據政權無“天統”年號。《蒙兀兒史記·耶律留哥傳》記載:“眾以遼左未定,宜立重名震懾之,癸酉(1213)三月留哥被推為遼王,建元元統,作都廣寧,”《新元史·耶律留哥耶律薛闍傳》記載:“其部眾遂推留哥為遼王,建元元統,都廣寧,”《元史·耶律留哥傳》記載:“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眾以遼東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為王,立妻姚里氏為妃,以其屬耶廝不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為丞相。”可知,諸史均載耶律留哥稱遼王時使用“元統”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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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這方“天統”款官印外,目前有記載“天統”年號刻款的官印還有三方,即《金代官印集》中刊載的“大遼尚書吏部之印”(該印清宣統二年即1910年出土於遼寧省丹東市,印面8.9釐米見方,印背刻款“大遼尚書吏部之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原藏旅順博物館、今藏丹東市振安區文化館),“萌奪果大猛安合裡太謀克印”(該印1973年5月於遼寧省寬甸縣徵集,印面6.8釐米見方,印側刻款“萌奪果大猛安合裡太謀克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藏處不詳),“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該印解放後於遼寧省鳳城縣出土,印面7.4釐米見方,印側刻款“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天統三年四月日造”,藏處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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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根據出土地點及官印形制特點,主流觀點認為該“天統”年號為耶律留哥稱遼王時的年號,“元統”系史書對“天統”的誤載。筆者認同此觀點,因“天”與“元”字形接近,故《蒙兀兒史記》及《新元史》在該年號的記載上存在謬誤,刻款“天統”年號的幾方官印可訂正上述史書的載錄之誤。




天成元年五月日 左副元帥之印


另外,黑龍江省鶴崗市王建宇先生收藏一方最高軍事機構——都元帥府的高級長官印“左副元帥之印”,此印青銅材質,包漿為北方生坑,印體較大,形制為方形、橛紐,印面邊長9.5釐米,通高4.5釐米,重1260克,印文為“左副元帥之印”6字,字體為漢字九疊篆書朱文,豎列兩行,自左至右反體順讀,印背紐兩側陰刻楷書漢字17字,左側鐫刻“左副元帥之印”,右側刻“天成元年五月日”“少府監 造”,印紐頂端刻“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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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印章的淵源與走向》中將該印收錄,但該書依據該印鐫刻的“天成”年號,將其認定為越南李朝官印。《金元官印輯存》則認為此印系耶律金山在高麗國僭越稱大遼收國王時所用“天德”年號期間所鑄,而史書記載的“天德”年號則系對“天成”的誤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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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使用過“天成”年號的共計有四,分別為南朝梁閔帝蕭淵明(555年5月-10月)、唐朝時期安慶緒(或作天和、至成,757-759)、五代後唐明宗李嗣源(926-930)及越南李朝太宗李佛瑪(1028-1034)。南朝蕭梁官印的特點前文已作說明,不再贅述;唐代官印則改變了長達七百多年的漢魏舊制,廢除了白文,通用增加了些許蟠曲的朱文小篆,卻無宋金九疊篆之多層迴轉和繁複,並承接隋代官印開始多在印背鑿刻年款的風格,在製法上採用了焊接法(世稱“蟠條印”),紐式多采鼻紐,向橛紐過渡,印面較漢魏官印明顯增大,但總體上小於宋金以後的官印;五代時期的官印雖然自成體系,但多承唐代風格,與唐代官印風格接近;而越南李朝官印亦與金代官印特點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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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左副元帥之印”無論是銅質、形制,還是文字及刻款等,均具有鮮明的金代官印風格,與上述時代官制印章風格特點明顯不同,而相關史書記載中金代及其統治下的割據政權無人用此年號,讓人感到費解。但《元史·耶律留哥傳》記載:“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廝不僭帝號於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獨剌為平章,置百官。方閱月,其元帥清狗叛歸於金,耶廝不為其下所殺,推其丞相乞奴監國,與其行元帥鴉兒分兵民為左右翼,屯開、保州關。”“乞奴走高麗,為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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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據史書記載,金末建號的割據及起義政權主要還有:乞奴監國時曾改元“天佑”,劉永昌起義時建元“天賜”(“天賜”年號款官印已有多方實物出土),張致叛蒙時建元“龍興”(下文將對“龍興”年號進行說明)。從字形上看,“成”字與“威”字最為接近,特別篆書寫法更為相像,而其他字形與“成”字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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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書記載耶律廝不僭越稱帝共計7個月,稱帝時間為1216年初,而該印的“天成元年五月”亦符合該段時間。對此,《新元史·耶律留哥耶律薛闍傳》記載:“十一年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律廝不僭號於澄州,稱大遼収國王,建元天成,以留哥兄獨剌為平章,青狗為元帥。”


故可知,出土的這方“左副元帥之印”,系耶律廝不稱後遼皇帝時所使用的軍事長官官印,該印可以補正《元史》中將耶律廝不僭越後所用“天成”年號記載為“天威”的錯誤,猶如《蒙兀兒史記》及《新元史》將“天統”誤記為“元統”一樣,並佐證了《新元史》對該年號的正確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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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愛在其《金代官印集》中收錄了款識為“龍興”年號的兩方官印,分別為“萬戶之印”(該印出土時間、地點不詳,印面6.2釐米見方,印側刻款“龍興二年三月”、“元帥府劄付潭州大團崖造”、“委差官樊”、“萬戶之印”,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巡檢司印”(該印出土時間、地點不詳,印面5.2釐米見方,印側刻款“龍興二七年月日”、“巡檢司印”,見《金石索》、《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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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使用過“龍興”年號的僅為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在益州建國號成家(一作大成或成,25-36)的公孫述,前文已述漢代官印特點與這兩方官印差別甚大,故這兩方官印不是公孫述趁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全國戰亂時,其割據益州時期的官印。據史料記載,貞祐三年(1215)張致據錦州公開叛蒙古自立,並自稱瀛王,後自稱“漢興皇帝”,建年號興隆(或作興龍)。因此,這兩方官印應為張致所使用的官印,史書記載的“興隆或興龍”系對“龍興”的誤載。


綜上,通過以上官印的發現,可以佐證金末特別是貞祐二年南渡以後,在戰火紛飛的北方大地上由各個民族建立起來的諸多政權的存在,補正由於戰亂年代史書記載的不詳和錯誤,並使得非主流史學研究的金末(特別是割據政權)歷史血肉漸趨豐滿。以上為自己的淺薄見解,不當之處望方家斧正。


李玉強(毫釐錙銖)於庚子年二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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