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戰火中的奇蹟
1937年7月，日軍侵華，南開大學遭到日軍的轟炸，校園一片狼藉，北大和清華亦滿目瘡痍。8月，國民政府命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三校在遷往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0月，三校共一千六百多名師生經過長途跋涉到達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不久日軍逼近長沙，無奈之下，臨時大學的師生們只好再次轉移，遷往昆明。一路千難萬險，歷經近半年時間，1938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終於正式開學，並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擔任新校校長。
梅貽琦
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面對日本飛機時不時的轟炸，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從沒有間斷過學習，他們都鉚足了勁，只為等待報效祖國的那一刻。
在那裡，教室的屋子是鐵皮頂，宿舍的屋子是茅草頂，校長的夫人要上街擺地攤賣糕餅，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西南聯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師們。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舉行結業典禮，7月31日宣佈結束，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分別遷回原址。
西南聯大雖存在僅八年，卻群星璀璨、大師雲集，教師們皆為學術泰斗，他們的名字各個如雷貫耳、振聾發聵：陳寅恪、錢鍾書、聞一多、胡適、朱自清、朱光潛、沈從文、金嶽霖、梁思成、林徽因、吳晗、吳宓、華羅庚……
而從這裡走出的學生也都不辱使命，其中就有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稱號獲得者、171位中國兩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師。
在這些傑出校友中，獲得“兩彈一星”稱號的鄧稼先和郭永懷尤其令人懷念。西南聯大的四字校訓“剛毅堅卓”，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兩彈一星”：
鄧稼先
鄧稼先於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懷寧縣的一個書香世家出生，出生八個月後，母親便帶他和兩個姐姐到了北平。他的父親鄧以蟄留學歸來，在北大、清華等學校當教授。從小在清華園中長大的他，不僅熟讀四書五經，學習英語和數學，還通讀世界名著。
1936年，12歲的鄧稼先考入崇德中學，1939年，因抗日戰爭爆發，崇德中學停辦。父親隨後安排他南下昆明唸書，並叮囑他：
“一定要學科學，科學才能興國。”
1941年，鄧稼先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這所學校此時彙集了眾多頂級的學者，當然也包括頂級物理學家。雖然學校條件簡陋，時不時還有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但全校師生都憋著一股勁，日以繼夜地拼命學習。鄧稼先自然不甘於人後，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大學四年的學業。
1947年，23歲的鄧稼先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進入了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1950年，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鄧稼先就婉拒導師的挽留，登上了歸國的輪船。
鄧稼先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後，發表了多篇論文，為中國核理論研究拉開了序幕。1958年8月，鄧稼先秘密加入了中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雖然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鄧稼先和許多同事都遭受了批鬥，但他們仍然埋頭苦幹研製氫彈。
1979年，一次氫彈空投試驗失敗，鄧稼先不顧危險立刻趕去輻射區勘查，也是因為這次事故導致他身體受到了輻射影響。1986年，62歲的他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
楊振寧曾問鄧稼先：
“原子彈研究成功後，得到了多少獎金？”
鄧稼先回答：
“原子彈十元，氫彈十元。”
郭永懷：
郭永懷於1909年4月4日在山東榮成的一個農家出生，從小天資聰穎，10歲開始在學堂裡讀書，20歲考取南開大學預科理工班，24歲被推薦到北京大學的物理系繼續深造。
1938年，郭永懷跟隨學校遷往昆明，在西南聯大他親眼目睹日軍的飛機在頭頂轟炸，於是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得最先進的科技來報效祖國。在之後的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舉辦的留英學生招生考試中，他報考了“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並與錢偉長、林家翹同時被錄取。
1941年，郭永懷幾經輾轉終於進入美國加州大學主修空氣動力學，就是在這裡他成為了錢學森的學弟，也成為了世界空氣動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弟子。他的才華讓他在美國聲名鵲起。
1956年，在得知錢學森率順利回到祖國後，郭永懷放棄了美國優異的生活條件，毅然選擇回國。
1960年，郭永懷臨危受命擔任研究院副院長，任務就是在一無圖紙、二無資料的情況下，迅速掌握原子彈的構造原理，開展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做試驗準備工作的郭永懷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於是準備馬上乘飛機趕回北京，5日凌晨，飛機在降落過程中失去平衡而墜毀。
墜機現場慘不忍睹，人們從殘骸中找到郭永懷時，吃驚得發現他的遺體和警衛員的緊緊抱在一起，當兩具燒焦的遺體被分開後，人們發現他們中間有一份熱核導彈試驗數據文件，且完好無損。
是怎樣堅定信念才能讓他在生死存亡之際作出了這樣一個決定？就在他犧牲後的第22天，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成功。
他是被授予“兩彈一星”稱號的元勳中唯一被追認為“烈士”的科學家。
我們現在不缺大樓，卻為何出不了大師？
清華大學的校長亦是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曾說：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為什麼當時條件環境那麼苦，西南聯大培養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回答：
“自由。”
2005年，錢學森在溫家寶總理看望他時提了一個問題，也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答案是：人才的培養，大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師和學術自由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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