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火中的奇迹
1937年7月，日军侵华，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的轰炸，校园一片狼藉，北大和清华亦满目疮痍。8月，国民政府命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校在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0月，三校共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不久日军逼近长沙，无奈之下，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只好再次转移，迁往昆明。一路千难万险，历经近半年时间，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终于正式开学，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担任新校校长。
梅贻琦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日本飞机时不时的轰炸，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没有间断过学习，他们都铆足了劲，只为等待报效祖国的那一刻。
在那里，教室的屋子是铁皮顶，宿舍的屋子是茅草顶，校长的夫人要上街摆地摊卖糕饼，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们。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原址。
西南联大虽存在仅八年，却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教师们皆为学术泰斗，他们的名字各个如雷贯耳、振聋发聩：陈寅恪、钱钟书、闻一多、胡适、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吴晗、吴宓、华罗庚……
而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也都不辱使命，其中就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称号获得者、171位中国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在这些杰出校友中，获得“两弹一星”称号的邓稼先和郭永怀尤其令人怀念。西南联大的四字校训“刚毅坚卓”，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弹一星”：
邓稼先
邓稼先于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出生，出生八个月后，母亲便带他和两个姐姐到了北平。他的父亲邓以蛰留学归来，在北大、清华等学校当教授。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的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学习英语和数学，还通读世界名著。
1936年，12岁的邓稼先考入崇德中学，1939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崇德中学停办。父亲随后安排他南下昆明念书，并叮嘱他：
“一定要学科学，科学才能兴国。”
1941年，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这所学校此时汇集了众多顶级的学者，当然也包括顶级物理学家。虽然学校条件简陋，时不时还有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但全校师生都憋着一股劲，日以继夜地拼命学习。邓稼先自然不甘于人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1947年，23岁的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了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邓稼先就婉拒导师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轮船。
邓稼先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后，发表了多篇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拉开了序幕。1958年8月，邓稼先秘密加入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虽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邓稼先和许多同事都遭受了批斗，但他们仍然埋头苦干研制氢弹。
1979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失败，邓稼先不顾危险立刻赶去辐射区勘查，也是因为这次事故导致他身体受到了辐射影响。1986年，62岁的他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
杨振宁曾问邓稼先：
“原子弹研究成功后，得到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回答：
“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郭永怀：
郭永怀于1909年4月4日在山东荣成的一个农家出生，从小天资聪颖，10岁开始在学堂里读书，20岁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24岁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的物理系继续深造。
1938年，郭永怀跟随学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亲眼目睹日军的飞机在头顶轰炸，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得最先进的科技来报效祖国。在之后的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举办的留英学生招生考试中，他报考了“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并与钱伟长、林家翘同时被录取。
1941年，郭永怀几经辗转终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主修空气动力学，就是在这里他成为了钱学森的学弟，也成为了世界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他的才华让他在美国声名鹊起。
1956年，在得知钱学森率顺利回到祖国后，郭永怀放弃了美国优异的生活条件，毅然选择回国。
1960年，郭永怀临危受命担任研究院副院长，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做试验准备工作的郭永怀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于是准备马上乘飞机赶回北京，5日凌晨，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失去平衡而坠毁。
坠机现场惨不忍睹，人们从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得发现他的遗体和警卫员的紧紧抱在一起，当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且完好无损。
是怎样坚定信念才能让他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就在他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他是被授予“两弹一星”称号的元勋中唯一被追认为“烈士”的科学家。
我们现在不缺大楼，却为何出不了大师？
清华大学的校长亦是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曾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
“自由。”
2005年，钱学森在温家宝总理看望他时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答案是：人才的培养，大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师和学术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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