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眾妙之門：六談當代博物館》一書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發展為基礎來展開，展現了一座綜合研究型博物館在一套定位導向、專業導向的制度下如何將其定位貫徹到各個業務環節，如何適應新時代下的社會化轉型趨勢。藉此我國博物館可反思，面臨著制度改革和機構動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將其定位貫徹始終；面臨著社會力量不夠發達、機構考核和策展機制與之不相適應等問題，如何全面開展博物館社會化發展。

對於國內的博物館學研究和實踐來說，常提到“中西之別”。但是，中西二者之間的差別其實很難全面地表述。有時，只能籠統地理解為它是一種不同政治、社會、經濟語境下的產物。對於這個話題，其實需要更翔實的實證材料和更具啟發性的切入點。2019年11月，沈辰先生所著《眾妙之門：六談當代博物館》（以下簡稱《眾妙之門》）一書的面世才更讓人倍感振奮。

書中主要內容圍繞著沈先生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以下簡稱ROM）的職業經驗和所想所悟來展開。書中涵蓋了從機構整體定位到博物館收藏、展覽策劃全流程、社會公共關係等諸多博物館學歷來關心的話題，並以ROM為案例基礎，引申出一座傳統的主流博物館在21世紀新轉型的形勢下的應勢與守正，頗具灼見。

這樣的研究對於中國博物館界而言實際上提供了一個上佳的比照機會。以《眾妙之門》為契機，可以更好地反思中西不同語境下的一系列問題。本文所重點關注的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博物館定位的影響及其背後的制度基礎；其二，21世紀的新轉型為博物館帶來的社會化浪潮究竟意味著什麼。

定位與制度

定位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博物館來說似乎已是老生常談。

簡單來說，《眾妙之門》向讀者展現了ROM這一綜合研究型博物館的基本運營模式。從書中所描繪的現象來看，這套模式的確立建立在博物館堅實的自我定位之上，並且這種定位的影響力貫穿到博物館後續的各環節業務當中。

《眾妙之門》提到了ROM定位幾次轉變：從最初作為大學博物館向大學提供基礎收藏和展示；20世紀轉歸為省立，強調“公共教育”的重要性；21世紀初期調整為關注自然與文化的“目的地”；自2018年之後，在定位當中加入了“共同創造一個人類與世界共同繁榮的未來”。整個轉變是“由一個為自身的利益而發展的博物館轉變成了公眾的利益而去努力的博物館”。

《眾妙之門》多次論及博物館具體業務環節，呼應這種定位的轉變。例如，處理公共關係時，是否要考慮接受某批特定的藏品捐贈；在論及展覽策劃時，博物館為何要選擇引進特定主題的特展；博物館在制定展覽策略時為何要重視與當代社區之間的“時代性”和“相關性”；如何制定自身的開放政策或舉辦特定的社教公共類活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討論之時，均能看到上述定位變化的影響力。

為何包括ROM在內的西方博物館能夠保障這種定位的影響力呢？

書中並沒有直接回應這一問題，但僅就書中描述的現象來說，筆者認為，確保這種定位影響力貫徹始終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在於一套完整的專業團隊制度。其中，策展人制度便是範例。孫志新、尹凱的研究以及國際博物館協會的界定都在試圖說明，策展人制度其實並不僅僅存在於展陳設計一個環節，它聯結了博物館藏品收藏、研究、展示乃至教育各個環節。制度內核在於，以個人或團隊的身份，在深入研究展示對象的基礎上，面向公眾將研究成果以展覽的形式體現出來，且在整個過程中有專業背景的策展人掌握了足夠的話語權。這套制度與博物館定位之間的關聯在於，策展人本身對博物館定位是有足夠的理解和認知的，或者說，策展人本身就是基於特定的博物館定位而被聘用的。因此，具備這類素質的策展人能夠將博物館定位融入工作中，並帶著對博物館定位的理解和認知來決定其後的決策。

這實際上引出了專業團隊制度背後所隱藏的一個話題，即博物館內部權力結構的問題。

由此反思我國的情況，從宏觀層面而言，博物館也並非完全陷入了定位缺失的陷阱。但整體而言，對我國博物館“千館一面”現象的批評依然是常見的。從定位和制度的層面來說，這至少意味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定位當中所包含的對在地性和自我資源的重視在國內並未得到足夠的強調。從《眾妙之門》所描述的情況來看，定位中字面所表述的宏大目標，在落實到具體實務之時均是以博物館的在地性和自我資源為基礎而輻射開的。這構成了博物館建立自我特色以及維繫社區關係的重要基石，卻在我國常被忽視。

其二，定位形成之後，其在博物館後續業務環節的影響力在國內難以真正得到體現。

這個問題尤其可以與事業單位困局結合起來看。李文釗等曾經總結過我國事業單位的長期困局，其中包括內部管理的行政化、融資體制僵化、競爭不充分等問題。這進而也容易導致機構內部的定位導向、專業導向缺乏動力，缺乏將定位和專業貫穿至整個業務環節的保障，致使決策風險加大。

在此背景下催生了我國曆次的事業單位改革。劉太剛等曾經總結過我國1978年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是一個不斷去政治化、增加內部人事和財政上的靈活度的過程。在這一歷程中，尤其希望通過分類劃歸的方式，引入市場化競爭、明晰職能來解決上述問題。

具體到博物館行業而言，我國也曾試圖在此類問題上做出改革。但是，當時的改革方向並不是直接改善更為細節的內部融通問題、專業團隊建設問題，而是寄希望於鬆動內部的頂層管理體制，來實現博物館的去行政化和靈活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前後的博物館理事會制度的推行。表面上推行的是一種強調社會參與博物館的理念，而內在蘊含了以此為契機來轉變博物館整體內部決策機制和行為模式的目的。比照《眾妙之門》，似乎可以做出一種設想，博物館“長官指令”的後退所留出來的權力位置便由博物館自身的定位導向、專業導向來填充，由此促成更為靈活的內部合作機制。

但是，這個設想在第一步便遭遇了難題。羅向軍在2018年的研究當中便指出，理事會目前在博物館中的“權威性與館長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理事會權力設置‘很虛’”。由此反思，我國博物館內部管理模式的改革並不一定達到預期效果，機構內部的權力結構依然是處於高度集中的狀態。那麼，是否還能如預期一般的藉由鬆動頂層的行政化而將整體機構向定位導向、專業導向的方向發展，應勢孕育出更加密切的部門合作制，只能打上問號。

實際上，解釋我國博物館不能貫徹其自身定位的現象，還需要考慮博物館的機構動力問題。關於動力，《眾妙之門》一書中有簡明的概括，即“窮則思變”。ROM在面臨著10%的年度財政縮減之時，只能轉而向公眾與社會尋求幫助，這一方面呼應了其最初的定位調整，另一方面也更堅定了它推行此定位的決心。段勇曾經直言“當前我國國有博物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財政撥款，需從社會爭取經費支持的壓力不大”。在現有情況下，我國博物館仍然是“富有”的，尚未面臨巨大的財政危機。對於我國而言，即便在理念或字面上接受了更具社會導向性的定位，將其貫徹在其具體行動當中的動力尚未形成，博物館最主要的財政支持依然是相對固定和單一的。

公眾與社會

上文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定位及定位與博物館機構內部產生的互動之上，然而，關於定位本身，還未做出足夠的闡釋。

從《眾妙之門》所描繪的現象來看，ROM的定位轉型，包含了著很強的社會化傾向，試圖將博物館置於其與當代社會的相關性當中來定位。

這種轉型不能只看作是ROM一家機構的創舉，如書中提及，這需要從20 、21世紀不同的博物館整體定位來看。對比《眾妙之門》中兩個世紀博物館的整體性描述，可以看出，“市民生活”“社區活動”“社會責任”“智慧方法”“新技術”等是21世紀新增的提法。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公眾”的問題在前後雖然都有強調，但是在20世紀的博物館中表述為“為公眾呈現”以及“觀眾是接收者”，到21世紀則轉換成“讓觀眾將博物館體驗融入他們自己相關的生活”以及“和公眾一同追尋”。由此可見，作者本人想要藉此暗示博物館與當代社會之間的身份位置的變化。

關於博物館的這種轉型，在國內外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眾妙之門》提示我們的問題至少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作者實際上已經看到，這種社會化不僅是在博物館中擴大服務對象範圍、增加觀眾人數，而是面向更有針對性的當代人群，乃至引入更具爭議性的當代社會話題。例如，作者大量討論社群的自我認同、由誰來掌握展示話語權等問題，在書中第六章還專門提及種族歧視、第三性別的問題。而面對這一系列的問題，《眾妙之門》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也與常見的西方博物館學研究相類似，強調開放話語權，“從‘解釋文化傳播’轉移到‘關聯文化社區（community engagement）’”。作者也很看重這一系列做法給博物館帶來的裨益。這不僅為博物館換取了更多相關利益團體的支持，也與21世紀博物館所提倡的“開放”和“包容”的精神相呼應。

其二，雖然在近年來的博物館學研究當中，強調和闡釋21世紀以來的博物館轉型的文獻著作頗豐，但是它們更注重於博物館的新類型、新業務，對於傳統的綜合研究型博物館在其主流業務框架內應該如何自處反而著墨較少，因此難免形成一系列誤區，暨新轉型便是對舊行為的一種替換。《眾妙之門》實際上很好地釐清了這一問題。對於ROM這樣的博物館而言，在迎接新轉型的同時，對於傳統的器物研究、收藏並且以此為激發的策展工作並沒有中斷，重要地位不會下降。而且面對這些傳統的藏品，博物館一方面在藉助展覽獲取觀眾認可的同時，另一方面積極思考這些藏品與當代社會之間的“文化遺產相關性”，從而轉換對藏品的闡釋視角。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去理解書中所強調的《多倫多宣言》便更顯重要。它並不是在徹底替代傳統研究型博物館的工作，不是在呼籲博物館將視角完全投向“當代”，不顧傳統博物館所熟悉的“過去”與“歷史”，而是在試圖探尋建立起“過去與當代社會關聯性”，依然強調“認識過去、聯結過去。

值得一提的是，《眾妙之門》在論及上述問題之時，實際上使用了一個過去有所忽視的視角，與國際國內學術界慣有的討論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即博物館與全球化的關係。雖然安來順、蘇東海等學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已強調過博物館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但在當時的研究當中，主要強調這種西方趨勢的事實存在，且側重從終身教育、經濟壓力等方面解釋這種趨勢。如果退回到博物館性質層面來考慮這一問題，則學術界更趨於從博物館作為“第三部門”、作為NPO的社會職能等角度來加以解釋，如羅伯特•詹尼斯（Robert Janes）的相關研究。而《眾妙之門》立足於ROM這樣的綜合研究型博物館，提出博物館“為社會打造一個親民益民的文化中心”，與其“全球化戰略”是密不可分的。一旦論及全球化，就會引發關於文物歸屬、收藏倫理的問題。沈辰先生並未迴避這一問題，他對國際主流通行的原則、倫理和國際法給出了正面的回應，而且在此基礎上，開始探索當博物館面對既有的這些來自異文化或“他者”的物件之時，應該如何去展示和研究。《眾妙之門》將這些物件置於全球化的語境之下，為多元闡釋留出了合理空間，進而能夠去理解和尊重來自不同的官方或非官方人群的聲音。這就為《眾妙之門》引申出博物館與當代社會之間的關係做好了鋪墊，為回應諸如社會化是否只是新類型博物館的“特殊使命”、綜合研究型博物館關注專家權威性的知識解釋便不再需要社會多元聲音、社會多元是否只會帶來聲音的“嘈雜”等質疑，提供了支撐。

同樣，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反思我國博物館的情況。

我國的博物館在處理公眾和社會聯結度的問題上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2008年以來國家文物局推動博物館免費開放並不斷予以補貼優惠的政策信號便一直沒有中斷過，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圖1），我國博物館的參觀人數也是持續顯著提升。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博物館也已完成了與當代社會之間的相關性呢？這個問題恐怕無法做出一個全面肯定式的回答。

圖1 1999—2017年博物館參觀人數

《眾妙之門》提醒我們，實現這種與當代社會的相關性，並不全部旨在強調觀眾參觀數量的增長，相反，一種更具社會群體邊界意識的針對性顯得更為重要。在這個過程當中，與更具社區意識、肩負第三部門責任、能夠動員更大社會資本的團體和組織合作，成為實現上述訴求的重要條件。博物館想要將觸角深入更具當代相關性的社會議題當中，尋求與相應組織的合作是首要的。這也是《眾妙之門》描述的ROM所做過的工作。然而，我國博物館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機構部門間的隔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博物館本身對其與當代社會議題之間的相關性缺乏敏感。其次，我國的社會力量、第三部門本身也仍處在一個發展過程當中。康曉光等學者曾經討論過我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形成了一種國家與社會相互融合的局面，各類社會組織有明顯發展，但是還依然處於“行政吸納社會”的框架當中。博物館如何參與到這套社會網絡當中去，依然是博物館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而從傳統的綜合研究型、文物乃至“重器”為核心的博物館維度來看，我國的博物館對於“過去與當代社會關聯性”這一訴求如何與自己慣常的優勢相結合仍然是陌生的。這首先源於博物館現有的績效指標在論及“當代社會”時，依然將視角直接落在了觀眾人數和媒體曝光度之上。其次，《眾妙之門》中所描述的一套策展人制度的缺失也使得藏品研究、展覽策劃和當代社會之間的互動反饋機制無法形成，博物館的研究者面對傳統的文物之時不具備去思考其與當代社會的關聯性等問題的動力與條件。再次，《眾妙之門》將物件置於全球化語境之下的闡釋思維在我國博物館的藏品研究層面還未完全得到接受。楊瑾曾有文章專門論述在全球史視角下我國博物館藏品研究的可行之道，她發出“中國的博物館應以全球史觀為指導”的呼籲，實際上也從側面反映了該思維在當下國內博物館界的匱乏。

簡言之，對於我國的博物館而言，在理念層面，“觀眾”、“公眾”、“社區”與“當代社會”是被混為一談的。在現有的績效指標和考核機制下，實際上不去理會其間的區別，我國的博物館似乎也能繼續維繫自身的生存。但是，這背後所隱含的問題便再次回到了上文提及的博物館定位與對整個21世紀博物館轉型的理解之上。背後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

其一，在當前經濟發展形勢整體放緩、各地方財政政策逐步收緊、事業單位倡導轉型推向社會乃至市場的背景下，博物館是否可以不轉型；

其二，《眾妙之門》實際上已經將這個話題上升到博物館應該恪守的一個精神倫理的層面，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僅是繼續追求觀眾人數和固有研究，是否能呼應這種精神倫理的需求。

結語

《眾妙之門》所展現的不僅是一座西方博物館的自我經營之道，還有一條西方語境下的博物館發展路徑，由此為我國博物館當下所處語境中提供非常有價值的參照。這樣兩種不同的博物館發展語境，並不一定要以一方為追趕或目標，但是相互比照，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更具啟發性的問題、潛力與可能性。

本文改編自《中西方不同語境下的博物館發展 ——從說起》，原文刊載於《博物院》2020年第1期（總第19期）。作者：王思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閱讀更多 弘博網 的文章

關鍵字: 國創上頭條 文化 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