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高俅，是一个令大家十分憎恨的角色。他是一个街头小混混，吹拉弹唱百般都会，“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家长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与高俅一起玩，所被高俅带坏了。靠踢毬偶然发迹后，他公报私仇，为难王进；故意陷害林冲；私改皇帝诏书，破坏招安；力主并参与剿灭梁山泊。《水浒传》的作者认为“乱自上作”，而高俅被作者作为“上”的代表。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不过，与《水浒传》的的高俅差别非常大。
在《水浒》中，高俅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的；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列为“六贼”之一。但是，查一下史书，不论是“四贼”，还是“六贼”，高俅的大名其实都没有列入。
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
“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
按《宋史》，“六贼”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关于杨戬，因为他已在宣和三年死去，陈东宣和七年上书，自然无须将其列入了。“六贼”加上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唯独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 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除此而外，《宋史》并没有为高俅立传。从他所任太尉等重要职务来推测，高俅纵使是个弄臣，至少也不是劣迹昭著者。
但《水浒传》中高俅的故事，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有所本。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 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 留以予曾文肃， 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 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 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后，王云： “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 “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 “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 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 “汝亦解此技邪？”俅曰： “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 “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入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 “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 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 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 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水浒传》中的高俅故事即脱胎于这则笔记。不过还是有所不同。高俅能得到苏东坡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儒雅之气；他得到端王的赏识，固然因为偶然，但似乎也不是钻营的结果；他还不忘苏东坡的提携之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
又据宋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七：
“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缘幸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
似乎也就是沾点小便宜。
那么，《水浒传》作者为什么硬要将高俅作为“六贼”之一、把他写得那样不堪呢？自然地把一 个真正的“六贼”换上去，不也可以吗？这个问题现在还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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