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许多政治家和士人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们希望通过战争来快速达到想要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孔子看来，是非常短视的，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没有延续性的帮助。
在孔子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是“有道”的社会：没有武力，崇尚仁德；礼乐昌明；各个国家都保存好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互相吞并和歧视。
想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统治者应该怎么做呢？
富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对老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深入理解孔子的原意。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一章反映了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富民”思想，反对苛政。
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即使如此，国家的财政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里，有若的观点是，削减田税的税率，改行“彻税”即什一税率，使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这种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
教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治的特点。但也应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在本文段中论述的是政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从古到今，粮食、国防、信义都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问题。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军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取信于民就可以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使社会进步而繁荣。如果有一天，人民对社会，对政权都已经失去基本的信任，那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可悲的。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反对杀人，主张“德政”。在上位的人只要善理政事，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里讲的人治，是有仁德者的所为。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滥行无道，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对。
正己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季氏将伐颛臾。
这篇反映出孔子的反战思想。他不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国内的问题，而希望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这种思想对后代人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就今天而言，这种思想有消极的一面，基本不适宜现代社会，这是应该指出的。
孔子说“均无贫”，这个“均”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口号“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含义不同。“均贫富”是站在穷人，即“贫”的立场上提出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纲领，而“均无贫”则是站在统治者即“富”的立场上提出的调和阶级矛盾的主张。“均贫富”实际含义是劫富济贫，强烈主张等级制度的孔子是不可能有这种思想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位者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自身不端正，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服从。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子是道德主义者，他鄙视武力和权术，崇尚朴素和道德。南宫适认为禹、稷以德而有天下，羿、奡以力而不得其终。孔子就说他很有道德，是个君子。后代儒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主张，要求统治者以德治天下，而不要以武力得天下，否则，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举贤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是于礼有违的事情。不同的阶层只能获得相应阶层应得的财富。季氏的做法僭越了“礼制”，是不可取的。冉求不光不阻止季氏，还帮着他搜刮民财来增加财富，违背了孔子“富民”“仁爱”的观点。基于这两点，孔子非常生气地说：“冉求不是我们自己人了，你们敲鼓来声讨他吧！”
对于不遵守仁义礼智的人，孔子会毫不客气地批评，只因为他心中的信仰是绝对不能违背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本章内容是正己、教民、举贤，还是在谈如何从政的问题。孔子主张“礼治”、“德治”，这不单单是针对老百姓的，对于当政者仍是如此。当政者本人应当庄重严谨、孝顺慈祥，老百姓就会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又努力干活。
所以，只有拯救道德人心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尽管对于孔子吉利维护西周礼法的行为，很多任表示了不理解，并且认为他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但事实上，他的真正目的是追求建立道德至上的理想社会。他赞美的是尧舜等贤君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德政，而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他反对的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道德的退化。优秀高尚的道德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和绝对律令，它应该成为人类的永恒精神。因此，在孔子学说保守的现象后面，包含着对人类永恒精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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