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闺自娱到引领风尚,晚明女性绘画是如何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

谈到中国古代的绘画,大家会想到《清明上河图》的画家张择端,也会想到东晋创作《洛神赋图》的顾恺之,又或者是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历史上闻名后世的画家大多数都是男性。

而在明朝晚期之时,女性画家开始在画坛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地位,强有力的在男性主导的画史下书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

从深闺自娱到引领风尚,晚明女性绘画是如何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

晚明其实是一个新旧交战的时代。一方面,勤俭、贞洁、道德等传统价值被大力的倡导;而另一方面,则享乐、人欲、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蔓延。明朝保守的道德体系及社会组织已经开始瓦解,新的社会文化业也逐渐形成。所以,在晚明这个撕裂的两极间,女性绘画迎来了它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女性艺术“隐而弗彰”的中国古代社会,明朝晚期的女性绘画是为何能够突破男性艺术“重围”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明朝晚期传统价值的瓦解

女性绘画艺术的彰显,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推动力。从明朝中期开始,经济发展和赋税减少使得社会财富不断累积,达到了“明朝后期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数百万两”的盛况。特别是“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这为江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非常雄厚的经济基础。从明代女性画家大部分都集中于吴越地区来说,晚明女性绘画的兴盛肯定是因为此地有着富足的经济条件。

而明朝晚期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必然会受到强烈冲击,加上君主不问朝政、朝臣党争,以及明末民变、满清叩关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价值体系逐渐崩溃、瓦解。当然,作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道德,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而出现新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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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服饰的僭越现象,来观察传统价值体系是如何瓦解的。明初对于人们的服色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

到了晚明,人们都尊崇富贵奢侈的生活状态,无视国家明令的服饰品级制度。比如出门赴宴的人会身穿一条绣有蟒龙和镶嵌了美玉的腰带,又比如在妇女出门时,“莫不首带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糜不有之。”晚明人们对服饰制度的僭越,可以看出传统价值体系不断在瓦解。

在这个陈腐破败与生机盎然并存的时代,人们对于传统价值充满质疑。李贽写道:“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而依附于这个日渐瓦解的系统中的诸多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瓦解和转变。晚明绘画以“支离破碎或异类杂沓的风格”来表现晚明混乱现象。以董其昌而言,他的努力在于力求恢复艺术的秩序感,并将纷乱的艺术风格和大众文化屏蔽在外,捍卫精英文化的精神纯粹性,但他的作品又不可避免的表达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纷扰不安感,一种弥漫在既有制度中的无理性、无秩序感。

从深闺自娱到引领风尚,晚明女性绘画是如何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

董其昌 《仿古山水册页》之仿梅花道人山水 局部

在传统价值不断瓦解的晚明时代,女性绘画在断裂的缝隙中迎来了蜕变,陈旧的女性道德就不可能继续桎梏它的发展了。

新女性观的出现

明末小说曾写“自古道:有志妇人,胜如男子”,准确表达出了明朝晚期新女性观的流传之广、大众接受之迅速。

我们从女性的服饰风尚更易来看新女性观的流行。万历以前女性服饰都极为朴实谨严,“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弥漫,女性开始追逐时尚流行的服饰搭配,无论是翡翠珠冠、龙凤服饰还是纻丝绫罗、缎绢金珠无不在其中。值得玩味的是,青楼女子成为了当时女性时尚的引领者,比如南方女性皆用“团扇”,唯独烟花柳巷的女子用“撒扇”。晚明物质消费与时尚娱乐的风气,也让大众逐渐意识到勤俭克己等传统价值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够通向道德世界的途径,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也不会对其道德有所损伤。

从深闺自娱到引领风尚,晚明女性绘画是如何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

新女性观的形成,离不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大胆”是对其最好的表述。晚明女性识字率的提高,使她们可以阅读更多的书籍,由文字来打开视野。明末清初人邹枢在《十美词纪》中记载巧蝴蝶与如意二侍女,通晓文墨、能写诗能绘画。巧蝴蝶十二岁之时,就能“诗词寓目,三遍即熟”,“闲则研朱砂滤青花粉,买白笺描画蝴蝶”。如意不仅能读懂《西厢》与《花间集》,还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见仅仅只是两个侍女的文化艺术修养都能如此高,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而晚明出版业的兴盛使得阅读成为闺阁女性的日常消遣,如《燕闲清赏笺》《唐诗画谱》等

文化消费书大量涌现,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传奇通过书籍来传播,会激起闺阁女性对于情欲的想象与思考。最后,晚明女性已不满足于对文艺作品的抄写或描摹了,而是开始对于艺术创作跃跃欲试。据统计,汉至明末的女作者有三百余人,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女性作者有一百多人左右,所占比例竟达到了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女性的著作呈现了文人化、名士化的倾向,如崇祯年间的扬州名妓沈隐,所作的《幽愤言》,很容易能让读者联想到魏晋名士嵇康的《幽愤诗》。

因此,在新女性观的广大流传下,大众对女性从事绘画创作更加抱有开放的态度,再加上像吴娟、李因等女画家通过卖自己的绘画作品来维持生活,能够取代男性一部分的社会伦理责任,所以女性绘画能得以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而璀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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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禧 晚明 《茶花幽禽图》

晚明艺术品市场对女性绘画的需求

明朝以前的女性绘画大多是为了闺房内消遣,元代李夫人“聊以备闺房之玩”,南唐童氏亦不过“缙绅家妇女,往往求写照”而已。在明代之前,作为伦理道德空间的内室是女性画家难以逾越的界限,不但作品不能够给人展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出现在画作上,更别说进入艺术品市场了。

当明代传统价值体系逐渐瓦解之后,身处时代文化巨变的女性绘画已经不仅仅是闺阁中的消遣雅事,而是真正成为艺术商品进入流通环节,在书画市场中也日渐形成了对特定女性绘画的需求,这是晚明女性绘画进入黄金发展时代的前提。晚明莫是龙“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副”,明末张丑曾购买宋代艳艳山水卷,而且“命工重装,以备艺林一种雅致”。对元代管道升绘画的收藏更是在明末清初的各种书画著录中频繁出现。晚明社会对历代著名女性画家作品的收藏已超越了“岂妇人女子事乎”的传统观念,吸引了书画消费群体的关注。

从深闺自娱到引领风尚,晚明女性绘画是如何突破男性艺术的重围

《草虫花蝶图卷》局部 艳艳

晚明的艺术品消费也由购买收藏历代名家作品,进而发展到对“当代”绘画的追逐。不但有收藏家经常寻找“当代”女性绘画,而且也有文人名士予以题跋来褒扬女性绘画作品,艺术品市场形成了对女性绘画的消费风尚。钱谦益谓之“本朝独绝”的文淑,她的绘画作品受市场欢迎达到了“远近购者填塞”的程度,“尺幅片纸,人争宝之。”不但艺术品市场对女性绘画趋之若鹜,连奢靡成风的晚明富贵豪绅人士也愿意为女性绘画一掷千金。《妇人集》曾记载:江阴女子周淑禧“工画花鸟,在徐熙、黄筌间,好事者争以饼金购之”。清初名士王士禎也曾收藏其绘画的“诗意士女”,并委托江阴知县陆次云访购。

艺术品市场对女性绘画作品的强烈需求,加上晚明日益大众化的文人文化氛围,为晚明女性绘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社会空间,女性绘画也从深闺自娱逐渐蜕变为广受欢迎的艺术消费品,从而女性绘画得以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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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禧 画鸟的绘画作品

在繁荣的商品经济、盛行的消费主义、浮华的世俗文化冲击之下,瓦解的旧传统已无力抗衡蓬勃兴起的新社会文化。而作为“闺中末技”的女性绘画能够在晚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见微知著地印证了时代的变革,能让我们从旧传统的背影之后看到近代文明的一丝曙光;另一方面,晚明女性绘画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重新诠释了中国古代女性绘画,在中国古代女性绘画史中有着开创性意义,对清初、民国以及近代女性绘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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