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與安祿山。/《妖貓傳》
長安居大不易，
想在唐王朝掙外匯，難
貞觀四年，唐王朝平定了東突厥。
投降的突厥首領們，被唐太宗李世民官拜為將軍、中郎將等，集體安排到朝中為官，五品以上者多達百餘人。同時，大約十五萬突厥人南下歸附，成為大唐百姓，其中“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李世民很高興，下令給賞他們錢糧布匹，賞給他們土地。有些部落沒有前來歸附，李世民覺得美中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了使臣，帶著各種優惠政策前去招撫，前去做工作。
開國功臣、曾擔任過涼州大都督的李大亮，對這些做法很不認同。他上書責備李世民愛新歸附與未歸附的突厥人，勝過了愛大唐百姓。李大亮還說，李世民給新歸附的突厥人發放物資，是在浪費唐朝民眾的財富：
“突厥人集體歸附大唐，但我們沒辦法把他們遷徙到江淮，沒辦法改變他們的風俗，只能把他們安置在距離京城不遠的地方。這不是長久之計。每一個突厥人來歸附，陛下都賜給他布帛五匹和一件袍子；部落頭領來歸附，一律授予大官。這些人俸祿多、地位高，很費錢。拿我大唐百姓上交的錢糧布帛，來供養這些人，對我大唐實在是沒有任何好處。”（李大亮《請停招慰突厥疏》）
電視劇《貞觀之治》中的唐太宗。
《舊唐書》裡說，“太宗納其奏”，李世民虛懷若谷，接受了李大亮的批評。不過，“納”這個字放在李世民身上，往往有一種別樣的意味。
貞觀時代二十餘年，李世民“納”了太多太多的進諫，但“納”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真正得到貫徹。
李世民在朝堂上用各種各樣的“納其奏”充分展示了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史官們將他對犯顏犯顏直諫的寬容載入實錄之後，他很快就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
對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往往頭一天他還在表彰勸諫自己不要沉迷遊獵的大臣，第二天他就已在野外飛鷹走狗。
這次針對李大亮的“納其奏”自然也不例外。
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一書，
詳細描述了唐代物質生活的繁盛，尤其是外來物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6-4-20
四夷為何歸化唐王朝
李大亮講的道理，是對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繼承，李世民其實也全都明白。
早在貞觀三年，他就對靺鞨的使者說過：“昔人謂御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得繁榮安定，周邊的夷狄心生羨慕，自然而然就奔著我們來了，這才是駕御戎狄的上策。
這話，與貞觀四年李大亮奏摺裡的“九州殷盛,四夷自服”，涵義完全相同。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願意按照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實現“九州殷盛”，需要付出許多心力，需要許多制度建設，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唐太宗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對待移民。/《貞觀長歌》
就效率而言，李世民更喜歡“
倒吃甘蔗”，先用武力威懾與物質誘惑讓“四夷自服”，然後再反推出國家大治，已然完成了“九州殷盛”的豐功偉業。貞觀四年的李世民，正策劃著要加冕為“天可汗”，自然不會因為李大亮的進諫，就終止給新歸附的突厥人賞賜官職土地與錢糧布匹，儘管李世民嘉獎了李大亮，且“納其奏”。
也是在貞觀四年，李世民對長孫無忌說過這樣一番話：
“貞觀之初，有人上書對我說，應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出動大軍去征伐周邊夷狄，只有魏徵勸我偃武修文，說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我們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得欣欣向榮，周邊的夷狄自然會向我們靠攏。朕採納了魏徵的話，如今頡利可汗被擒獲，魏徵的話應驗了。”
這段話，也是在用四夷已服這個結果，來反推自己已通過偃武修文實現了中國既安。四夷已服的標誌性事件，正是突厥人紛紛成為“歸化人”，成為大唐帝國的百姓。
蔡鴻生以安祿山和哥舒翰的身世，
展示了中亞城邦文明與漠北草原文明的接觸和交融。
中華書局 / 1998-12-1
有唐一代，李大亮不希望拿唐朝百姓的稅賦去供養外國移居者和歸化人的願望，從來沒有實現過。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對外國人移居中國曾做出過一份專門規定：“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化外人於寬鄉附貫安置。”
地方官府要給外國移民提供吃穿，要將他們的情形報告給朝廷，還要將他們安置在比較好的地方。
唐昭陵陪葬韋貴妃墓《胡人備馬圖》。
大略同期，還有另一項賦稅上的優惠政策——“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前來歸化大唐的外國人，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賦稅的特權。十年後，再與“華夏百姓”承擔相同的賦役。
在這些優惠政策的刺激下，一批又一批的“化外人”，通過各種不同渠道，進入到了唐王朝境內。
長安常年居住著約四五千戶歸化人，自不必說。揚州、楚州、泗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全都有新羅坊或新羅館，也就是說新羅人在今天的江蘇、山東沿海城市，已形成了相當規模的聚居區。
敦煌、肅州、甘州、西州、伊州、涼州有來自中亞粟特等國的“昭武九姓”，他們是唐王朝內部實力最大的歸化人，在唐玄宗時代，他們參與過兩次武裝起事，一次是721年的“六胡州之亂”，參與者多達7萬餘人，一次是著名的“安史之亂”，這場叛亂得到了胡商的經濟支持，也得到了九姓胡人的人力支持。
蒲立本 《安祿山叛亂的背景》
中西書局 / 2018-4
南方的廣州、揚州，則是波斯人和大食人的主要聚居地。
公元760年，揚州刺史叛唐，淮南節度使攻陷揚州，數千名波斯人被殺；公元879年，黃巢攻陷廣州，大殺外國人，12萬人遇難，據說其中有兩萬人是外國移民，由此可以推知當地外國人的數量之多。
這些外國移民中，既有富商大賈，也有普通小民；既有印度歸化人羅好心這般做到“神策軍正將”高位者，也有常見於唐人詩歌與傳奇的崑崙奴一類的底層人。
唐代的“崑崙奴”即黑人移民。/《萬萬沒想到》
“漢婦”作為唐王朝的稀缺資源
在夷狄問題上，唐王朝大多數時候算的是政治賬。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人傻錢多速來”的冤大頭，基於現實需要，他們偶爾也會算一算經濟賬。
貞觀二年，李世民下達敕令，“諸蕃使人娶得漢婦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外國人跑到唐王朝來，娶唐王朝的女子為妾是可以的，但不允許將其帶出唐王朝。
顯然，經歷了隋末大亂的人口銳減，李世民很在意保護唐王朝的生殖力，不許“漢婦”隨外國人離開，實際上就是要把“漢婦”作為一種生殖資源留在唐王朝。
唐高宗時代，再度重申了這條禁令，“如是蕃人入朝聽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將還蕃內，以違敕科之”，
外國人來唐王朝居住，可以在唐王朝娶妻妾，但不許把妻妾帶走，否則將以違反皇帝的敕令論處。
陳尚君在《行走大唐》中考證了
玄武門蒙難者女眷的情況，大多身世悲慘。
新民說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8-7
到了唐代宗時代，因為安史之亂的緣故，“漢婦”再度成為唐王朝的稀缺資源。
史載，因借回紇之兵平亂的緣故，“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資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
長安城中常年駐留著上千回紇人，還有人數成倍的胡商，穿著唐朝人服裝雜居在唐朝人中間。朝廷每日裡款待他們。這些人置辦有資產與房舍，市場上的好利潤都歸了他們，他們一日比一日蠻橫，官吏們也不敢過問。
長安城內胡商眾多。/《妖貓傳》
有些人還故意穿上“華服”（應該是指有錢有身份的唐朝人所穿的服裝），來引誘唐朝婦女做他們的妻妾（“誘取”二字顯示，不許漢婦隨外國人離開唐朝的政策，確實對外國人在唐朝娶妻妾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為保護漢婦資源不被騙走，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下詔“回紇諸蕃住京師者，各服其本國之服，不得與漢相參”，要求住在京城裡的回紇人和其他外國人，必須穿自己本國的服裝，不許與唐朝人一般裝束。
唐代“白瓷人形尊”，典型的胡人面貌。
1956年西安市東郊段伯陽墓出土，現藏陝博。
想在唐王朝掙外匯，難
對胡人們在大唐掙到的鉅額財富，唐王朝有時候也會很眼紅。
按唐代律法，“海商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海商死了，三個月沒有妻兒來衙門認領遺產，遺產就歸官府所有。
孔戣做嶺南節度使的時候，覺察出了“三個月”期限的微妙：“海道歲一往復”，波斯海商的死訊傳回本國，本國的親屬再坐船來到唐王朝，往往要一年的時間，三個月的期限無異於是奔著沒收胡商資產而去。
於是，在孔戣的任期內，無視了三個月的期限，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是真親屬來認領遺產，都同意交還。這段故事，出自韓愈給孔戣寫的墓誌銘。
孔戣的做法被韓愈單獨拿出來讚歎，顯示它並非主流，以三月為限沒收遺產才是更普遍的做法。呂思勉評價這種做法，說它的實質是“故立苛例以歸利”，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來謀利。
日本教授氣賀澤保規對貞觀之治的評價並不高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4-2
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又出臺了一項新政策：
“死波斯及諸蕃人資財貨物等，伏請依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親女、親兄弟元相隨，並請給還，,如無上件至親，所有錢物等並請官收，更不牒本貫追勘親族。”
這是一項非常意味深長的政策。政策的微妙之處在於“元相隨”三個字。
大意是：波斯人和其他外國人死在了唐王朝，留下了資產貨物，如果他有“元相隨”的父母、嫡妻、兒子女兒與親兄弟，可以繼承這些財產，如果沒有，那這些財產就歸官府所有了，且不發公文去他的本國尋找親屬。
所謂“元相隨”，指的是來唐王朝時隨行的父母妻子兒女，而非在唐朝所娶的妻妾、所生的兒女。這項政策讓許多胡商辛辛苦苦一輩子，臨終只是在給唐王朝積攢財富。
《長安十二時辰》中出現了唐代長安的波斯人。
《太平廣記》中有兩則波斯商人託付遺產的故事，頗能反應時代的變化。
第一則故事的主角是活躍於唐玄宗時代的李勉。故事中說，李勉遇到一個重病的波斯商人，因感念其照顧，商人臨死前將一顆價值“當百萬”的寶珠贈給李勉。李勉將寶珠藏在胡商口中一併埋葬。再後來，李勉在揚州遇到胡商之子，帶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了寶珠。
第二則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兒子李約。故事中說，李約在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胡商將自己的兩個女兒託付給李約，還送了他一顆寶珠。胡商死後，“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兩女求配”。
埋葬胡商時，李約把夜光寶珠塞在了屍體口中。再後來，胡商有親屬前來要求繼承財產，打開墳墓時見到了寶珠。
作者: （宋）李昉 等編 出版社: 中華書局
都是胡商，都是在江邊相遇，都是相贈寶珠，都是放置於屍體口中，都是掘墓得寶。元素如此雷同，兩則故事顯然出自同一個藍本。
但前者的故事時間是唐玄宗時代，“元相隨”條款尚未產生，故事中也就沒有將波斯商人的財產送官的情節。
後者的故事時間大概已是唐文宗時代，所以李約做出了“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的舉動——胡商身邊的兩女不符合“元相隨”親屬的繼承條件，李約只好將胡商的財產造冊送官。
再後來，符合“元相隨”條件的親屬來到，放在官府的胡商財富連帶墓中的寶珠，才能夠被拿走。這是同一則故事，在不同時代流傳時，為了顯得真實而揉進時代色彩的典型案例。
長安居大不易，何況是外國移民。/《長安十二時辰》
也是在唐文宗時代，發生了朝廷顯貴子弟向胡商貸款借錢沒有償還、被胡商起訴的事件。唐文宗政治賬與經濟賬一起算。
政治上，他覺得此事太丟大唐臉面，貶了欠債者的官職後，又在公元831年下了一道詔書，要有關部門好好“撫安”被欠債的胡商，“免令受屈”，別讓他們要不回來錢受了委屈。
經濟上，朝廷出臺了新規定，“自今已後，應諸色人，宜除準敕互市外，並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從今以後，不許唐朝民眾再向胡商貸款借錢。
政策看似是在保護胡商利益，實則是對胡商經營放貸業務釜底抽薪，是在試圖阻止唐王朝的財富外流。公元836年，朝廷再次重申了這項政策，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產業、奴婢做抵押，去向胡商借錢。
當然，這些賬無論怎麼算，對普通唐朝百姓來說，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①《舊唐書.李大亮傳》。
②吳兢《貞觀政要》。
③鄭顯文，《唐代法律關於外國人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規定》。收錄於《律令時代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
④金文經，《唐代新羅僑民的活動》，會議論文。
⑤王義康，《薩珊銀幣的東輸與唐代突厥等內附諸族》，《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⑥劉伯驥，《中西文化交通小史》第四章第二節“唐代對外僑之管理”，正中書局，1974年。
⑦杜文忠，《王者無外：中國王朝治邊法律史》第十章“隋唐時期的邊疆政策及其法律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⑧尚衍斌，《唐代入華“興生胡”的社會權益評析》，《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
⑨呂英亭，《唐宋時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外國人來華為中心》，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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