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爐款印之考證
以型款可斷宣爐優劣，以色質立辯宣三真偽。古來凡論及款印者，大致八、九，尚無有一人敢斷言“宣爐唯款印不可為偽”。既知款印非是鑑別宣三真贗之依據，若還糾結其中，恐是費心勞神，到頭來，雪消春水一場空。
此八、九之人，依次為項元汴、高濂、張應天、劉侗、王應奎、冒襄、邵銳、趙汝珍等，除後三者外，餘者無不涉及《四庫全書·宣德鼎彝譜（八卷本）》中關鍵之語句:「下有陽識“大明宣德年制”六字真書匾印」，此為本源，後世相關之考辯皆源於此。
最早提出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為沈度楷書而就的，是清人王應奎，此為支流，乃本源之發展延續。原句出自《柳南隨筆》記高江邨之宣德鰍耳詩注，其文如下:「鐫款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作三行，乃當時命學士沈度楷書」。
王應奎在《柳南隨筆》另一篇文中，沿襲的多是劉侗、高濂、冒襄的觀點。文中未作相應註解，亦未作延伸解讀。王應奎不過是集眾家之言，並參以他說，將之整而合一，以作爐說。可見，所謂“沈度款印”之說，出於“記高江邨之宣德鰍耳”詩注，並非是對以上諸家相關宣論的針對性解讀。高江邨之宣德鰍耳爐真贗如何，關乎“沈度款印”之說。耐人尋味的是，王應奎曾自言“餘非鑑古之士”，想來此論點能否成立，堪憂矣。
冒襄《宣爐歌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偽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此說源出劉侗《帝京景物略·城隍廟市》「景泰成化間之獅頭彝等(厚赤金作雲鳥片帖鑄之。。。後人偽鑿宣款，以重其價)。真爐真款而釘嵌者，宣呈樣爐，宣他器款也(當年監造者。。。謂有款易售，取宣別器款色配者，鑿空嵌入，其縫合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覺有微痕)。」
冒襄沿襲的是劉侗爐說，劉侗又何嘗不是沿襲他人之說？劉侗《帝京景物略·城隍廟市》「景泰成化間之獅頭彝等，厚赤金作雲鳥片帖鑄之，原款用藥燒景泰年制等字」，源出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景泰、成化年間亦有此色。彝爐用兩獅頭為耳，複用赤金厚片作雲鳥形貼鑄，其底識無印文，惟用藥燒景泰年制等字」；劉侗「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制，字完整，地明潤，與爐色等舊，非經雕鑿燻造者」，此處明顯是源出高濂「其底識文，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真書字畫完整，印地光滑，蠟色可愛」；劉侗「當年監造者，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準用，方依款鑄」，源出項元汴《宣爐博論》「不知凡進呈樣爐例不填款，俟選中特鑄方許寫款」。劉侗尚引用項元汴《宣語博論》多處，在此略去不計。
張應天《論古銅器》「然花紋者絕少」，源出高濂「但宣銅花紋者甚少」；張應天「其色止蠟茶、滲金二種，所費不貲」，源出高濂「宣鑄多用蠟茶、滲金二色。。。所費不貲」；「底款用扁方字印，作小楷書，極遒勁完整」，亦必是源出高濂之說。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可見前人多尚古，做學問必究其出處，以重其說。辨證、引用古人爐說同時，或作相應之註釋，或作詳盡之解析。故而五百餘年以來，以致層累疊加構成，長篇鴻論者，諸如沈氏之《沈氏宣爐小志》、吳融之《燒爐新語》，皆考辯精甚也。
宣廟銅器在高濂看來，有“小如”百折彝爐、乳爐、雨雪點金片貼鑄戟耳彝爐等佳品；“大如”鼎爐、角端獸爐、方耳壺等稀品（注：「其底識文，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獨置於“大如”其後，似有所指，不可忽略之）；除此，尚有“他如”判官耳雞腿腳扁爐，翻環六稜面鑄鏒金番字花瓶，四方直腳爐等下品。
高濂「其底識文，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此處之“其”是為何指？獨大器乎？詳查宣譜八卷本，“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僅施用於郊壇鼎彝之器。沈氏雲：「廟堂壯觀，瞻故尚大器，如鼎鍾彝之類是也」。之前，高濂曾斷言，鎏金之器「惟可作神佛供也」，今又指明，「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唯施用於鼎爐、角端獸爐、方耳壺等廟堂大器，可謂與宣譜八卷本互為應證。若此推斷正確無誤，可由此得出以下之可能，張應天、劉侗斷章取句，引用高濂“用扁方印子，陽鑄大明宣德年制”，或致後人誤以為然，以此泛指其它諸類大小宣爐了。
劉侗以為「（宣爐）非經雕鑿燻造者」，而趙汝珍則以為「真宣之款有鑄刻之不同」。二者說辭各不同，看似衝突，實則不然。非經雕鑿燻造者，追其本源，其指向是郊壇鼎彝之器，即“禁內”宣銅供器（年號爐），其款印實為鑄；宣爐之所以有鑄刻款印之不同，概因時過境遷，“年號爐”（鑄款）與添刻後之樣爐、無款爐兼而並存，故爾有此一說。趙汝珍又云「若非“御賞”流傳於世,何能得見乎」？此言既出，別無他想，所謂的“禁內”年號爐（鑄款），在趙汝珍看來，恐是無一倖免，皆譭棄殆盡。有真爐無款而添刻者，有真爐真款而釘嵌者，以此推之，時至今日，若有真宣遺存，市面所見，唯雕刻、釘嵌是真，鑄款者必偽無疑。
綜上所述，可知， 宣銅爐原鑄款，唯“大明宣德年制”六字真書（即楷書）一種，除此，別無它款。今人所見諸款，皆後出矣。
趙汝珍「嚴東樓，號玉堂清玩主人，其所鑄爐系劫取宣爐之無款者充為已有，非其所制，故玉堂清玩之爐不能列在仿製之內，當列正名品矣」，近有質疑此說者，實乃曲解著者本義。“嚴東樓之爐，非其所制。嚴東樓自己並不鑄爐，世間傳聞其所鑄爐，皆系取宣爐之無款者添刻“玉堂清玩”款印，充為已用，故而，凡嚴東樓過手收藏之“玉堂清玩”爐，不能列在仿製之內，當屬正品真宣矣”。箇中道理淺顯易懂，鑑家過眼分明，無須再行辨論。
宣爐除了年號爐（有款爐），尚有“樣爐”、“無款爐”二種。趙汝珍明確指出：「在當時，除年號爐深藏禁內，惟宣德御賞爐送與功臣，平人實難得見」。以此推之，御賞爐並不是年號爐。禁內也作“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即“郊壇”、“太廟”、“內廷”、“內府”。「宣德爐的樣爐及無款爐，有許多是美妙的真品，後人取得後便鑿空底部嵌入爐款」。邵銳同樣認為，宣爐除有款爐外，本是有樣爐與無款爐兩種的。再者，郊壇宗廟內廷供奉之鼎彛因“甲申之變”緣故，已是譭棄殆盡，且在此之前，年號爐（有款爐）極少有從禁內盜出者。從嚴嵩之子嚴東樓大量改刻宣三來看，或許當時也只有無款真宣散落於世。故而，以款鑑爐真贗，無從依據，徒勞無益。
趙汝珍「宣款各種字體皆有，但以楷書為多。至款字則只有宣、宣德、宣德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等四種，其他十九皆非真宣也」。趙氏在《宣德爐譜辨》一文中，以為「蓋真宣均載於三譜，見於《爐譜》者，即為真宣，否則即為仿宣」，又以為，「現今行世之《爐譜》只有三卷、八卷、二十卷等三種，此外則無譜可考，而此三譜又完全為一種」。不知從何時起，原本著錄有序的“大明宣德年制”六字真書匾印不再是唯一，隨著偽譜的出現，世人漸而認知、接受宣、宣德、宣德年制等多種款字。
至於趙汝珍首肯的二十卷本，Paul Pelliot早在1936年就有過詳細考證，已認定1928年定名的《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本）是後世的偽作。本人在《補鑄缽盂爐型款及其蠟茶色工藝之淺析》一文，曾考證“仿宋填漆缽盂欵式”，坐實二十卷本為後世之偽書，在此就不闡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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