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每个朝代都有优美诗句传出，而唐代更是诗文化的巅峰时期，佳作频出，有许多诗词我们未必能记得全文，但说起其中某几句，却往往非常熟悉。
比如这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的悲凄描绘得恰到好处，令人感触良深。
也正因为这句诗写得太好了，还惹来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
01 宋之问杀人夺诗是真的吗？
我们如果查阅《全唐诗》，会发现“年年岁岁”这两句出自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但与此同时，这首诗也归于宋之问的名下。也就是说，连《全唐诗》都拿不准，这首《代悲白头吟》的版权到底属于谁，因此只能和稀泥，含糊了事。
为何会如此呢？
从一些文人笔记中， 我们可以初窥端倪。
原来，这首《代悲白头吟》竟与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相关：宋之问为夺此诗，杀害了自己的外甥刘希夷。
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中提到，刘希夷写下两个版本的《白头翁咏》后，不到一周，便被奸人所害，据说这奸人正是宋之问。
《大唐新语》：“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
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则说得更详细，直接点名宋之问，用土袋压杀外甥刘希夷，杀人夺诗，所以后来自己也死于非命。
《刘宾客嘉话录》：“刘希夷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后来的《唐才子传》等书，也基本引用以上说法，认为宋之问杀人夺诗，但《新唐书》、《旧唐书》中则均未提及此事。
对此，后世学者也从多角度考究，有人认为刘肃、韦绚等与宋之问时代接近，所说很可能是真实，或是当时坊间流传甚广的说法。
但也有人认为，宋之问、刘希夷都不是无名之辈，如果真是甥舅关系、又是杀人案件，刑事档案中不可能毫无记载；另外，从《新唐书》对宋之问的生平记载来看，他比刘希夷小了近20岁，刘希夷死时30岁，因此宋之问不可能在10岁时“杀人夺诗”。
然而，还有学者考证，《新唐书》对宋之问年龄的记载有误，他只比刘希夷小5岁，完全可以在25岁时犯下大案。
几种说法都有史料印证，但也多为暇疵证据，难以自圆其说。
因此，宋之问杀人夺诗的传闻是有的，但是否历史真实，就难以下定论。
不过，无论哪种结论，都说明一个问题：唐代官员对诗赋极其重视，甚至到了走火入魔、敢杀人的地步。
这种矫枉过正、近乎疯魔的文化趋势，原因就在于唐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简单说：这是“以诗取士”惹的祸。
02 科举考试要作诗
唐代科举考试成为当官的重要途径之一，唐初主要偏重对儒学的考察，明经科居于三科之首，主要内容就是经学策论。
什么是经学？简单说，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并能结合时政，给出独特性见解，有点类似现在的政治学，是意识形态的考试。
而唐初占据意识形态优势的，是以李唐世族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也就是北方文化。而当时的汉文化正统传承却在南方，除了经典解读，还有诗赋文学，文风与北方迥异。
武则天执政时期，为压制关陇势力，弱化科举考试中经学比重，提高诗赋地位。
陈寅恪《唐代政汉史述论稿》中提到：“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
《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永隆元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进言：明经多少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刘思立认为，明经科考试，很多人照抄义条；进士科考试，考生们则背诵旧策范文，都考不出真材实学，因此要加试基础，顺利通过的，才进一步进行策论考试。进士科加试的杂文二篇，即一诗一赋。
这一建议被高宗采纳，并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
到唐玄宗时期，诗赋取士的制度更加成熟，进一步影响到其他科举科目。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13年3月）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
由此看来，从永隆二年开始，唐代科举考试便通过加试诗赋的方式，选拔人才，到天宝年间，这种以诗取士的制度更加成熟，已经成为定式。
唐代诗歌鼎盛，也正是高宗、武则天到玄宗这段时间，由此可推测，唐诗的繁荣与官府考试制度的改革，不无关联。
我们翻阅史料不难发现，唐代许多名臣也都是写诗高手，比如玄宗时的名相张九龄，又如唐初的王勃、杜审言（杜甫祖父）等，均是进士及第做官，一手好诗恐怕加分不少，贺知章更是武则天时期的状元，诗文也极受赏识。
在这样的官方导向下，难怪李白、杜甫等人，都将诗文作为敲门砖，试图借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03 官员选拔也要作诗
除了科举考试，需要官场新手们勤练诗文，做到命题作文、例无虚发，对于已经做官的臣僚们而言，作诗同样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职场技能。
一位进士出身的官员，授予官职后，从此便高枕无忧，不必再担心考试了吗？
并非如此。
唐代的吏部，选官考试中仍然有诗赋选项，即是说，即使走上仕途，作诗技能仍然不能丢，需要长随吾身。
《旧唐书•职官志》中记载：“每经三考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 小铨，旧委郎中专知。开元二十五年，又敕铨试讫留放，皆尚书侍郎定之也。”
即是说，各部门官员，任期满后，如果想晋升或是调动，是要参加诠试，否则只能留放旧任。
当然，唐代并非所有官员都需参加铨试，而是未有出身人和六品以下旨授的前资官，至于三品以上册授官、五品以上制授官和六品以下的敕授官则不在此范围。
即绝大部分六品及以下官员，都要参加诠试，各司员外郎、拾遗、补阙、御史及翰林院、集贤院学士等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除外官员，基本都是摇笔杆子的“文秘”，一则有真才实学不怕考试，二则岗位特殊，要调动晋升都须上级考虑。
诠试与科举考试虽有诸多不同，但诗赋仍然被纳入其中，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非常讲究文辞华丽。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便提到：“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备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可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
对这种将诗赋加入诠试（试判）中的作法，马端临虽然持反对态度，认为只是文章美丽，但对从政治民并无益处。
不过，尽管后世之人看出唐代官场公文骈俪化的弊端，却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风格便是如此。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也提到：“（唐）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
宰臣写奏折，都要思考对偶问题，由此可知，诗文不过关，在唐代做官是难于登天了。
04 陪皇帝饮宴还要作诗
对唐代官员而言，诗是敲门砖，也是升迁梯，如果有幸成为皇帝近臣，对不起，你更得会作诗。
李白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他诗做得好，受人推荐，很快在唐玄宗面前露脸，获得官职。他临场发挥写下的《清平调》三首，使得他名动长安，一时炙手可热。
而这三首诗，便是宫廷饮宴时的作品。
如果翻开《全唐诗》，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应制诗，也就是皇帝命题、大臣们奉诏而作，质量未必很高，但作诗的人水平却不能低，需要有急才。
前面提到的“杀人夺诗”案主角宋之问，便是一位应制诗高手。
《旧唐书》中便记载了一段
宋之问作应制诗的故事。宋之问在武则天手下做官时，曾跟随武后游洛南龙门，武后让随从们即兴作诗，左史东方蚪先作好一首，武后赐给他锦袍。片刻后，宋之问也写好了，献给武后观看，武后发现这首诗更好，赞叹之下，竟然收回赐给东方蚪的锦袍，转赐给宋之问。
如此看来，宋之问不仅是写诗高手，也是抢东西的好手，对这种“劫胡”行为习以为常。
小结：
唐代诗歌鼎盛，与当时朝廷科举取士的文化导向紧密相关，为了进士及第，学子们无不认真研习名人诗歌作品，提高写作水平，但也有少数人走入邪道，甚至出现了直接售卖优秀作品、将他人诗作据为己有的事情。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中记载：“（李）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李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余年矣。欲幸见惠。’”
这种拿着抄袭诗作登门拜访、却撞上原作者的故事，大概也只有古人才能如此平和应对。
在唐代整体重视诗作的氛围之下，无论是李生买诗，还是宋之问夺诗，说到底，都不过是追名逐利之举。
唐诗因之而兴盛，同样因之而败落，当功利完全注入文学血脉之后，又还能剩下多少佳作呢？
文学一事，终究要存乎本心，才得意趣。
作诗可以功利，但不可只有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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