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緯作為漢代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命運多舛，經歷了由漢代的盛極一時至魏晉時期的不斷禁燬，其內容神秘性與荒誕性一直被漢以後的正統學術界排斥在外。隨著明清兩代人輯佚，才使後人可初窺其貌，可歷代學者關於讖緯的研究則顯得相對匱乏。讖緯能夠在東漢興盛，甚至成為當時主導思想，《後漢書》中幾乎每每可見讖緯的影響，除去漢代文化時代背景的因素，也說明其自身的內容並不止如此簡單，清末民國時期經過了讖緯研究的短暫高潮，建國後又進入低谷，學界多因其過多的“封建迷信”成分而避開，研究相對停滯。八十年代以後學者對讖緯的研究逐步重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關於讖緯研究的意義，清末劉師培在《讖緯論》中提及讖緯有“五善”，所謂“補史”“考地”“測天”“考文”和“徵禮”，五者並存於緯書。除此之外，讖緯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於漢代學術的系統化把握起到重要參考作用。
一．何為讖緯？
所謂讖緯即是把陰陽五行思想作為骨架，把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作為主體，然後附會經義與儒家思想相滲透，統萬物之道，究天人之際，自成一體的龐大的神學世界觀。漢代讖緯的最終生成，是“讖”與“緯”各自的源流的共同作用，讖緯是對“讖”與“緯”的融合與提升。
讖、緯起源有別，宜分開論說。“讖”為證驗之類，表現為河圖洛書與夢占卜筮，是帝王受天之命的神秘論證形式。《說文》：“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讖”的形式表現為隱喻，可以對未來事物發展進行吉凶預判，而非張揚被大眾瞭解。緯”與“經”相配，附會儒家經典而成。《說文》：“緯，織衡絲也。”緯書的產生依附於經書，並以陰陽五行與災異祥瑞思想對經書進行闡釋。也正由於緯書以神學觀點解經的方式，大量神學內容充斥緯書，才導致讖、緯合流。
讖言作為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它最開始只隸屬於中國早期社會的巫祝群體，其他先民並無如此這般的話語權。在民智未啟、莽莽蒼蒼的存在性境域中，率先覺醒的巫祝依據自身“生命意向性”而在世界中去展開自身，生成自我的過程中，逐步開啟並認領“我”之外的顯現的物和物的物性，作為存在者的存在性境域的顯現活動向將要顯現的純粹形式領域凝集的唯一領受者和最終守護者，巫祝承天意而下達，稟民意而上祈，讖言就成了彰顯他們特殊身份並能夠及時溝通天人之關係的言說方式。在特定的歷史境域下，隨著存在者的生命不斷展開諸如此類的活動，讖言漸漸成為中國早期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因溝通天地人神關係而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歷史文化現象。
讖作為一種占驗吉凶的言說方式，並不是以單一的語言形式存在於歷史文化之中，而是以多樣化的形態存在著。讖主要有以下幾個種類：卜辭、謠讖（歌謠、童謠或民間諺語）、詩讖、依傍緯書、特殊物象。
從詞源上來看，緯是相對於經而言的。經的本源意義是指的是織布工具上的縱向絲線,緯則是指橫向的絲線。一件完整的織品是經緯二者相輔相成的結果。儒家的社會地位，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後,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儒家流傳下來的著述典籍也成為了獨尊一脈的官方之“經”。在天人感應盛行的社會條件下，許多方士化的儒生順流而上，憑藉氾濫於社會中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及災異符命等言論，來附會解釋儒家經義,故而儒家的經學就與漢代神仙方術等民間思想相滲透，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思想，即“緯”。“經”既然已被用來專指儒家之經典,故此方士化的儒生們假託於孔子之手用神學迷信觀念來解釋經義的著作便被稱作“緯”。
二．讖緯興起的原因
“讖”、“緯”出現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統治者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需要。古代“神道設教”意識濃重，統治者對人民宣稱代天治理國家，在經歷政權更迭時，替代者則需要一個合理的理由進行統治，讖緯的象徵意義恰好能夠解決統治者最迫切得到的天之符命。同時，新王朝開創之初，帝王大權在握，不至於聽信異說。而隨著歷史的發展、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影響，當社會逐漸出現危機而動亂時，統治者只好求助於神靈。“讖”、“緯”興於哀、平之際，正是西漢轉入衰落的時候。漢哀帝信讖，夏賀良等人獻上“赤精子之讖”，《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哀帝降詔：“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於是哀帝將建平二年改年號為太初元年，改帝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從這件史實中既可以看到西漢末年政權的衰落，又可以看到讖緯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王莽和劉秀是利用讖緯奪權的成功案例，劉秀將讖緯提升為官方統治思想，並於中元元年圖讖天下。可見讖緯的發展與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同時，今文經學的神秘化，儒生與方士的鬥爭也對讖緯的興起起到重要作用。
三．《禮緯》與經學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改革，使經學被賦予了神聖地位。此背景下儒生以通經致用為目標。在其發展中，齊學起到了重要作用，皮錫瑞《經學歷史》：“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齊學善言陰陽五行與象佔災異，而陰陽災異治國說融入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雖然在當時，武帝並不接受這種思想，但漢代對師法、家法傳承的重視，使神化經學得以承接不止，加之以後皇權政治的需要，災異祥瑞說一舉成為漢代主流思想。神化經學的繁榮令讖緯之學得以迅猛發展，同時，經學與緯學常常互為詮釋，鄭玄注六經，雜糅今古文與讖緯則是一個典型例子，其後的《白虎通義》正是對此交融的調和與總結，而《禮緯》是讖緯學說的重要一環，與經學的緊密關係不言而喻。
秦朝的滅亡與漢朝的建立使人們一方面反思法家思想的弊端，一方面開始著手建立新的意識形態體系，《淮南子·主術訓》：“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惟神化可貴。”“神化”指儒家的神道教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漢代經學的發軔在此背景下展開，先秦儒家材料一躍成為“經”，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後“五經”被欽定為“經典”，儒學獨尊。西漢又分今、古文經學，以文字之不同而傳授有異，至劉歆時增《古文尚書》等，立學官，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增補，今古文分道揚鑣。今文經學的興起是讖緯神學的前奏，也是經學與神學結合的開始。
漢武帝時期“大一統”思想的確立，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基礎，將春秋災變與陰陽五行相結合，《漢書·董仲舒傳》言：“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雖然在當時武帝並不接受這種思想，但漢代對師法、家法傳承的重視，使神化經學得以承接不止，出現了經緯合流的趨勢。加之儒生的地位得到提高，經學為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吸收了方術思想；另，方士為自抬身價而依傍經學，方士化儒生與經學化方士相互碰撞，兩者相互借鑑合流從而使神化儒學向更加系統化方向發展。讖緯的經學化改造使其學術地位不斷上升，而經學的讖緯化內容則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兩者各得其所利。讖緯還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間起到調和二者矛盾的作用，而後的《白虎通義》正是對三者的有效總結和發揚。
四．結語
讖緯的命運隨著歷史的浪潮波盪起伏，在經過統治者歷次禁燬後，最終走向衰敗，甚至典籍只零星殘存。隨著古書輯佚之風的盛行，讖緯的文本終於在古今學人的努力下漸漸還原，學者關於讖緯的研究也紛至沓來。自清代到現代，學者對於讖緯研究的成果不斷推陳出新，而讖緯的研究也轉向更加細節的探討。漢代是中國大一統的時代，隨著政權與經濟的穩定，中國進入相對的文化繁榮時期。《禮緯》中如“記日月右行”、“西王母”、“五祀”的文本與時代學潮相互比對時，可以使我們瞭解《禮緯》中複雜思想的來源與文本形成的時間，同時以文字學角度探討《禮緯》三篇篇目的內涵可以輔助學人更加深入的把握文本思想。《禮緯》作為漢代禮學神化的產物，與經學、道教、政治關係密切。漢代古文經、今文經、讖緯三者相互融合，並在具體的禮祀制度中體現了漢代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等神學思想對其的滲透。
讖緯不僅是儒家經學的歷史變體，更是道教產生的思想來源之一，《禮緯》中豐富的神學內容對道教西王母傳說、鬼巫道、《太平經》的形成有促進作用。漢代讖緯思想作為漢代重要的學術思潮，在政權更迭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禮緯》的文本中充斥著豐富的“天”論與帝王治世思想，在這種背景下，統治者通常利用讖緯的思想愚弄民眾，為自己登基而贏得受天之命的輿論。
參考書目：
[1] 張澤兵：《讖緯敘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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