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中国和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在文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尽管在军事上不佳，但在经济文化上的成就却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嶺峰。灿烂辉煌的宋文化吸引着周边的国家，高丽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对外传播没有吨础逼人的架势，也不借助任何强制的力量，宋朝凭借着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时空，润物无声，在宋丽文化交流中心处于当之无愧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宋丽文化交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时期宋丽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十分广泛，在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一时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商人在书籍交流中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书籍是与神圣庄严的道德教化联系在一起的。《隋书经籍志》总序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维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书籍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将书籍的输出视为严肃的政治教化行为，中原王朝向周边国家输出的每一部儒经，都是在实现“覃声教于万邦”的儒家理想。
从宋朝起，雕版印刷术大盛，书籍的印刷和流传都更为广泛。书籍不再是难得之物。书籍所能传播的信息量也大为增加，本朝官员的奏议文集也容易在书肆上购得，这其中难免有涉及国家边防机密的内容，为维护国家安全起见，宋朝政府于年颁布诏令，禁止将涉及“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携出边境贸易。诏令规定：“今后如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书籍出境诏令主要是针对契丹，但高丽夹处两大国之间，且长期受辽辖制，输入高丽的书籍难保不转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对高丽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宋朝官方向高丽输出书籍时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这一时期，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大藏经》等佛典交流是宋丽间典籍交流的主要内容。据《高丽史事假》和《宋史高丽传》明确记载有宋朝官方赠与高丽政府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九经》；
②《文苑英华》；
③《神医补救方》；
④《大藏经》并御制《秘藏洽》《逍遥詠》《莲花心轮》。
上列诸书的共同点是与现实政治，国防安全无大关碍，《九经》是儒家经典，《大藏经》等为佛教经典，这两类书，高丽事实上早已拥有，从宋朝输入的目的只是为了校勘说误；《神医补救方》是医书；《文苑英华》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总集。此外，宋朝还准许高丽使臣自行购书，但从官方渠道输入高丽的书籍必须符合年1027的限制。
这一时期，宋朝的印刷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强了对书籍输出的限制，宋丽书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碍；但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宋朝书籍流入高丽的渠道比从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更显开阔了——商人加入到向高丽输出书籍的行列中，书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业行为转化。“书籍的流传由官方主导转为由民间形成新的主导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态，大有降为商业行为的趋势。”
这一时期，大批不畏风涛险恶的商人，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需要的书籍偷运过境。当然，商人运书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运者既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商人便在无意之中充当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这种书籍贸易活动在南宋中后期两国关系极为紧张时甚至之后的断交时期仍在持续进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丽国王明宗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并命判秘书省事崔诜用这个版本的《太平御览》对高丽已有版本进行校勘。商人版书以求利，难免要违犯宋朝政府的书籍出境政令，这一点可以从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证。1139年三月乙巳，高丽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读司马光《遗表》及《训检文》”。司马光之《遗表》及《训检文》如非单独行世，必然应在限制输出书籍之列。这些书籍得以流入高丽显然应当归功于商人。
高丽不仅非常重视搜集庋藏中国典籍，对中国书籍的翻刻也极为重视，印刷术的东传使得高丽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南宋时，活字印刷术传至高丽，极大促进高丽的印刷技术。高丽大量仿照雕刻中国典籍，把所印的书籍藏入秘阁，有时也分发给一些政府机关或官员。而且高丽政府还鼓励官员雕印书籍，此外高丽政府还多次组织人力，对从宋朝传入的书籍进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学士和宝文阁学士在精义堂聚集一起校对《册府元龟》。
而且在这一时期，宋丽两国的书籍交流方面具有双向性。宋朝不仅向高丽输送书籍，也从高丽那接受回馈的典籍。高丽国内无论是政府和民间有浓厚的藏书、印书之风，因此高丽保留了很多在中国早已散佚的古书或异本，这些典籍极具学术价值。高丽不仅藏书而且有时还将这些书籍作为“礼品”回赠给宋朝。高丽时期对新雕的书很讲究板本，而且校对严格，使得这些书籍内容较全、错字很少，并且高丽印刷的书籍所用的高丽纸坚初如帛，质地优良，纸张色白如绫，所印墨色也十分均勻，书籍装订十分结实，得到后世学者的好评。高丽藏书的丰富，保存的完整，使得高丽有可能向汉字文化的发祥地——宋朝回馈书籍。如年六月，高丽使者李资义出使宋朝带回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宋朝这次向高丽所求书籍总共是种，《高丽史宣宗世家》全文载录了这则书目，正是高丽进献的这些珍贵书籍，宋朝得以校勘已有藏书并补正遗佚。从中可见高丽藏书数量的丰富和完整。
星辰易经
宋人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一书中曾写道：“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为天下第一”。
所谓监书乃是国子监官方刻书、内酒则是由大内宫廷酿造的酒，而与之并列的高丽秘色就是由当时朝鲜高丽王朝在中国指导下生产的高丽青瓷。
小饭从米色瓷来说一说宋代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何谓秘色？
唐人陆龟蒙有一首《秘色越器》专咏秘色瓷，其词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五代越窑〈秘色青瓷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前人只知秘色瓷会作为贡品向中央政府进贡，但对于其具体面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一批唐代遗物。
法门寺珍宝馆秘色瓷器
作为供奉佛祖的供品，唐人通过“衣物帐”清楚记录下了每件物品的名称，从中人们方才确定史书中玄而又玄的秘色瓷乃是唐代名窑越窑的精品青瓷。
那么高丽又是哪里来的秘色的？
新罗与江浙
盛唐时期东北白山黑水间崛起了一个渤海国，此后渤海国向朝鲜半岛扩张与南部的新罗时有冲突。因此盛唐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交流主要依赖海路。主要港口有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连云港一带的海州和位于今宁波的明州。
新罗晚期，一位曾在徐州任“武甯军小将”的新罗人张保皋在扫荡海盗中逐渐建立自己势力，在今朝鲜半岛全罗南道莞岛设立清海镇成为支配东亚中日韩海上贸易的半独立势力。
张保皋像
虽然张保皋最后因卷入新罗政治纠纷被刺客所杀，但死后诗人杜牧为他写有《张保皋郑年传》，赞扬其功绩。日本人更将其称为新罗明神、赤山明神。
正是在张保皋时期，新罗从明州邀请匠人，引入了中国制瓷技术，朝鲜半岛出土火照（一种监测烧制陶瓷炉温的工具）上就匠人签名“明州人某某”就是朝鲜与浙江交流的见证。
最早的瓷器
中国在东汉时期创烧了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商代至西汉为工艺较为原始的原始青瓷）。东汉至唐代，全世界只有中国能烧制瓷器。
朝鲜半岛就是全球第二。
新罗三彩
当时新罗先是受唐三彩的影响，统一新罗时期出现了名为“新罗三彩”的三彩釉陶。9世纪后期，新罗开始从中国江浙地区输入青瓷、黑瓷和白瓷等瓷器，以及制瓷技术。朝鲜陶瓷从此进入瓷器时代。统一新罗成为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进制瓷技术的国家。
高丽秘色
新罗晚期，国内混乱，最终爆发了被称为朝鲜历史上后三国时代的内战。918年，后高句丽弓裔部将王建在其它部将的拥立下，推翻弓裔，改国号高丽，建立了高丽王朝。
随着国内局势的安定，朝鲜制瓷业得到新的发展。加之当时宋辽对峙，宋人为远交近攻，对高丽王朝贸易上多有优待，高丽青瓷的制作工艺得到发展与完善。
青瓷鱼龙注子，韩国国宝61号
北宋徽宗年间到访高丽的使臣随员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条对高丽青瓷作了褒奖:“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为此物最精绝。”
高丽青瓷蜜罐
当然，小饭最欣赏的还是12世纪中叶后产生的，独具高丽特色的镶嵌青瓷。朝鲜人将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镶嵌技法发挥到极致，制成了独一无二的高丽镶嵌青瓷。
大韩民国国宝第253号青瓷阳印刻连唐草·象嵌牡丹文银扣大楪
这种瓷受到当时南宋人的热烈欢迎，不但太平老人将之称为秘色（镶嵌青瓷发色确实较好），皇宫内院、达官显贵也热衷于搜求高丽青瓷。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杭州在对南宋皇宫、御街等地考古中均曾发现高丽青瓷的残片，证明了两宋与朝鲜在陶瓷领域的一段交往
刘敦杰
宋人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一书中曾写道：“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为天下第一”。
所谓监书乃是国子监官方刻书、内酒则是由大内宫廷酿造的酒，而与之并列的高丽秘色就是由当时朝鲜高丽王朝在中国指导下生产的高丽青瓷。
小饭从米色瓷来说一说宋代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何谓秘色？
唐人陆龟蒙有一首《秘色越器》专咏秘色瓷，其词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前人只知秘色瓷会作为贡品向中央政府进贡，但对于其具体面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一批唐代遗物。
作为供奉佛祖的供品，唐人通过“衣物帐”清楚记录下了每件物品的名称，从中人们方才确定史书中玄而又玄的秘色瓷乃是唐代名窑越窑的精品青瓷。
那么高丽又是哪里来的秘色的？
新罗与江浙
盛唐时期东北白山黑水间崛起了一个渤海国，此后渤海国向朝鲜半岛扩张与南部的新罗时有冲突。因此盛唐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交流主要依赖海路。主要港口有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连云港一带的海州和位于今宁波的明州。
新罗晚期，一位曾在徐州任“武甯军小将”的新罗人张保皋在扫荡海盗中逐渐建立自己势力，在今朝鲜半岛全罗南道莞岛设立清海镇成为支配东亚中日韩海上贸易的半独立势力。
虽然张保皋最后因卷入新罗政治纠纷被刺客所杀，但死后诗人杜牧为他写有《张保皋郑年传》，赞扬其功绩。日本人更将其称为新罗明神、赤山明神。
正是在张保皋时期，新罗从明州邀请匠人，引入了中国制瓷技术，朝鲜半岛出土火照（一种监测烧制陶瓷炉温的工具）上就匠人签名“明州人某某”就是朝鲜与浙江交流的见证。
最早的瓷器
中国在东汉时期创烧了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商代至西汉为工艺较为原始的原始青瓷）。东汉至唐代，全世界只有中国能烧制瓷器。
朝鲜半岛就是全球第二。
当时新罗先是受唐三彩的影响，统一新罗时期出现了名为“新罗三彩”的三彩釉陶。9世纪后期，新罗开始从中国江浙地区输入青瓷、黑瓷和白瓷等瓷器，以及制瓷技术。朝鲜陶瓷从此进入瓷器时代。统一新罗成为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进制瓷技术的国家。
高丽秘色
新罗晚期，国内混乱，最终爆发了被称为朝鲜历史上后三国时代的内战。918年，后高句丽弓裔部将王建在其它部将的拥立下，推翻弓裔，改国号高丽，建立了高丽王朝。
随着国内局势的安定，朝鲜制瓷业得到新的发展。加之当时宋辽对峙，宋人为远交近攻，对高丽王朝贸易上多有优待，高丽青瓷的制作工艺得到发展与完善。
北宋徽宗年间到访高丽的使臣随员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条对高丽青瓷作了褒奖:“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为此物最精绝。”
当然，小饭最欣赏的还是12世纪中叶后产生的，独具高丽特色的镶嵌青瓷。朝鲜人将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镶嵌技法发挥到极致，制成了独一无二的高丽镶嵌青瓷。
这种瓷受到当时南宋人的热烈欢迎，不但太平老人将之称为秘色（镶嵌青瓷发色确实较好），皇宫内院、达官显贵也热衷于搜求高丽青瓷。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杭州在对南宋皇宫、御街等地考古中均曾发现高丽青瓷的残片，证明了两宋与朝鲜在陶瓷领域的一段交往。
泛小饭
出身于开城海商世家的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成为高丽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新罗于公元935年、后百济于公元936年先后归顺高丽。从此，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结束，高丽重新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
高丽王朝初创之时，正值中国大陆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唐代中期在边境和重要地区设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政，后来其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形成军人割据，常与朝廷对抗，历史上叫做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混乱的局势有利于高丽朝向北扩张。王建派王式廉越过原新罗北界，占领了“蕃人（靺鞨mòhé，中国古代东北方的民族）游猎其间”的平壤。契丹（古族名。唐末，迭刺部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族，建立辽朝、与五代和北宋并立）灭渤海国后，认为高丽实际上就是三韩族国家新罗，不应侵蚀高句丽及渤海故地，因此从公元993年到1018年，曾三次出动大军，与高丽争战，结果，在高丽的积极防御和顽强反抗面前遭到惨败。
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与高丽朝的友好往来，每一次的外交文书，都由文人学士精心撰写，并派学识渊博的人作为使节前往呈递。在高丽国内，国王一般都定期到国学去祭孔，以此倡导对孔子的尊崇。当时，上自国王，下自闾巷（1ǘxiàng，小的街道，借指民间）儿童，所受正式教育，皆以儒家经典为主。1134年3月，高丽国王仁宗命以《孝经》、《论语》等儒经分赐给闾巷儿童，以广教化。高丽朝史家金富轼对仁宗的评价是：“自少多才艺，晓（汉文）音律，善（中国）书画。”
高丽教育家崔冲招收青年学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很像中国的孔子，因而赢得了“海东孔子”的美誉。当时，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崔冲分设“九斋”以容纳这些学生。其所授内容为《周礼》等九经及《史记》等三史。除崔冲外，还有侍中郑培杰等11人相继在他处开设私学，与国家开办的国子监并行，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材。当时，这12人门下的学生被指称为“十二徒”。
据文献记载，自五代后梁（公元907~923年）末帝（名朱友贞，公元913～923年在位）贞明（末帝年号）年间至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崇宁（宋徽宗年号）年间，中国曾有许多文人，还有少数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那里做官。1052年、1060年。1061年，先后被高丽朝廷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张廷、卢寅、陈渭以及后来在高丽官至参知政事的慎修，都是宋朝的进土；武士陈养，在宋已当了郎将，后于1106年投奔高丽。投奔高丽的文武人士，一般都要经过高丽朝廷的考试，然后才可得到任用。
在高丽王朝做官的一些中国文士，曾对朝鲜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双冀就是其中之一。双冀是五代后周（公元951~960年）人，公元956年随册封使到高丽。高丽国王光宗爱其才，上表请求后周准许他留在高丽。不久，光宗即委他以重任。公元958年，在双冀的建议下，朝鲜开始设科举，双冀被任命为主持会试的大臣。自此以后，朝鲜定期举行科考，对振兴文风，起了推动作用。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不少是青年学子。公元976年，高丽遣金行成至宋，人国子监学习。1099年，宋哲宗（名赵煦，公元1085~1100年在位）下诏允许高丽“举子宾贡”（宾贡：宾服，归顺）。1115年，高丽遣进士金端、甄惟底、赵奭（shì）、康就正、权适等五人人宋，人太学，并上表日：“非质疑于有识，岂能成法于将来。”就是说，高丽青年学子到宋朝，是要就学术问题向有造诣（zàoyì）的学者请教的。金端等五人，经宋徽宗亲试于集英殿，其中四人被赐“上舍及第”；权适更得恩宠，被特授以中国国籍。
宋与高丽之间，书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往来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记载，宋朝皇帝常趁使节往来之便，赠送书籍给高丽国王。书籍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如《文苑英华》（诗文集）。《太平御览》（工具书）、《神医补救方》（医书）以及佛经等。当然，书籍的交流绝不只限于官方，在民间也有不少渠道。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到高丽，献（卖给官方）书册多达597卷。1087年，宋商又献《新注华严经》。对宋商带去的有价值的书籍，高丽朝往往付给高价，以资鼓励。高丽王朝对书籍的刊印也极为重视，许多书籍都是奉王命印行的。
高丽王朝时期的书法，前期盛行欧（欧阳询）体，后期盛行赵（赵盂頫fǔ）体。文宗时的柳伸、仁宗时的僧人大鉴国师坦然、高宗时的崔瑀（yǔ）与新罗时期的金生，合称“神品四贤”。此外，显宗时的金巨雄、肃宗及睿（ruì）宗时的洪懽（huǎn）、忠宣王时的李嵓（yán）等也都是书法名家。欧体常用于碑文及写经，在碑刻和写经过程中，字体自然会产生某种变化，正如人们在高丽版《大藏经》中所见到的那样，那是典型的“高丽体”。
高丽王朝的绘画。属北宋画风。名画有李宁的《礼成江》、《天寿寺南门》，李俭的《海东耆老》，朴子云的《二相归休》，恭愍（mǐn）王的《普贤骑象》、《鲁国公主真》。《天山大猎》等。李宁于高丽仁宗（公元1122～1146年）时来宋游学，曾遵宋徽宗之命画《高丽礼成江》，备受赞赏。宋徽宗于是命翰林待诏王可训等向李宁学画，足见其画艺之高。
此外，高丽画家李齐贤所作《骑马渡江》也值得一提。画面上，五个身着胡服的人，正骑马走过冰封的江面。江面从画面的中央婉蜒伸向远方，并与白雪覆盖的山岭形成交叉；在近景的绝壁上，挺立着充分体现南宋院体画风的虬（qiú）曲老松。以这样的自然景致为背景，五个人正悠闲自在地骑马而行。画面布局严整，人物形象生动，特别是马的画法，更是不同凡响。1319年（时值中国元代），李齐贤曾随高丽忠宣王游历中国江南的一些地方，也就是在这时，元代画家陈鉴如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此画现存于汉城中央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元代肖像画的重要资料。
宋朝与高丽朝在书法与绘画方面的交流，还留有不少佳话。公元1117年，权适等高丽进士归国，携回宋徽宗的亲笔书画和嘉奖权适等人的诏书。高丽睿宗因此下令在王宫之内设置天章阁，以珍藏中国皇帝的诏书和艺术作品。1118年，高丽朝重修安和寺，曾趁使节赴宋之便，在宋求妙笔书写匾额；宋徽宗听说此事后，亲笔书写了佛殿匾“能仁之殿”四字，还命太师蔡京书写了寺门额“靖国安和之寺”，以赠高丽。后来高丽遣使赴宋，上表向徽宗皇帝表示感谢，表文是睿宗亲自草拟、亲笔书写的。
高丽朝金属活字的发明，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据高丽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记载：1234年至1241年间，高丽朝权臣崔瑀命用金属活字印刷崔允仪所撰《古今详定礼文》50卷。高丽是在宋人毕A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的，比德国使用金属活字和中国使用铜活字都要早。金属活字的使用不仅对朝鲜文化及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创举。
程朱理学在元朝时传入高丽。1289年，高丽儒学提举安垧随忠烈王来元，第一次见到《朱子全书》，认为是“孔门正脉”，欣喜异常，于是全部誊抄下来，并摹写孔子、朱子等先哲的画像，携带回国。这被认为是程朱理学传人高丽之初始。但在理论上为理学在高丽的普及和传播做出进一步贡献的，则是稍后一些的白颐正、禹悼（zhuō）、李齐贤等。白颐正与李齐贤是师生，两人都曾在元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与中国的一些名士一起从事经史方面的研究；禹倬通过自学，对理学也颇有心得。后来，李齐贤门下出了李穑（sè）。郑梦周、李崇仁、郑道传等理学学者，郑梦周门下又出了吉再等理学学者。理学在高丽的传播，对高丽的学术及政局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新罗僧玄光曾来到中国，从南岳慧思（公元514～577年）修习天台宗教义，但他回国后却未能弘布此宗。直到十一世纪后期，高丽僧义天人宋学习天台宗，回国后才在高丽广为传布。
义天号大觉国师，本是高丽朝王子，俗名王煦（xǔ）。他11岁出家，13岁时即成为僧统。成年后，他上表请求允许人宋求法，但因航海有风险，再加上有人反对，结果未能成行。义天不得已，于1085年初夏，率弟子寿介等二人微服乘宋商船离开高丽，先到达中国山东密州板桥镇，然后人汴（biàn）京（宋朝都城，即今开封）。得到哲宗皇帝诏敕，义天开始在中国游方，向各地著名高僧问法。1086年，义天回到高丽，担任兴王寺住持。其间，他培养弟子，并在寺内设教藏都监，刊印从宋、辽和日本购进的佛教经典中有关佛经的章疏，以及在国内搜集到的各种佛经古籍，计有4740余卷。
义天自宋回国后，仍与杭州的慧因教院保持着联系。义天曾“以青纸金书晋译《华严经》三百部”和筹建经阁的资金，托商船带给慧因教院。因此，慧因教院又称“高丽院”。1089年，慧因教院行者颜显到高丽，讣告晋水法师人寂，井带去法师的真影及舍利。义天特派其弟子寿介等前往杭州祭奠，并携带黄金宝塔二座，借以祈愿宋朝皇帝及太皇太后康宁。遗憾的是，由于排佛论在中国抬头，此举遭到阻挠，黄金宝塔被退回高丽，义天派来的弟子被驱逐出宋境。
云1765
中国和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在文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尽管在军事上不佳，但在经济文化上的成就却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嶺峰。灿烂辉煌的宋文化吸引着周边的国家，高丽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对外传播没有吨础逼人的架势，也不借助任何强制的力量，宋朝凭借着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时空，润物无声，在宋丽文化交流中心处于当之无愧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宋丽文化交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时期宋丽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十分广泛，在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一时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商人在书籍交流中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书籍是与神圣庄严的道德教化联系在一起的。《隋书经籍志》总序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维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书籍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将书籍的输出视为严肃的政治教化行为，中原王朝向周边国家输出的每一部儒经，都是在实现“覃声教于万邦”的儒家理想。
从宋朝起，雕版印刷术大盛，书籍的印刷和流传都更为广泛。书籍不再是难得之物。书籍所能传播的信息量也大为增加，本朝官员的奏议文集也容易在书肆上购得，这其中难免有涉及国家边防机密的内容，为维护国家安全起见，宋朝政府于年颁布诏令，禁止将涉及“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携出边境贸易。诏令规定：“今后如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书籍出境诏令主要是针对契丹，但高丽夹处两大国之间，且长期受辽辖制，输入高丽的书籍难保不转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对高丽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宋朝官方向高丽输出书籍时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这一时期，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大藏经》等佛典交流是宋丽间典籍交流的主要内容。据《高丽史事假》和《宋史高丽传》明确记载有宋朝官方赠与高丽政府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九经》；
②《文苑英华》；
③《神医补救方》；
④《大藏经》并御制《秘藏洽》《逍遥詠》《莲花心轮》。
上列诸书的共同点是与现实政治，国防安全无大关碍，《九经》是儒家经典，《大藏经》等为佛教经典，这两类书，高丽事实上早已拥有，从宋朝输入的目的只是为了校勘说误；《神医补救方》是医书；《文苑英华》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总集。此外，宋朝还准许高丽使臣自行购书，但从官方渠道输入高丽的书籍必须符合年1027的限制。
这一时期，宋朝的印刷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强了对书籍输出的限制，宋丽书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碍；但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宋朝书籍流入高丽的渠道比从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更显开阔了——商人加入到向高丽输出书籍的行列中，书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业行为转化。“书籍的流传由官方主导转为由民间形成新的主导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态，大有降为商业行为的趋势。”
这一时期，大批不畏风涛险恶的商人，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需要的书籍偷运过境。当然，商人运书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运者既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商人便在无意之中充当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这种书籍贸易活动在南宋中后期两国关系极为紧张时甚至之后的断交时期仍在持续进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丽国王明宗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并命判秘书省事崔诜用这个版本的《太平御览》对高丽已有版本进行校勘。商人版书以求利，难免要违犯宋朝政府的书籍出境政令，这一点可以从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证。1139年三月乙巳，高丽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读司马光《遗表》及《训检文》”。司马光之《遗表》及《训检文》如非单独行世，必然应在限制输出书籍之列。这些书籍得以流入高丽显然应当归功于商人。
高丽不仅非常重视搜集庋藏中国典籍，对中国书籍的翻刻也极为重视，印刷术的东传使得高丽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南宋时，活字印刷术传至高丽，极大促进高丽的印刷技术。高丽大量仿照雕刻中国典籍，把所印的书籍藏入秘阁，有时也分发给一些政府机关或官员。而且高丽政府还鼓励官员雕印书籍，此外高丽政府还多次组织人力，对从宋朝传入的书籍进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学士和宝文阁学士在精义堂聚集一起校对《册府元龟》。
而且在这一时期，宋丽两国的书籍交流方面具有双向性。宋朝不仅向高丽输送书籍，也从高丽那接受回馈的典籍。高丽国内无论是政府和民间有浓厚的藏书、印书之风，因此高丽保留了很多在中国早已散佚的古书或异本，这些典籍极具学术价值。高丽不仅藏书而且有时还将这些书籍作为“礼品”回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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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在文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尽管在军事上不佳，但在经济文化上的成就却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嶺峰。灿烂辉煌的宋文化吸引着周边的国家，高丽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对外传播没有吨础逼人的架势，也不借助任何强制的力量，宋朝凭借着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时空，润物无声，在宋丽文化交流中心处于当之无愧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宋丽文化交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时期宋丽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十分广泛，在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一时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商人在书籍交流中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书籍是与神圣庄严的道德教化联系在一起的。《隋书经籍志》总序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维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书籍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将书籍的输出视为严肃的政治教化行为，中原王朝向周边国家输出的每一部儒经，都是在实现“覃声教于万邦”的儒家理想。从宋朝起，雕版印刷术大盛，书籍的印刷和流传都更为广泛。书籍不再是难得之物。书籍所能传播的信息量也大为增加，本朝官员的奏议文集也容易在书肆上购得，这其中难免有涉及国家边防机密的内容，为维护国家安全起见，宋朝政府于年颁布诏令，禁止将涉及“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携出边境贸易。诏令规定：“今后如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书籍出境诏令主要是针对契丹，但高丽夹处两大国之间，且长期受辽辖制，输入高丽的书籍难保不转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对高丽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宋朝官方向高丽输出书籍时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这一时期，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大藏经》等佛典交流是宋丽间典籍交流的主要内容。据《高丽史事假》和《宋史高丽传》明确记载有宋朝官方赠与高丽政府的书籍主要有一下几种：
①《九经》；
②《文苑英华》；
③《神医补救方》；
④《大藏经》并御制《秘藏洽》《逍遥詠》《莲花心轮》。
上列诸书的共同点是与现实政治，国防安全无大关碍，《九经》是儒家经典，《大藏经》等为佛教经典，这两类书，高丽事实上早已拥有，从宋朝输入的目的只是为了校勘说误；《神医补救方》是医书；《文苑英华》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总集。此外，宋朝还准许高丽使臣自行购书，但从官方渠道输入高丽的书籍必须符合年1027的限制。
这一时期，宋朝的印刷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强了对书籍输出的限制，宋丽书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碍；但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宋朝书籍流入高丽的渠道比从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更显开阔了——商人加入到向高丽输出书籍的行列中，书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业行为转化。“书籍的流传由官方主导转为由民间形成新的主导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态，大有降为商业行为的趋势。”
这一时期，大批不畏风涛险恶的商人，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需要的书籍偷运过境。当然，商人运书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运者既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商人便在无意之中充当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这种书籍贸易活动在南宋中后期两国关系极为紧张时甚至之后的断交时期仍在持续进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丽国王明宗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并命判秘书省事崔诜用这个版本的《太平御览》对高丽已有版本进行校勘。商人版书以求利，难免要违犯宋朝政府的书籍出境政令，这一点可以从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证。1139年三月乙巳，高丽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读司马光《遗表》及《训检文》”。司马光之《遗表》及《训检文》如非单独行世，必然应在限制输出书籍之列。这些书籍得以流入高丽显然应当归功于商人。
高丽不仅非常重视搜集庋藏中国典籍，对中国书籍的翻刻也极为重视，印刷术的东传使得高丽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南宋时，活字印刷术传至高丽，极大促进高丽的印刷技术。高丽大量仿照雕刻中国典籍，把所印的书籍藏入秘阁，有时也分发给一些政府机关或官员。而且高丽政府还鼓励官员雕印书籍，此外高丽政府还多次组织人力，对从宋朝传入的书籍进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学士和宝文阁学士在精义堂聚集一起校对《册府元龟》。
而且在这一时期，宋丽两国的书籍交流方面具有双向性。宋朝不仅向高丽输送书籍，也从高丽那接受回馈的典籍。高丽国内无论是政府和民间有浓厚的藏书、印书之风，因此高丽保留了很多在中国早已散佚的古书或异本，这些典籍极具学术价值。高丽不仅藏书而且有时还将这些书籍作为“礼品”回赠给宋朝。高丽时期对新雕的书很讲究板本，而且校对严格，使得这些书籍内容较全、错字很少，并且高丽印刷的书籍所用的高丽纸坚初如帛，质地优良，纸张色白如绫，所印墨色也十分均勻，书籍装订十分结实，得到后世学者的好评。高丽藏书的丰富，保存的完整，使得高丽有可能向汉字文化的发祥地——宋朝回馈书籍。如年六月，高丽使者李资义出使宋朝带回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宋朝这次向高丽所求书籍总共是种，《高丽史宣宗世家》全文载录了这则书目，正是高丽进献的这些珍贵书籍，宋朝得以校勘已有藏书并补正遗佚。从中可见高丽藏书数量的丰富和完整。
历史大字报
不接壤，只能海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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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九经》；
②《文苑英华》；
③《神医补救方》；
④《大藏经》并御制《秘藏洽》《逍遥詠》《莲花心轮》。
译泽
主要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现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商人在书籍交流中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