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中國和朝鮮半島一衣帶水、山水相連，自古以來就在文化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繫，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儘管在軍事上不佳，但在經濟文化上的成就卻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嶺峰。燦爛輝煌的宋文化吸引著周邊的國家，高麗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對外傳播沒有噸礎逼人的架勢，也不借助任何強制的力量，宋朝憑藉著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時空，潤物無聲，在宋麗文化交流中心處於當之無愧的中心地位。這一時期，宋麗文化交流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一時期宋麗兩國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十分廣泛，在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這一時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商人在書籍交流中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書籍是與神聖莊嚴的道德教化聯繫在一起的。《隋書經籍志》總序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維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書籍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將書籍的輸出視為嚴肅的政治教化行為，中原王朝向周邊國家輸出的每一部儒經，都是在實現“覃聲教於萬邦”的儒家理想。
從宋朝起，雕版印刷術大盛，書籍的印刷和流傳都更為廣泛。書籍不再是難得之物。書籍所能傳播的信息量也大為增加，本朝官員的奏議文集也容易在書肆上購得，這其中難免有涉及國家邊防機密的內容，為維護國家安全起見，宋朝政府於年頒佈詔令，禁止將涉及“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攜出邊境貿易。詔令規定：“今後如有雕印文集，仰於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版，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書籍出境詔令主要是針對契丹，但高麗夾處兩大國之間，且長期受遼轄制，輸入高麗的書籍難保不轉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對高麗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宋朝官方向高麗輸出書籍時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這一時期，儒家經書及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是宋麗間典籍交流的主要內容。據《高麗史事假》和《宋史高麗傳》明確記載有宋朝官方贈與高麗政府的書籍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九經》；
②《文苑英華》；
③《神醫補救方》；
④《大藏經》並御製《秘藏洽》《逍遙詠》《蓮花心輪》。
上列諸書的共同點是與現實政治，國防安全無大關礙，《九經》是儒家經典，《大藏經》等為佛教經典，這兩類書，高麗事實上早已擁有，從宋朝輸入的目的只是為了校勘說誤；《神醫補救方》是醫書；《文苑英華》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總集。此外，宋朝還准許高麗使臣自行購書，但從官方渠道輸入高麗的書籍必須符合年1027的限制。
這一時期，宋朝的印刷業有了空前的發展，印刷術的發達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強了對書籍輸出的限制，宋麗書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礙；但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宋朝書籍流入高麗的渠道比從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更顯開闊了——商人加入到向高麗輸出書籍的行列中，書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業行為轉化。“書籍的流傳由官方主導轉為由民間形成新的主導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態，大有降為商業行為的趨勢。”
這一時期，大批不畏風濤險惡的商人，冒著宋朝政府的禁令，將高麗需要的書籍偷運過境。當然，商人運書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運者既然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書籍，商人便在無意之中充當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這種書籍貿易活動在南宋中後期兩國關係極為緊張時甚至之後的斷交時期仍在持續進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麗國王明宗獻《太平御覽》，國王賜其白金60斤，並命判秘書省事崔詵用這個版本的《太平御覽》對高麗已有版本進行校勘。商人版書以求利，難免要違犯宋朝政府的書籍出境政令，這一點可以從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證。1139年三月乙巳，高麗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讀司馬光《遺表》及《訓檢文》”。司馬光之《遺表》及《訓檢文》如非單獨行世，必然應在限制輸出書籍之列。這些書籍得以流入高麗顯然應當歸功於商人。
高麗不僅非常重視蒐集庋藏中國典籍，對中國書籍的翻刻也極為重視，印刷術的東傳使得高麗掌握了雕版印刷術。南宋時，活字印刷術傳至高麗，極大促進高麗的印刷技術。高麗大量仿照雕刻中國典籍，把所印的書籍藏入秘閣，有時也分發給一些政府機關或官員。而且高麗政府還鼓勵官員雕印書籍，此外高麗政府還多次組織人力，對從宋朝傳入的書籍進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學士和寶文閣學士在精義堂聚集一起校對《冊府元龜》。
而且在這一時期，宋麗兩國的書籍交流方面具有雙向性。宋朝不僅向高麗輸送書籍，也從高麗那接受回饋的典籍。高麗國內無論是政府和民間有濃厚的藏書、印書之風，因此高麗保留了很多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這些典籍極具學術價值。高麗不僅藏書而且有時還將這些書籍作為“禮品”回贈給宋朝。高麗時期對新雕的書很講究板本，而且校對嚴格，使得這些書籍內容較全、錯字很少，並且高麗印刷的書籍所用的高麗紙堅初如帛，質地優良，紙張色白如綾，所印墨色也十分均勻，書籍裝訂十分結實，得到後世學者的好評。高麗藏書的豐富，保存的完整，使得高麗有可能向漢字文化的發祥地——宋朝回饋書籍。如年六月，高麗使者李資義出使宋朝帶回宋朝皇帝的旨意：“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管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宋朝這次向高麗所求書籍總共是種，《高麗史宣宗世家》全文載錄了這則書目，正是高麗進獻的這些珍貴書籍，宋朝得以校勘已有藏書並補正遺佚。從中可見高麗藏書數量的豐富和完整。
星辰易經
宋人太平老人的《袖中錦》一書中曾寫道：“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為天下第一”。
所謂監書乃是國子監官方刻書、內酒則是由大內宮廷釀造的酒，而與之並列的高麗秘色就是由當時朝鮮高麗王朝在中國指導下生產的高麗青瓷。
小飯從米色瓷來說一說宋代與朝鮮的文化交流。
何謂秘色？
唐人陸龜蒙有一首《秘色越器》專詠秘色瓷，其詞曰“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
五代越窯〈秘色青瓷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前人只知秘色瓷會作為貢品向中央政府進貢，但對於其具體面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直到1987年，法門寺地宮中發現了一批唐代遺物。
法門寺珍寶館秘色瓷器
作為供奉佛祖的供品，唐人通過“衣物帳”清楚記錄下了每件物品的名稱，從中人們方才確定史書中玄而又玄的秘色瓷乃是唐代名窯越窯的精品青瓷。
那麼高麗又是哪裡來的秘色的？
新羅與江浙
盛唐時期東北白山黑水間崛起了一個渤海國，此後渤海國向朝鮮半島擴張與南部的新羅時有衝突。因此盛唐以後朝鮮半島與中國交流主要依賴海路。主要港口有山東半島的登州、今連雲港一帶的海州和位於今寧波的明州。
新羅晚期，一位曾在徐州任“武甯軍小將”的新羅人張保皋在掃蕩海盜中逐漸建立自己勢力，在今朝鮮半島全羅南道莞島設立清海鎮成為支配東亞中日韓海上貿易的半獨立勢力。
張保皋像
雖然張保皋最後因捲入新羅政治糾紛被刺客所殺，但死後詩人杜牧為他寫有《張保皋鄭年傳》，讚揚其功績。日本人更將其稱為新羅明神、赤山明神。
正是在張保皋時期，新羅從明州邀請匠人，引入了中國製瓷技術，朝鮮半島出土火照（一種監測燒製陶瓷爐溫的工具）上就匠人簽名“明州人某某”就是朝鮮與浙江交流的見證。
最早的瓷器
中國在東漢時期創燒了嚴格意義上的瓷器（商代至西漢為工藝較為原始的原始青瓷）。東漢至唐代，全世界只有中國能燒製瓷器。
朝鮮半島就是全球第二。
新羅三彩
當時新羅先是受唐三彩的影響，統一新羅時期出現了名為“新羅三彩”的三彩釉陶。9世紀後期，新羅開始從中國江浙地區輸入青瓷、黑瓷和白瓷等瓷器，以及制瓷技術。朝鮮陶瓷從此進入瓷器時代。統一新羅成為世界上最早從中國引進制瓷技術的國家。
高麗秘色
新羅晚期，國內混亂，最終爆發了被稱為朝鮮歷史上後三國時代的內戰。918年，後高句麗弓裔部將王建在其它部將的擁立下，推翻弓裔，改國號高麗，建立了高麗王朝。
隨著國內局勢的安定，朝鮮制瓷業得到新的發展。加之當時宋遼對峙，宋人為遠交近攻，對高麗王朝貿易上多有優待，高麗青瓷的製作工藝得到發展與完善。
青瓷魚龍注子，韓國國寶61號
北宋徽宗年間到訪高麗的使臣隨員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器皿條對高麗青瓷作了褒獎:“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製作工巧，色澤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為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為此物最精絕。”
高麗青瓷蜜罐
當然，小飯最欣賞的還是12世紀中葉後產生的，獨具高麗特色的鑲嵌青瓷。朝鮮人將在中國不登大雅之堂的鑲嵌技法發揮到極致，製成了獨一無二的高麗鑲嵌青瓷。
大韓民國國寶第253號青瓷陽印刻連唐草·象嵌牡丹文銀扣大楪
這種瓷受到當時南宋人的熱烈歡迎，不但太平老人將之稱為秘色（鑲嵌青瓷髮色確實較好），皇宮內院、達官顯貴也熱衷於搜求高麗青瓷。上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杭州在對南宋皇宮、御街等地考古中均曾發現高麗青瓷的殘片，證明了兩宋與朝鮮在陶瓷領域的一段交往
劉敦傑
宋人太平老人的《袖中錦》一書中曾寫道：“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為天下第一”。
所謂監書乃是國子監官方刻書、內酒則是由大內宮廷釀造的酒，而與之並列的高麗秘色就是由當時朝鮮高麗王朝在中國指導下生產的高麗青瓷。
小飯從米色瓷來說一說宋代與朝鮮的文化交流。
何謂秘色？
唐人陸龜蒙有一首《秘色越器》專詠秘色瓷，其詞曰“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
前人只知秘色瓷會作為貢品向中央政府進貢，但對於其具體面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直到1987年，法門寺地宮中發現了一批唐代遺物。
作為供奉佛祖的供品，唐人通過“衣物帳”清楚記錄下了每件物品的名稱，從中人們方才確定史書中玄而又玄的秘色瓷乃是唐代名窯越窯的精品青瓷。
那麼高麗又是哪裡來的秘色的？
新羅與江浙
盛唐時期東北白山黑水間崛起了一個渤海國，此後渤海國向朝鮮半島擴張與南部的新羅時有衝突。因此盛唐以後朝鮮半島與中國交流主要依賴海路。主要港口有山東半島的登州、今連雲港一帶的海州和位於今寧波的明州。
新羅晚期，一位曾在徐州任“武甯軍小將”的新羅人張保皋在掃蕩海盜中逐漸建立自己勢力，在今朝鮮半島全羅南道莞島設立清海鎮成為支配東亞中日韓海上貿易的半獨立勢力。
雖然張保皋最後因捲入新羅政治糾紛被刺客所殺，但死後詩人杜牧為他寫有《張保皋鄭年傳》，讚揚其功績。日本人更將其稱為新羅明神、赤山明神。
正是在張保皋時期，新羅從明州邀請匠人，引入了中國製瓷技術，朝鮮半島出土火照（一種監測燒製陶瓷爐溫的工具）上就匠人簽名“明州人某某”就是朝鮮與浙江交流的見證。
最早的瓷器
中國在東漢時期創燒了嚴格意義上的瓷器（商代至西漢為工藝較為原始的原始青瓷）。東漢至唐代，全世界只有中國能燒製瓷器。
朝鮮半島就是全球第二。
當時新羅先是受唐三彩的影響，統一新羅時期出現了名為“新羅三彩”的三彩釉陶。9世紀後期，新羅開始從中國江浙地區輸入青瓷、黑瓷和白瓷等瓷器，以及制瓷技術。朝鮮陶瓷從此進入瓷器時代。統一新羅成為世界上最早從中國引進制瓷技術的國家。
高麗秘色
新羅晚期，國內混亂，最終爆發了被稱為朝鮮歷史上後三國時代的內戰。918年，後高句麗弓裔部將王建在其它部將的擁立下，推翻弓裔，改國號高麗，建立了高麗王朝。
隨著國內局勢的安定，朝鮮制瓷業得到新的發展。加之當時宋遼對峙，宋人為遠交近攻，對高麗王朝貿易上多有優待，高麗青瓷的製作工藝得到發展與完善。
北宋徽宗年間到訪高麗的使臣隨員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器皿條對高麗青瓷作了褒獎:“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製作工巧，色澤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為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為此物最精絕。”
當然，小飯最欣賞的還是12世紀中葉後產生的，獨具高麗特色的鑲嵌青瓷。朝鮮人將在中國不登大雅之堂的鑲嵌技法發揮到極致，製成了獨一無二的高麗鑲嵌青瓷。
這種瓷受到當時南宋人的熱烈歡迎，不但太平老人將之稱為秘色（鑲嵌青瓷髮色確實較好），皇宮內院、達官顯貴也熱衷於搜求高麗青瓷。上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杭州在對南宋皇宮、御街等地考古中均曾發現高麗青瓷的殘片，證明了兩宋與朝鮮在陶瓷領域的一段交往。
泛小飯
出身於開城海商世家的王建，於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成為高麗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新羅於公元935年、後百濟於公元936年先後歸順高麗。從此，後三國分立的局面結束，高麗重新統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區。
高麗王朝初創之時，正值中國大陸的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79年）。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唐代中期在邊境和重要地區設節度使，掌管當地的軍政，後來其權力逐漸擴大，兼管民政、財政，形成軍人割據，常與朝廷對抗，歷史上叫做藩鎮）割據的繼續和發展，混亂的局勢有利於高麗朝向北擴張。王建派王式廉越過原新羅北界，佔領了“蕃人（靺鞨mòhé，中國古代東北方的民族）遊獵其間”的平壤。契丹（古族名。唐末，迭刺部首領阿保機統一契丹及鄰近各族，建立遼朝、與五代和北宋並立）滅渤海國後，認為高麗實際上就是三韓族國家新羅，不應侵蝕高句麗及渤海故地，因此從公元993年到1018年，曾三次出動大軍，與高麗爭戰，結果，在高麗的積極防禦和頑強反抗面前遭到慘敗。
宋朝建立後，十分重視與高麗朝的友好往來，每一次的外交文書，都由文人學士精心撰寫，並派學識淵博的人作為使節前往呈遞。在高麗國內，國王一般都定期到國學去祭孔，以此倡導對孔子的尊崇。當時，上自國王，下自閭巷（1ǘxiàng，小的街道，借指民間）兒童，所受正式教育，皆以儒家經典為主。1134年3月，高麗國王仁宗命以《孝經》、《論語》等儒經分賜給閭巷兒童，以廣教化。高麗朝史家金富軾對仁宗的評價是：“自少多才藝，曉（漢文）音律，善（中國）書畫。”
高麗教育家崔衝招收青年學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很像中國的孔子，因而贏得了“海東孔子”的美譽。當時，慕名而來的學生很多，崔衝分設“九齋”以容納這些學生。其所授內容為《周禮》等九經及《史記》等三史。除崔衝外，還有侍中鄭培傑等11人相繼在他處開設私學，與國家開辦的國子監並行，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材。當時，這12人門下的學生被指稱為“十二徒”。
據文獻記載，自五代後梁（公元907~923年）末帝（名朱友貞，公元913～923年在位）貞明（末帝年號）年間至宋徽宗（名趙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崇寧（宋徽宗年號）年間，中國曾有許多文人，還有少數武士前往高麗並在那裡做官。1052年、1060年。1061年，先後被高麗朝廷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的張廷、盧寅、陳渭以及後來在高麗官至參知政事的慎修，都是宋朝的進土；武士陳養，在宋已當了郎將，後於1106年投奔高麗。投奔高麗的文武人士，一般都要經過高麗朝廷的考試，然後才可得到任用。
在高麗王朝做官的一些中國文士，曾對朝鮮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雙冀就是其中之一。雙冀是五代後周（公元951~960年）人，公元956年隨冊封使到高麗。高麗國王光宗愛其才，上表請求後周准許他留在高麗。不久，光宗即委他以重任。公元958年，在雙冀的建議下，朝鮮開始設科舉，雙冀被任命為主持會試的大臣。自此以後，朝鮮定期舉行科考，對振興文風，起了推動作用。
高麗到宋朝的文士，不少是青年學子。公元976年，高麗遣金行成至宋，人國子監學習。1099年，宋哲宗（名趙煦，公元1085~1100年在位）下詔允許高麗“舉子賓貢”（賓貢：賓服，歸順）。1115年，高麗遣進士金端、甄惟底、趙奭（shì）、康就正、權適等五人人宋，人太學，並上表日：“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就是說，高麗青年學子到宋朝，是要就學術問題向有造詣（zàoyì）的學者請教的。金端等五人，經宋徽宗親試於集英殿，其中四人被賜“上舍及第”；權適更得恩寵，被特授以中國國籍。
宋與高麗之間，書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往來的重要內容之一。據記載，宋朝皇帝常趁使節往來之便，贈送書籍給高麗國王。書籍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如《文苑英華》（詩文集）。《太平御覽》（工具書）、《神醫補救方》（醫書）以及佛經等。當然，書籍的交流絕不只限於官方，在民間也有不少渠道。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到高麗，獻（賣給官方）書冊多達597卷。1087年，宋商又獻《新注華嚴經》。對宋商帶去的有價值的書籍，高麗朝往往付給高價，以資鼓勵。高麗王朝對書籍的刊印也極為重視，許多書籍都是奉王命印行的。
高麗王朝時期的書法，前期盛行歐（歐陽詢）體，後期盛行趙（趙盂頫fǔ）體。文宗時的柳伸、仁宗時的僧人大鑒國師坦然、高宗時的崔瑀（yǔ）與新羅時期的金生，合稱“神品四賢”。此外，顯宗時的金巨雄、肅宗及睿（ruì）宗時的洪懽（huǎn）、忠宣王時的李嵓（yán）等也都是書法名家。歐體常用於碑文及寫經，在碑刻和寫經過程中，字體自然會產生某種變化，正如人們在高麗版《大藏經》中所見到的那樣，那是典型的“高麗體”。
高麗王朝的繪畫。屬北宋畫風。名畫有李寧的《禮成江》、《天壽寺南門》，李儉的《海東耆老》，朴子雲的《二相歸休》，恭愍（mǐn）王的《普賢騎象》、《魯國公主真》。《天山大獵》等。李寧於高麗仁宗（公元1122～1146年）時來宋遊學，曾遵宋徽宗之命畫《高麗禮成江》，備受讚賞。宋徽宗於是命翰林待詔王可訓等向李寧學畫，足見其畫藝之高。
此外，高麗畫家李齊賢所作《騎馬渡江》也值得一提。畫面上，五個身著胡服的人，正騎馬走過冰封的江面。江面從畫面的中央婉蜒伸向遠方，並與白雪覆蓋的山嶺形成交叉；在近景的絕壁上，挺立著充分體現南宋院體畫風的虯（qiú）曲老松。以這樣的自然景緻為背景，五個人正悠閒自在地騎馬而行。畫面佈局嚴整，人物形象生動，特別是馬的畫法，更是不同凡響。1319年（時值中國元代），李齊賢曾隨高麗忠宣王遊歷中國江南的一些地方，也就是在這時，元代畫家陳鑑如曾為他畫了一幅肖像。此畫現存於漢城中央博物館，是研究中國元代肖像畫的重要資料。
宋朝與高麗朝在書法與繪畫方面的交流，還留有不少佳話。公元1117年，權適等高麗進士歸國，攜回宋徽宗的親筆書畫和嘉獎權適等人的詔書。高麗睿宗因此下令在王宮之內設置天章閣，以珍藏中國皇帝的詔書和藝術作品。1118年，高麗朝重修安和寺，曾趁使節赴宋之便，在宋求妙筆書寫匾額；宋徽宗聽說此事後，親筆書寫了佛殿匾“能仁之殿”四字，還命太師蔡京書寫了寺門額“靖國安和之寺”，以贈高麗。後來高麗遣使赴宋，上表向徽宗皇帝表示感謝，表文是睿宗親自草擬、親筆書寫的。
高麗朝金屬活字的發明，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結晶。據高麗朝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記載：1234年至1241年間，高麗朝權臣崔瑀命用金屬活字印刷崔允儀所撰《古今詳定禮文》50卷。高麗是在宋人畢A膠泥活字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金屬活字的，比德國使用金屬活字和中國使用銅活字都要早。金屬活字的使用不僅對朝鮮文化及學術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創舉。
程朱理學在元朝時傳入高麗。1289年，高麗儒學提舉安垧隨忠烈王來元，第一次見到《朱子全書》，認為是“孔門正脈”，欣喜異常，於是全部謄抄下來，並摹寫孔子、朱子等先哲的畫像，攜帶回國。這被認為是程朱理學傳人高麗之初始。但在理論上為理學在高麗的普及和傳播做出進一步貢獻的，則是稍後一些的白頤正、禹悼（zhuō）、李齊賢等。白頤正與李齊賢是師生，兩人都曾在元生活了很長時間，並與中國的一些名士一起從事經史方面的研究；禹倬通過自學，對理學也頗有心得。後來，李齊賢門下出了李穡（sè）。鄭夢周、李崇仁、鄭道傳等理學學者，鄭夢周門下又出了吉再等理學學者。理學在高麗的傳播，對高麗的學術及政局發展，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南北朝時，新羅僧玄光曾來到中國，從南嶽慧思（公元514～577年）修習天台宗教義，但他回國後卻未能弘布此宗。直到十一世紀後期，高麗僧義天人宋學習天台宗，回國後才在高麗廣為傳佈。
義天號大覺國師，本是高麗朝王子，俗名王煦（xǔ）。他11歲出家，13歲時即成為僧統。成年後，他上表請求允許人宋求法，但因航海有風險，再加上有人反對，結果未能成行。義天不得已，於1085年初夏，率弟子壽介等二人微服乘宋商船離開高麗，先到達中國山東密州板橋鎮，然後人汴（biàn）京（宋朝都城，即今開封）。得到哲宗皇帝詔敕，義天開始在中國遊方，向各地著名高僧問法。1086年，義天回到高麗，擔任興王寺住持。其間，他培養弟子，並在寺內設教藏都監，刊印從宋、遼和日本購進的佛教經典中有關佛經的章疏，以及在國內蒐集到的各種佛經古籍，計有4740餘卷。
義天自宋回國後，仍與杭州的慧因教院保持著聯繫。義天曾“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和籌建經閣的資金，託商船帶給慧因教院。因此，慧因教院又稱“高麗院”。1089年，慧因教院行者顏顯到高麗，訃告晉水法師人寂，井帶去法師的真影及舍利。義天特派其弟子壽介等前往杭州祭奠，並攜帶黃金寶塔二座，藉以祈願宋朝皇帝及太皇太后康寧。遺憾的是，由於排佛論在中國抬頭，此舉遭到阻撓，黃金寶塔被退回高麗，義天派來的弟子被驅逐出宋境。
雲1765
中國和朝鮮半島一衣帶水、山水相連，自古以來就在文化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繫，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儘管在軍事上不佳，但在經濟文化上的成就卻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嶺峰。燦爛輝煌的宋文化吸引著周邊的國家，高麗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對外傳播沒有噸礎逼人的架勢，也不借助任何強制的力量，宋朝憑藉著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時空，潤物無聲，在宋麗文化交流中心處於當之無愧的中心地位。這一時期，宋麗文化交流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一時期宋麗兩國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十分廣泛，在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這一時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商人在書籍交流中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書籍是與神聖莊嚴的道德教化聯繫在一起的。《隋書經籍志》總序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維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書籍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將書籍的輸出視為嚴肅的政治教化行為，中原王朝向周邊國家輸出的每一部儒經，都是在實現“覃聲教於萬邦”的儒家理想。
從宋朝起，雕版印刷術大盛，書籍的印刷和流傳都更為廣泛。書籍不再是難得之物。書籍所能傳播的信息量也大為增加，本朝官員的奏議文集也容易在書肆上購得，這其中難免有涉及國家邊防機密的內容，為維護國家安全起見，宋朝政府於年頒佈詔令，禁止將涉及“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攜出邊境貿易。詔令規定：“今後如有雕印文集，仰於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版，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書籍出境詔令主要是針對契丹，但高麗夾處兩大國之間，且長期受遼轄制，輸入高麗的書籍難保不轉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對高麗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宋朝官方向高麗輸出書籍時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這一時期，儒家經書及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是宋麗間典籍交流的主要內容。據《高麗史事假》和《宋史高麗傳》明確記載有宋朝官方贈與高麗政府的書籍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九經》；
②《文苑英華》；
③《神醫補救方》；
④《大藏經》並御製《秘藏洽》《逍遙詠》《蓮花心輪》。
上列諸書的共同點是與現實政治，國防安全無大關礙，《九經》是儒家經典，《大藏經》等為佛教經典，這兩類書，高麗事實上早已擁有，從宋朝輸入的目的只是為了校勘說誤；《神醫補救方》是醫書；《文苑英華》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總集。此外，宋朝還准許高麗使臣自行購書，但從官方渠道輸入高麗的書籍必須符合年1027的限制。
這一時期，宋朝的印刷業有了空前的發展，印刷術的發達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強了對書籍輸出的限制，宋麗書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礙；但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宋朝書籍流入高麗的渠道比從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更顯開闊了——商人加入到向高麗輸出書籍的行列中，書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業行為轉化。“書籍的流傳由官方主導轉為由民間形成新的主導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態，大有降為商業行為的趨勢。”
這一時期，大批不畏風濤險惡的商人，冒著宋朝政府的禁令，將高麗需要的書籍偷運過境。當然，商人運書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運者既然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書籍，商人便在無意之中充當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這種書籍貿易活動在南宋中後期兩國關係極為緊張時甚至之後的斷交時期仍在持續進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麗國王明宗獻《太平御覽》，國王賜其白金60斤，並命判秘書省事崔詵用這個版本的《太平御覽》對高麗已有版本進行校勘。商人版書以求利，難免要違犯宋朝政府的書籍出境政令，這一點可以從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證。1139年三月乙巳，高麗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讀司馬光《遺表》及《訓檢文》”。司馬光之《遺表》及《訓檢文》如非單獨行世，必然應在限制輸出書籍之列。這些書籍得以流入高麗顯然應當歸功於商人。
高麗不僅非常重視蒐集庋藏中國典籍，對中國書籍的翻刻也極為重視，印刷術的東傳使得高麗掌握了雕版印刷術。南宋時，活字印刷術傳至高麗，極大促進高麗的印刷技術。高麗大量仿照雕刻中國典籍，把所印的書籍藏入秘閣，有時也分發給一些政府機關或官員。而且高麗政府還鼓勵官員雕印書籍，此外高麗政府還多次組織人力，對從宋朝傳入的書籍進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學士和寶文閣學士在精義堂聚集一起校對《冊府元龜》。
而且在這一時期，宋麗兩國的書籍交流方面具有雙向性。宋朝不僅向高麗輸送書籍，也從高麗那接受回饋的典籍。高麗國內無論是政府和民間有濃厚的藏書、印書之風，因此高麗保留了很多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這些典籍極具學術價值。高麗不僅藏書而且有時還將這些書籍作為“禮品”回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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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朝鮮半島一衣帶水、山水相連，自古以來就在文化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繫，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宋朝儘管在軍事上不佳，但在經濟文化上的成就卻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嶺峰。燦爛輝煌的宋文化吸引著周邊的國家，高麗就是其中之一。宋朝文化的對外傳播沒有噸礎逼人的架勢，也不借助任何強制的力量，宋朝憑藉著自身文化的魅力穿越時空，潤物無聲，在宋麗文化交流中心處於當之無愧的中心地位。這一時期，宋麗文化交流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一時期宋麗兩國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十分廣泛，在作為文化的主要載體的典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這一時期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商人在書籍交流中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在宋朝以前，書籍是與神聖莊嚴的道德教化聯繫在一起的。《隋書經籍志》總序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維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書籍的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將書籍的輸出視為嚴肅的政治教化行為，中原王朝向周邊國家輸出的每一部儒經，都是在實現“覃聲教於萬邦”的儒家理想。從宋朝起，雕版印刷術大盛，書籍的印刷和流傳都更為廣泛。書籍不再是難得之物。書籍所能傳播的信息量也大為增加，本朝官員的奏議文集也容易在書肆上購得，這其中難免有涉及國家邊防機密的內容，為維護國家安全起見，宋朝政府於年頒佈詔令，禁止將涉及“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的“皇朝臣僚著文集”攜出邊境貿易。詔令規定：“今後如有雕印文集，仰於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版，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
1027年的限制書籍出境詔令主要是針對契丹，但高麗夾處兩大國之間，且長期受遼轄制，輸入高麗的書籍難保不轉而流入契丹，因此，宋朝對高麗也不得不心存介意。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宋朝官方向高麗輸出書籍時基本遵守了1027年的令。這一時期，儒家經書及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是宋麗間典籍交流的主要內容。據《高麗史事假》和《宋史高麗傳》明確記載有宋朝官方贈與高麗政府的書籍主要有一下幾種：
①《九經》；
②《文苑英華》；
③《神醫補救方》；
④《大藏經》並御製《秘藏洽》《逍遙詠》《蓮花心輪》。
上列諸書的共同點是與現實政治，國防安全無大關礙，《九經》是儒家經典，《大藏經》等為佛教經典，這兩類書，高麗事實上早已擁有，從宋朝輸入的目的只是為了校勘說誤；《神醫補救方》是醫書；《文苑英華》是南朝末至宋以前的文章總集。此外，宋朝還准許高麗使臣自行購書，但從官方渠道輸入高麗的書籍必須符合年1027的限制。
這一時期，宋朝的印刷業有了空前的發展，印刷術的發達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迫使宋朝政府加強了對書籍輸出的限制，宋麗書籍交流的官方渠道受到了一定阻礙；但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宋朝書籍流入高麗的渠道比從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更顯開闊了——商人加入到向高麗輸出書籍的行列中，書籍的流通向世俗化的商業行為轉化。“書籍的流傳由官方主導轉為由民間形成新的主導力量；而更值得注意的事，是原本文化交流的形態，大有降為商業行為的趨勢。”
這一時期，大批不畏風濤險惡的商人，冒著宋朝政府的禁令，將高麗需要的書籍偷運過境。當然，商人運書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運者既然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書籍，商人便在無意之中充當了文化的使者。而且商人這種書籍貿易活動在南宋中後期兩國關係極為緊張時甚至之後的斷交時期仍在持續進行。如1192年八月癸亥，有宋商向高麗國王明宗獻《太平御覽》，國王賜其白金60斤，並命判秘書省事崔詵用這個版本的《太平御覽》對高麗已有版本進行校勘。商人版書以求利，難免要違犯宋朝政府的書籍出境政令，這一點可以從史料所透露出的零星信息中得到印證。1139年三月乙巳，高麗仁宗“召金富拭、崔溱等置酒，命富試讀司馬光《遺表》及《訓檢文》”。司馬光之《遺表》及《訓檢文》如非單獨行世，必然應在限制輸出書籍之列。這些書籍得以流入高麗顯然應當歸功於商人。
高麗不僅非常重視蒐集庋藏中國典籍，對中國書籍的翻刻也極為重視，印刷術的東傳使得高麗掌握了雕版印刷術。南宋時，活字印刷術傳至高麗，極大促進高麗的印刷技術。高麗大量仿照雕刻中國典籍，把所印的書籍藏入秘閣，有時也分發給一些政府機關或官員。而且高麗政府還鼓勵官員雕印書籍，此外高麗政府還多次組織人力，對從宋朝傳入的書籍進行校勘，如毅宗在1151年六月壬申就下令翰林學士和寶文閣學士在精義堂聚集一起校對《冊府元龜》。
而且在這一時期，宋麗兩國的書籍交流方面具有雙向性。宋朝不僅向高麗輸送書籍，也從高麗那接受回饋的典籍。高麗國內無論是政府和民間有濃厚的藏書、印書之風，因此高麗保留了很多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這些典籍極具學術價值。高麗不僅藏書而且有時還將這些書籍作為“禮品”回贈給宋朝。高麗時期對新雕的書很講究板本，而且校對嚴格，使得這些書籍內容較全、錯字很少，並且高麗印刷的書籍所用的高麗紙堅初如帛，質地優良，紙張色白如綾，所印墨色也十分均勻，書籍裝訂十分結實，得到後世學者的好評。高麗藏書的豐富，保存的完整，使得高麗有可能向漢字文化的發祥地——宋朝回饋書籍。如年六月，高麗使者李資義出使宋朝帶回宋朝皇帝的旨意：“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管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宋朝這次向高麗所求書籍總共是種，《高麗史宣宗世家》全文載錄了這則書目，正是高麗進獻的這些珍貴書籍，宋朝得以校勘已有藏書並補正遺佚。從中可見高麗藏書數量的豐富和完整。
歷史大字報
不接壤，只能海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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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九經》；
②《文苑英華》；
③《神醫補救方》；
④《大藏經》並御製《秘藏洽》《逍遙詠》《蓮花心輪》。
譯澤
主要在典籍交流方面呈現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商人在書籍交流中成為了文化傳播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