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繁荣发展,商品经济兴旺发达的时期。在此背景下,货币的发展,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元帝语:“钱,国之重宝。”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钱币的态度,在事实上实践了这句话。在唐代,钱币开始以“宝”为名,实现了中国钱币由量名制向宝货制的转变,钱币在形式上也有了尊显的地位。
宝货之制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王朝,与汉并称盛世,但这主要应指唐代前期太宗至玄宗(626-756)时期,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唐王朝励精图治,社会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道路的开凿与修缮,较为完备的驿馆体系,关津收税的宽松以及坊市制度的逐渐松弛,客观上为商业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干舳万艘,交货住还,昧旦永日”——《唐会要》
“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广记》。
与此同时,唐代开放的襟怀,也使得国际贸易非常活跃。最时有抑商之举,但并不能长期贯彻。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蹶不振,国库空虚,继以军需浩繁,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铸行和流通的政策。
唐立国之初,钱币沿用隋五铢旧制。高祖武德四年(621)更新钱制,铸“开元通宝”,由大书家欧阳询书写钱文。
《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因此,按法定标准,“开元通宝”直径应为2.4厘米,重4克左右。当时在洛阳、并州(山西太原)、幽州(北京)、益州(四川成都)同时置监铸钱,另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
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共置铸钱炉九十九座,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貫,年铸钱额三亿两千余万枚。
对于唐代改铸“开元通宝”的评价主要如下：
其一,“开元通宝”的创制,反映了货币价值在唐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进一步得到了确认与提高,“宝”字表明了钱币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
其二,“开元通宝”的创制,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的钱币体系摆脱了以重量为名的量名钱制,开创了“宝货”钱制,突出了钱币作为货币符号的意义,为以后各朝代所仿效。“半两”“五铢”钱制多少还带有称量货币的痕迹而“开元通宝”则体现了货币符号化的倾向。
其三,从唐代开元通宝始,我国古代对于铸币的成分有了统一的标准。据《通典・食货九・钱币下》统计可知,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元通宝”的成分为:铜83.32%,白镴(锡铅合金)14.56%,黑锡2.12%。以后各朝代对于钱币的成分都有相应规定,从而提高了铸币的管理水平。
其四,“开元通宝”钱制的创制,带来了中国古代衡制的大変革。在此之前,中国衡制的两”下为“铢”,且为二十四进制。由于“开元通宝”十枚之重为一两,因此,以后“钱”这个名词开始逐渐进人度量衡领域,并取代了“铢的地位,行十进制。
开元通宝”是唐代的主要钱币种类,终唐代都有铸造,其中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段天下佛寺,取其铜像、钟、磬等铸钱,史称“会昌开元”,以背铸地名为世所知。
除“开元通宝”外,唐代在不同时期还铸行过几种其他钱文的钱币,包括: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铸“乾封泉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铸“乾元重宝”,西北新疆地区铸行于代宗、德宗时期的“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铸“咸通玄宝”,唐初麴氏高昌所铸“高昌吉利”,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叛将史思明铸“得壹元宝”与“顺天元宝其中,“乾封泉宝”是唐代第一种纪年钱。
初铸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但受到民间抵制,仅过了一年,就不得不下令新钱回收,仍用旧钱。“乾元重宝”初铸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
乾元二年,又铸背重轮的“乾元重宝”钱,以一枚当“开元通宝”五十枚。由于三钱并行,市面一片混乱,以致发生了“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的现象。上元元年(760)不得不改重轮“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三十枚。
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宣布各种大小钱等值流通。唐代铸钱,分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工部下属的少府既负责部分钱炉的直接铸造,同时也兼管地方铸钱炉的工作。
《新唐书·百官志三》“少府”条:“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
《大唐六典・少府军器监》“诸铸钱监”条:“监各人,副监各一人,丞各一人,监事各一人,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又载:“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地方铸钱监的管理改由专设的“诸道铸钱使”负责。论到唐代货币,有一点是要加以注意的。唐代,绢帛作为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是极为重要的实物货币,有学者因此将唐代称之为“钱帛兼行时期”。唐政府屡屡强调绢帛的货币地位,并有将其凌驾于铜钱之上之势。
钱荒
唐代开始出现了钱荒，记载“钱荒”发生于唐德宗以后,并成为中晚唐货币的常态。也有人认为整个唐代铜钱都不敷使用,还有人认为发生于盛唐开元时期。
至于“钱荒”产生的原因,说法颇多,总的来讲,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钱币的需求量日增,而钱币的铸造量不能满足。
其二,“两税法”的实施,使户税需以铜钱支付(至少有一部分如此),加剧了货币总量不足的危机。
其三,铜矿采治的不足,使铸币量无法提高。由于“钱荒”,导致唐代绢帛为货,私铸横行,蓄钱成风。
作为应对“钱荒”的措施,唐代除了容忍私钱,官行省陌,重用绢帛外,还下达了禁销钱铸器、禁铜钱外流、禁蓄钱令唐宪宗元和年间所颁《禁蓄钱令》,规定私蓄现钱不得过五千贯,否则依法治罪。
飞钱
这种信用汇票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信用汇票最非货币意义的纸币,但是它的存在,对于中国早期纸币的产生应该有着极大的启示。
而“钱荒”现象的发生及长期存在,对于中国古代货币乃至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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