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國之初，明太祖鑑於以往朝代的教訓，嚴格規定宦官和內庭之人不得干政，並掛牌公示。效果如何呢？
這個制度只能說有效，只是在當朝有效。他一死，明成祖就開始啟用並逐漸重用宦官，一直到思宗作為大明的最後一代值守人為止。
事實說明，宦官這個群體的存在，在朝內有土壤，適者生存。
歷覽歷史上有名的大宦官特徵，均是絕頂聰明，智商情商雙高。個個堪稱高明的心理專家，能夠準確不失分寸地把握皇帝的內心情感需求，和一些難以對外人言的苦衷和隱私。
更能恰如其分的安撫皇帝柔弱不安的內心，時時讓皇帝感到自己高尚尊嚴無處不在。這群身邊人成為皇帝精神和生活的依賴、不可須臾離開的朋友知己。
明朝後期的大宦官魏忠賢，就是熹宗朱由校身邊最信賴的人，是唯一。
這個魏忠賢知道自己把持朝政，雖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狐假虎威，可以生殺隨意或者指鹿為馬，但是他覺得最不放心的是，只要皇帝一句話，照樣可以把他打回原形甚至要他的命。
為了能夠提成自己的安全係數，必須在軍方有自己的門生或者代理人，表面上派去監軍還不夠，還要控制內部首腦，最好和他們結成命運共同體，已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境地。
他首先看上了熊廷弼的資歷和人望，於是派出自己的手下視察去投石問路。如果熊廷弼言聽計從，並且行賄派去的手下人，那就有和其結成統一戰線的希望，結果希望落空，熊廷弼正道直行，不買他的賬，得罪了他，在熊廷弼第二次被啟用不久，在一次戰爭失敗後和王化貞一起被送進大牢，這次其實根本沒有熊廷弼的責任，熊廷弼是百分百的冤枉。
關了幾年都沒有殺，魏忠賢不放心，怕東山再起，於是在僖宗面前說他兒子不服要謀反，熹宗才下決心殺了他。
拉攏熊廷弼不成，接著拉攏熊廷弼的後任孫承宗，孫承宗無論人望、地位和軍事才能均不輸熊廷弼。
孫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繩，號愷陽，河北保定人，明末軍事家、教育家、學者和詩人，明末的文壇領袖 。
孫承宗曾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師，歷任兵部尚書、遼東督師、士東閣大學士等。在明朝邊防形勢危機的情況下，孫承宗赴任薊遼督師，修築關寧錦防線，收復失地，選拔培養了如馬世龍、袁崇煥等一批將領。同時修築城池，安置難民，逼迫努爾哈赤後退七百餘里，功勳卓著。
而此時魏忠賢意欲擴張權利，見到孫承宗功勞非常高，想要攀附，於是派劉應坤向孫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
但孫承宗見到劉應坤之後與他一句話也不說，魏忠賢因此記恨孫承宗。魏忠賢迫害朝中大臣，將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驅逐出京，孫承宗正在巡視薊州一帶，想到上反駁奏書皇上未必會親自看到，於是就想打算以賀壽為由請求入朝面奏，藉機彈劾魏忠賢。
消息傳到了魏忠賢那裡，說孫承宗打算以清君側為由殺掉魏忠賢，魏忠賢於是跑到皇帝朱由校床前，哭著求情，顧秉謙也說沒有聖旨私自離開防守的地方，不合法度。於是朱由校連夜召見兵部尚書，派三人騎快馬阻止孫承宗。魏忠賢又假傳聖旨給九門的宦官，若孫承宗到了齊化門，就將他綁了。孫承宗到達通州後，接到朱由校的旨意，只好返回遼東。魏忠賢又讓黨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書詆譭孫承宗。
魏忠賢在熹宗面前反覆陳說孫承宗兵權太重，將有異圖，這正是皇帝最擔心的事。孫承宗氣憤至極屢次上書奏陳，皇帝根本看不到他的上奏，大半束諸高閣，一腔熱血，無處發揮，孫承宗於是無奈請求罷官。
熹宗皇帝是非常信任他的曾經老師孫承宗，即使這樣他仍然鬥不過宦官魏忠賢。原因是他不在皇帝身邊，他的聲音皇帝聽不到，魏忠賢日夕陪伴皇帝，皇帝能夠的得到的信息都要經過魏忠賢篩選才能送達皇帝面前，這就難免造成皇帝判斷失誤、偏聽偏信。
歷史學家一般都是把朝政混亂的責任推給宦官，其實宦官沒有皇帝的放手信任和授權，就是一個跑腿的僕人。
宦官能代表皇帝處理政務、軍務，大都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圖，一個政權傾亡的最終承擔責任的應當是皇帝，宦官只是一個皇帝的工具而已。對孫承宗魏忠賢拉攏不成，被排斥罷官回家。
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軍大舉進攻，十一月，進攻高陽。
高陽縣位於河北省保定東部，京、津、石、保、滄五個城市的黃金腹地，交通便利，四通八達。戰國時為燕之高陽邑。就是孫承宗的故鄉。
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守城，城破被擒，自縊而死。
他的五個兒子，六個孫子，兩個侄子，八個侄孫戰死，孫家百餘人遇難，孫承宗時年七十六歲。朱由檢聞訊後哀傷悲嘆，命有關官員從優撫卹。
明末另外兩位大將熊廷弼和袁崇煥的死和他不同，此兩位是皇帝下令處死。他們的死因背後多少都有宦官推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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