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組織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部時間3月26日18時（北京時間3月27日1時），全球確診新冠肺炎465915例，死亡21031例，目前全球已有199個國家地區出現確診病例，中國以外新冠肺炎確診超過38萬例。
經過近3個月的奮鬥，中國境內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在此同時，海外的疫情發展卻勢頭勁猛，甚至是呈爆發式增長。
不少人提出疑問：“為何國外不充分借鑑中國的抗疫經驗？”
原因有兩個。
首先，東西方文化差異大。
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西方人的價值觀認為，個人是人類社會的基點。每個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於自己的能力，有個人才有社會整體，個人高於社會整體。而中國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群體意識、社會意識，個人利益應當服從社會整體利益，只有整個社會得到發展，個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
大禹治水和諾言方舟的故事直接體現了這種差異，遇到災難時，東方疏導水，而西方疏散人，東方講集體本位和人倫責任，西方注重天賦人權，優勝劣汰。
所以，新冠肺炎爆發後，中國的措施是馬上集結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等馳援武漢，且宣傳鼓勵全國人民呆在家中。中國宣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中國千百年來的文化所成。
而歐洲各國不願意封城，他們認為，病毒的來源溯查是侵犯隱私權，禁止外出是侵犯自由權，他們要隱私、要自由、要人權。
有這樣一段採訪
“如果紐約爆發疫情，但是其他的地方沒有問題，那其他地方的醫生可以來紐約幫忙嗎？”
“這個有一點難，因為我們差不多所有的醫院都是私立醫院，我們有一半的醫生是個體經營，所以如果他們來紐約幫忙，誰給他們錢？”
這便是中西方的文化差異。
另外一個原因便是，各國制度不一。
在任何國家都存在三個力量：政治、資本和民眾。東西方制度一個顯著差異在於，中國的政治可以超越資本和大眾的束縛，能夠獨立地進行決策。西方的政治權力則臣服於資本和大眾。因為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票，既需要討好資本以獲得政治獻金，又要討好民眾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中國能在疫情爆發後採取果斷的措施封城，且全國各地紛紛啟動一級響應，採取類似的做法。雖然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經濟代價，還要一定時期內限制各種自由，但我們所依賴的是黨中央的集中領導。
而西方國家不可以，他們關注的是競選、經濟，是股市和支持率，他們關心自己是否能連任，停擺會對經濟和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無論是資本還是大眾，他們都得罪不起。
另外，不難看出，相比起中國自上而下強有力的執行力及思想的一致性，西方國家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不連貫性。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3月2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半數紐約人，即多達400萬市民將會感染新冠肺炎，他警告民眾不要相信特朗普總統在4月12日“復活節”解除疫情封鎖令的“虛假希望”。他同時呼籲國會批准給予紐約市更多援助。（引自《南方都市報》）
所以，不是說為什麼其他國家不借鑑中國的抗疫經驗，而是“矛盾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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