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知道宋襄公，是從他“春秋五霸之一”的稱號開始的，但後人對此說法不一，有人說他不配位列其中，說他蠢，也有人說他是仁義之君，究竟孰是孰非，我們就從那著名的“泓水之戰”說起，再講講他繼位前發生的小波瀾等，看看他從登上宋君之位，再到榮登春秋霸主之位，他手中究竟拿了一副什麼牌，才使得自己始終如一地保持一個信念，並榮登春秋霸主之位。

一、泓水之戰前的三次會盟

人們對宋襄公爭議最大的地方就是這泓水之戰，那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爭議產生在這裡。

在說泓水之戰之前，需要提到一年前發生的三次會盟。

第一次會盟，即在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召集齊國、楚國在鹿地（在今安徽省）會盟，他以盟主之位自居，並對楚國提出了一個要求，即希望楚王能把其附庸國分自己幾個。

宋襄公能提出這樣看似“荒唐”的要求，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宋襄公繼位後，治國比較有方，國家實力呈穩步遞增態勢，在有一定家底兒的基礎上，他把羨慕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有很多附庸勢力的大國，便起了心思也想招這樣的“小弟”。

另外他對此也是有過分析的，想那東面是強齊和魯國，西面是爭強好鬥的鄭國，北面是雄心勃勃的晉國，哪個都不好得罪。再看西南邊的楚國，剛把觸角伸到淮北，想必勢力還未穩固下來，如果從楚國那裡分些“小弟”給自己，應該比較容易吧。

楚成王呢，他心裡暗笑，表明上卻打著哈哈答應了對方的要求。

而後，在宋襄公的強烈要求下，齊、楚又同意在同年秋再次召開會盟。

此刻便要說到第二次會盟了，同年秋，宋、楚、鄭、陳、蔡、許、曹等國都參加了盂地會盟，至於在前次會盟去的齊國和魯國，這次倒是託故沒有去。

在去盂地之前，公子目夷勸宋襄公帶上軍隊前去赴會，以防途中有變，但襄公說已和楚人約好，是自己提出不帶軍隊的，不能不守信用，於是輕裝簡從前去赴會了。

其實襄公初衷也是好的，自己想當霸主，首先需要先在諸侯間建立起信任關係，所以要以身作則說到做到。

可事情卻真如目夷所料，會盟上真的出岔子了，宋襄公自己是遵守約定沒帶軍馬，但楚王不但沒這麼做，還在會中設伏兵突襲抓獲了襄公，以謀得宋國。

同年冬，眾諸侯在薄地又舉行了會盟，這便是第三次會盟，還好在魯僖公的調停下，宋襄公最後被釋放了。

這便是在泓水之戰前宋襄公參加的三次會盟，坐個過山車也不過如此吧。

作為一國之君，一個想要當霸主的國君，第一次參加會盟時還是盟主，第二次就成了階下囚，第三次才被釋放，這無疑對宋襄公來說是奇恥大辱，在諸侯中顏面盡失的他一心想要一雪前恥，這便有了接下來的泓水之戰。

二、泓水之戰

其實，除了報仇雪恨，宋襄公還沒有放棄爭霸中原這顆心，還是想著再度與楚國一較高下，可以想見，他的心裡確實憋著一股勁兒，有氣、有恨、有爭。

報仇也講究方法，宋襄公並沒有直接攻打楚國，也不是隻憑自己家的軍隊攻打，而是聯合了衛、滕、許三國先進攻附庸楚國的鄭國，如果打下來，哪怕三家瓜分，自己也不虧啊。

楚成王當然不能見“小弟”受困而不救，於是他便率軍攻打宋國以救鄭國，這類似與“圍魏救趙”的打法。

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率軍準備迎戰來勢洶洶的楚軍，這時目夷又來勸了，因為宋國是商朝的後裔（微子啟）建立的，所以他說：“上天丟棄我們商朝後代已經很久了，您想復興它，這是違背上天意志而不能被赦免的。”

但是，宋襄公這次還是沒有聽從他的話，接下來宋、楚兩軍在泓水（在今河南省）兩岸對壘。

在楚軍還未完全渡過河前，宋軍已經排好了隊列，目夷此時建議，楚軍兵多，宋軍兵少，可以趁楚軍還未全部渡河時，去攻打他們。

以己之強攻他之弱，趁著自己佔優勢趕緊攻擊楚軍，沒問題啊，可宋襄公沒同意。

等到楚軍渡完河，還未排開陣勢，目夷還是建議趁此時攻擊對方，宋襄公還是沒同意。

等到楚軍擺好陣勢後，宋襄公才下令攻打，本來就敵強我弱的宋軍，不出意料地大敗而回，宋襄公自己也被射中大腿（次年夏因傷痛發作而死）。

損兵折將且身上帶傷的宋襄公回到宋國後，都城中的人們並沒有同情他，而是都責怪於他。

宋襄公的解釋是：“君子不應兩次傷害敵人，不擒捉頭髮花白的敵人。古代的作戰，不靠關塞險阻取勝。寡人雖然是殷商亡國的後裔，但也不會攻擊沒有擺開陣勢的敵人。”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目夷對此持不同的意見，他說：“國君不懂戰爭。強大的敵人由於地形狹隘而沒有擺開陣勢，這是上天在幫助我們。教導士兵作戰，目的就是為了多殺敵人。敵人受傷而沒有死，為什麼不可以再攻擊一次？如果愛惜敵人傷員而不再攻擊，就應該一開始就不傷害他；愛惜那些頭髮花白的人，就不如向他們投降。”

不止城中百姓、目夷這麼認為，後人對宋襄公批判的聲音同樣不知少數，說他虛偽，說他蠢。

但另一種聲音也在其中並存，說宋襄公講求了仁義道德，在當時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的貴族精神。

我們想想看，宋襄公當時所處的春秋時期，正是“崇禮”和“崇霸”這兩種戰爭思想互相交融和相互衝擊的非常時期。他等楚軍渡完河，等上岸的楚軍列好陣型，如此恪守先秦軍禮，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希望能像偶像齊桓公那樣，通過“仁義”之舉招“小弟”、擴大地盤，乃至止戰、克敵制勝，最後登上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之位，所以他。

想法不錯，只是他漏算了一樣，就是楚國沒有像他一樣按套路出牌，而楚國的做法也為後來者做了“榜樣”，之後的戰爭不再計較正義與否，而只聚焦於如何戰勝對手，也難怪後來接二連三地出現了諸如《孫子兵法》、《六韜》、《三略》、《尉繚子》等一系列兵家著作。

都說“春秋無義戰”，這麼說來，宋襄公之後，確實無義戰了。

另外，宋襄公作為三軍統帥、一國之君，不可能不知道自家軍隊和楚軍的實力，想當年召陵之盟中，齊桓公帶領中原聯軍直逼楚境，但最後與楚方理論的時候，也只敢提楚國不向周王室進貢苞茅的事，而不提楚國僭越稱王一事。

而泓水之戰則是宋國以一己之力抗楚，中原聯軍尚且和楚國對峙沒有勝算，更何況軍事、經濟各方面實力都不如楚國的宋國呢？

而宋襄公能有如此表現，也許在採用一種非常策略，即就算如目夷所說，最後也不一定能勝過楚國，還會降低個人和國家聲望，既然如此，雖然軍事上的失敗是一時的，但政治上的勝利倒是毋庸置疑的。畢竟，在其他中原諸侯國的眼中，宋襄公僅憑本國的力量就去對抗龐大的楚國，這無論對其個人名聲，還是其所謀求的霸業，都是起著正面作用的。

這般說來，宋襄公的所作所為倒是有些合理性了。

宋襄公的“仁義”不僅僅表現在泓水之戰，從繼位前就已經有了。

三、君位禮讓

公元前651年，宋襄公的老爸宋桓公病重，作為嫡長子，宋襄公理應按禮制繼位，但他說庶兄比他年齡大，且忠義仁義，就請求立庶兄為宋國國君。

這位襄公的庶兄就是前文所說的目夷，字子魚，是宋桓公的庶長子，這個人在宋襄公治國期間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再說回來，當宋桓公把嫡子讓位的想法講給目夷後，目夷也是不肯接受君位，他說：“能夠把國家辭讓給別人，還有比這更大的仁義嗎？下臣不如他！而且又不符合立君的順序。”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左傳·僖公八年》

我們看到，目夷在之後宋國的內政外交上，都表現出了超人的謀略和才識，對於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讓君位的真假，想必是能夠分辨清楚的，否則也不會發出上述那番感慨，所以襄公繼位前的推讓也確實是真心實意的，可見他的“仁義”之風早已有了。

還有一點，在前文提到的盂地會盟上，目夷如果有奪位之心，早在襄公被楚王擒捉後就可以奪取宋君之位，但目夷沒有，而後來被楚國放回去的襄公如果忌憚庶兄的才幹和勢力，也可以想辦法排擠、甚至殺了他，但襄公也沒有這麼做，而不是讓庶兄繼續做國家的大司馬。這說明自始至終，庶兄目夷是位恪禮的賢臣，而宋襄公是位難得的仁義之君。

最後，繼位後的宋襄公依舊沒有忘了庶兄，他把目夷封為了一國之相，來主管軍政大權，看來除了“仁義”之德行，襄公的識人眼光還是不錯的。

四、助齊平亂

早在齊桓公死之前，就委託宋襄公照顧太子昭，後來齊桓公死後，幾個兒子各據勢力爭奪君位，國內混亂一片。

太子昭逃到宋國，找宋襄公求救，雖然自己家業不大，實力不夠強，但想到齊桓公的囑託，宋襄公也是不遺餘力地助太子昭回國繼位。

後來得益於宋襄公召集了衛、曹、邾等小國軍隊，齊國國氏、高氏等貴族最終接納了公子昭回國，這就是齊孝公。

齊桓公能把一國的太子託付於宋襄公，而不是別的諸侯國國君，不管是有意讓宋繼承其霸業，還是有意讓宋輔佐齊國，有一點應該是確定的，那就是宋襄公身上的“仁義”德行打動了桓公，而這何嘗不是一位春秋霸主應當具備的素質呢？

結語

我們再梳理一下宋襄公的“仁義”之旅，繼位前主動讓賢庶兄、應齊桓公所託助太子昭回國繼位、按約定在盂地會盟中輕裝簡從去赴會、泓水之戰等楚軍陣勢擺好再動手，這一系列的舉動都在表明，他一直在打“仁義”這張牌，“仁義”使他順利登上宋君之位，使得他得了目夷這樣一位肱股之臣，使他取信於霸主齊桓公，使他名望漸起於諸侯之間，更使得他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如果他真的下令攻楚軍於泓水半渡之中，自己始終信奉的“仁義”價值觀自此坍塌不說，也不會取信於中原諸國，而太史公也不會說他“修行仁義”，並把他列入春秋五霸之一。

如此說來，宋襄公確實拿了一副好牌，也打了一副好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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