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以及思想文化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對官制的改革，北魏創立了九品的官員制度。在孝文帝推行改革之前，朝中的官員不看政績、不論忠奸，統一的任期都是六年。既然不看政績，不論忠奸，在任的時期都是相同的，這就造成了很多官員消極怠工，更有甚者藉助在職期間大肆搜刮百姓。不僅加劇了官員與百姓之間的矛盾，還容易造成社會的動盪。
經濟方面的改革，主要體現在《均田令》的頒佈，在這個政令之中，把土地按照功能進行了詳細的分類，即桑田和露田。種植露田所得的糧食，不能出售販賣，而且露田的土地歸國家所有。種植桑田的土地則是歸個人所有，並且可以進行買賣，這種政令的實施，大大減少了官員從中謀取私利的可能，更有利於統治集團向農戶徵收租賦。
北魏孝文帝
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漢化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是放棄了鮮卑族原本的語言，統一學習漢民族的語言，而且為了進一步的融合，還將姓氏也改為了漢族的姓氏。因為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為了維護政權的統一，需要拉進與世家大族的關係，而想要與他們拉進關係，以漢族的語言溝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盡心漢化的改革，是有其必然性的。
《魏書·咸陽王禧傳》中便記載了北魏孝文帝要求全國上下使用漢語的事情："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毫無疑問的，在這次改革之下北魏有了極大的發展，但事有利弊，改革也有著嚴重的問題。致使社會階級固化，社會活力減，影響統治基礎。沒有加以分辨便照搬的漢學，其腐朽的一面也對鮮卑造成了影響，鮮卑族原本是遊牧民族，南征北戰，四海為家，故而有著十足的銳氣和活力。但在漢文化腐朽一面的侵蝕下，這種活力也漸漸磨損殆盡了。全面漢化的改革，雖然成就斐然，但也造成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北魏之所以會分裂，與這次改革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孝文帝時期的服飾改革
遷都洛陽，導致北魏上層統治集團的矛盾和分裂
孝文帝遷都洛陽主要是出於統一國家、發展經濟、加速鮮卑族與漢族交融進程的考量，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然而，遷都洛陽意味著政治軍事中心的轉移和舊都平城地位的下降，這勢必會犧牲一部分勳貴勢力與保守派官民的利益，因此遭到保守貴族勢力的強烈反對。大臣韓顯宗曾諫阻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其為非計，提議中強調發展平城。
《北史》中便記載了北魏孝文帝與群臣商議遷都一事："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墓，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
遷都洛陽示意圖
可見統治集團內部在改革之初就存在很大分歧，形成保守派和改革派、新都洛陽和舊都平城的對立局面。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實施了一系列向漢族學習和有利於新貴族的政策與措施，洛陽日益繁華。而與此形成對比，曾經是北魏建國之根基和軍事重鎮的平城，其城市的地位卻大大下降。
曾經為北魏打天下治天下的保守派貴族和武將功臣失去了顯赫的政治地位，北方邊鎮軍民的經濟利益也受到很大影響，他遠離新政治經濟中心，勢力步步被削弱，權利慢慢被瓜分的平城貴族，要麼忍氣吞聲，逐漸在北魏政壇中失去自己原有的高位，要麼為了自己集團的利益揭竿而反，走上武力反抗遷都及改革的道路，統治集團的分裂對立趨勢，最終在皇太子恂逃回平城被賜死事件的刺激下引發叛亂。
遷都洛陽
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加劇了部分民族矛盾、階層矛盾
北魏分裂不僅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分配不均矛盾的結果，也與鮮卑守舊貴族和邊鎮軍人反對孝文帝在改革中強行廢止鮮卑舊俗激進地進行全面改革有一定的聯繫。孝文帝為了鞏固皇權、發展經濟、促進民族交融而積極推行向漢族學習的政策，在客觀上推進了鮮卑族的封建化進程與北魏政權結構的優化，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同時也為隋唐時期建立多民族統一國家奠定了基礎。
但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強制推行一系列全面改革鮮卑舊制的政策，這些措施反而加劇了北方鮮卑族和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孝文帝遷都後重文治，輕武治，在洛陽急速推行全面改革的政策，雖然成功地將鮮卑統治階級與漢族士族結合，卻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南遷洛陽的鮮卑統治集團和留守北邊的鮮卑族人的疏離和對立，這種漢族化和鮮卑化的對抗與階級矛盾、階層矛盾交織在一起，最終導致了六鎮起義。
六鎮之亂
《讀史方輿紀要》中便記載了六鎮不滿北魏孝文帝改革，進而起義對抗朝廷一事："晉永嘉中，拓跋猗盧與幷州牧劉琨求陘北地，得之，日益盛強，後遂建都於此，蠶食鄰方，並有中夏。及六鎮之亂，魏以覆亡。"
孝文帝激進的、強制性的全面改革，遭到了改革保守派和中間派的反對。從一定角度看，在改革過程屮忽視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優勢，忽略軍亊建設和本民族善戰尚武精神的傳承和教育，間接導致統治階層面對軍事叛亂時毫無抵禦之力，潰不成軍。
北魏分裂
拉攏豪強，門閥制度導致北魏統治階級階層固化並日益腐化
孝文帝為了穩固在中原的統治，獲得漢族士族的支持，沿用了漢族晉代時期的門閥制度。他定族姓，使鮮卑貴族門閥化，但是，門閥制度的負面作用也迅速顯現。首先，鮮卑貴族在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豐富的物質財富後，沾染了腐敗作風，迅速成為一個腐化墮落的統治集團，逐漸喪失了經世治國、領軍打仗的能力。
其次，定族姓和門閥制度只惠及南遷洛陽的貴族官員，鎮守北方邊鎮的將士和貴族與此無緣，甚至因為武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視，升遷無望。腐朽落後的門閥制度帶來的是階級固化，本已"賤化"的軍人階層，失去了上升空間和渠道。孝文帝僅將融入門閥制度的鮮卑八族改了姓，對丁零人等少民仍保留部落制度，並未改姓，排斥在權力中心之外。而六鎮鮮卑軍人無論立多大戰功，由於孝文帝重姓族門第政策的原因，一直被排斥在門閥之外。
鮮卑改漢姓
《北史》中記載："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
門閥制度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和影響激化了階級矛盾。受排擠與邊緣化的北鎮軍人、受壓迫剝削的底層人民與北魏高層政權的矛盾在後期北魏朝堂官吏腐敗橫行之時迅速爆發。六鎮起義與河陰之亂，這兩場摧毀北魏統治根基的大動盪，實質上是統治階層內部長期以來矛盾鬥爭的總爆發。兩次叛亂都具有胡化的傾向，這兩次叛亂為北魏政權掘下了墳墓。
北魏孝文帝
評價
"全盤漢化"的改革，一個方面上使得使得鮮卑族由原本的遊牧生活，過度到了農耕文明，無疑是一種進步，大大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對於荒地的大規模開墾，無疑是擴大了耕地的面積，進而使大大提升了糧食產量，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另一個方面，全盤漢化的改革，還緩和了鮮卑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鮮卑族的漢化，促進了民族的融合，有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與政權統治。
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了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這三個方面。對於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推動了政治的變革，經濟的發展以及思想文化的統一，生產方式上逐漸以農耕為主、思想文化也向儒學學習，客觀上推動了鮮卑統治的封建化進程，順應了時代的發展，符合歷史的進程。
在鮮卑族學習漢族文化，進行全盤漢化的過程之中，漢民族也學習了鮮卑族的優良文化，完善了自身，為後世民族交融乃至政策改革都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值得我們深入研究。首先，孝文帝在改革時，吸取了很多漢族的優秀文化及傳統政治制度，為北魏政權的制度化及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但忽視了鮮卑族的文化特色保留，且任由改革後一些官吏腐敗作風的持續發展，加速了北魏的滅亡。
不過，孝文帝全盤漢化的改革雖然加速了北魏政權滅亡，但北魏政權滅亡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歸結於孝文帝全面向漢族學習改革帶來的矛盾，而是沒有處理好改革造成的階級矛盾、階層分化的問題，改革措施過於劇烈和徹底，顧此失彼，而孝文帝之後的繼任者也沒能繼續調整和完善改革措施，導致北魏政權的衰頹。
參考文獻：《北史》、《讀史方輿紀要》、《魏書·咸陽王禧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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