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滯脹、股市浩劫
“對未來前景確定”的缺失並不影響華爾街的專家們繼續推薦價格昂貴的股票。美林證券力薦39倍市盈率的IBM，培基公司推薦50市盈率的施樂，布萊爾公司推薦56倍市盈率的雅芳股票。福特基金會主席麥克喬治·邦迪譏諷他的受託人過於保守，並鼓勵他們將捐助和信託資金投入股市。
在尋找“下一個施樂”的股市狂潮中，只要公司名字中帶有“電子”或“數據處理”的公司股票，投資者都會蜂擁而入。公司之間也相互輕率地購買彼此的股票，華爾街在公司合併風潮中扮演從中撮合的角色。一些大企業顯得笨拙，例如ITT、立頓、LTC公司都變得越來越大且笨拙。戴維斯對於這類企業從不觸碰，但謝爾比卻與此不同，正如你將在本書第12章看到的那樣。
1968年，昏頭轉向的市場先生避開了重重不利，包括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總統遇刺、芝加哥警察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痛毆抗議者、遍地的校園騷亂、以及外國銀行拒絕美元。就像約翰·布魯克斯寫道的：“愚蠢的股市繼續沿著快樂行走，絲毫不在意價格的飛昇，就像所有的事情都OK一樣……”（注1）
（注1。約翰·布魯克斯的《投機年代》，威利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2、279、305、353頁。）
“新股的瘋狂往往是危險繁榮的最後一個階段，” 布魯克斯提到。1969年，新股大量發行，其中最受歡迎的被稱為“射手”，因為這些新股的價格在上市首日像被噴射出去一樣。看護醫療中心和其他與健康有關的公司被認為會受益於政府醫療改革方案，這些公司都屬於“射手”中的傑出代表。
儘管有圍繞在“狂野”基金經理人身上的盲目崇拜，但一項由《二十世紀基金》雜誌出版的一項研究表明，從1960年到1968年期間，即便只是隨便買進市場指數，獲得的回報也會高於付錢給專家挑選的股票。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在這篇研究報告發表不久，這樣的回報也消失了。連續三個月的打擊，令道瓊斯指數在1970年春天勉強保住800點大關。經濟學家們被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的雙重存在搞得倍感困擾，他們稱這種狀況為滯脹。全國上下陷入一片惶恐之中，“這是自美國內戰以來最為鬱悶和黑暗的四月之一。”布魯克斯說。
資產消失所帶來的效應，與當初資產增多所帶來的效應一樣多。伴隨的是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血腥的校園騷亂（四名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被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打死）、以及日益劇烈的種族衝突。在人們心目中一向形象高大的賓州鐵路公司破產倒閉。美元持續下跌。房屋發展商無所事事；華爾街上有100家公司面臨消失或合併的命運。紐交所那著名的宣傳牌“擁有一份自己的美國企業”也被無聲無息地摘了下來。到了1970年5月，布魯克斯報告說：“每一個在主板掛牌的上市公司的股價僅為1969年初時的一半。”
正如以往發生過的一樣，那些升的高的股票跌的比道瓊斯指數多，道瓊斯指數下跌了36%。那些擁有吹噓過度股票的投資者損失慘重，這些公司諸如數據處理、數據控制、電子數據系統、或任何名字中帶有“數據”一詞的公司。十家最著名的大企業平均下跌86%；高科技股票平均下跌77%；電腦和電腦租賃公司下跌80%。1970年，以計算機技術為支持的納斯達克市場（注2）首次登上歷史舞臺，而此時計算機類的股票卻正在遭受浩劫。
當電子數據系統公司的股價從164美元跌到29美元，他的大股東H·羅斯·佩羅賬面損失了10億美元。多年之後，佩羅參與美國總統競選，他希望通過一本正經的一面吸引公眾，他展示了魁格船長的性格，但最終還是失去了候選人身份。
但是在1970年，他獲得了全世界的矚目，因為他是金融史上第一位失去10億美元的人。廣大投資者的平均損失較這個數目小很多。佩羅的損失有一半發生在地球日這一天。
如同股票的表現未盡如人意一樣，那些持有它們的“持槍狂徒”們的表現也一落千丈。格里·蔡（即蔡志勇）非常善於把握退出遊戲的時機。早在兩年前的1968年，他的曼哈頓基金回報為負6%（-6%），在305只基金中排名第299名。蔡立刻將公司以3000萬美元多一點的價格出售，並從主動管理型基金經理位置上退休。他沒有受到真正的懲罰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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