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连岳，罗永浩，这三个名字引起了一些争论，他们之间的比较再一次说明观念层的分化。
必须对这个分化的观念层有清醒地认识。
如果不太严格的话，过去，上面三个人都曾经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公共空间发言，因此，在某一个时期，他们三个人是重叠的，至少不像今天这样分歧。
今天的分歧，来自于大批消费人群的成长，他们借助互联网科技实现了消费行为的公共化、社群化、媒介化。他们需要有人连接、安慰、服务他们的消费欲望。如果有人需要李佳琦，也就有人需要连岳。消费欲望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被称呼为群主、主播的人，他们的影响力是由粉丝的数量决定的，他们组织的消费空间的边际也是由粉丝的数量决定的。
他们的这个空间其实已经不是公共空间，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是一个内行人空间。这个空间的成败取决于空间主人的专业程度。李佳琦被称呼为口红一哥，这个一哥的地位就是粉丝对其专业程度的加持。连岳向读者贡献的商品其实是情感安全短文，他的读者肯定他思考的连续性、深刻性，这就是对其专业水准的认可。至少在情感安全短文领域，连岳是顶尖的。同样武志红就是心理咨询文章的一哥。
前几天，看张德芬的公号对澳洲跑步女的评论，她的观点就和批判大潮不符，她分析跑步女存在着一个假想敌，然后就进入了童年、原生家庭等老问题。你看，公号有明确的定位时，是会首先服务自己的订阅对象的，毕竟公号的打赏、变现都要靠粉丝。
所以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内行人空间，内行人越来越分化和吸收粉丝，那么真正在广场上听演讲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公共空间被分割为一个个内行人空间，大家专心钻研自己心有所属的领域，没有时间和功夫再跑到广场上去。
知识分子实现财务自由，这是一件好事。当年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张季鸾在大陆办《大公报》，也可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办《新民报》，财务自由到四处置办地产，自建洋楼，提着一皮箱的钱到北京要签下张恨水。
萨义德说：“没有人能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反对知识分子带货这件事，只是带货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
每一次媒介的变革，总有知识分子赶上风口，闯出了一条新路，闯出新路的往往是旧路被堵死的，比如王韬、比如汪康年。这条新路不仅改善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让他们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贡献了新的行业，产生了新的文化和经济贡献。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哪一个不是抛弃了旧的职业道路，只不过有的是天命所迫，比如王韬，有的是自愿放弃，比如梁启超。
这些转型的知识分子，甚至为国家某一方面的进步实现了拓荒式的贡献。比如王韬，他在出版、中外经典翻译、报业、报刊评论方面都是开拓式的。
了解了这些基本事实，就可以理解连岳了。
但是，对于那些在广场上继续做着演讲的人，要保持最高的尊重和敬意。
萨义德说：“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
嘲笑有信念的人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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