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連嶽，羅永浩，這三個名字引起了一些爭論，他們之間的比較再一次說明觀念層的分化。
必須對這個分化的觀念層有清醒地認識。
如果不太嚴格的話，過去，上面三個人都曾經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在公共空間發言，因此，在某一個時期，他們三個人是重疊的，至少不像今天這樣分歧。
今天的分歧，來自於大批消費人群的成長，他們藉助互聯網科技實現了消費行為的公共化、社群化、媒介化。他們需要有人連接、安慰、服務他們的消費慾望。如果有人需要李佳琦，也就有人需要連嶽。消費慾望是多種多樣的。這些被稱呼為群主、主播的人，他們的影響力是由粉絲的數量決定的，他們組織的消費空間的邊際也是由粉絲的數量決定的。
他們的這個空間其實已經不是公共空間，按照薩義德的說法，是一個內行人空間。這個空間的成敗取決於空間主人的專業程度。李佳琦被稱呼為口紅一哥，這個一哥的地位就是粉絲對其專業程度的加持。連嶽向讀者貢獻的商品其實是情感安全短文，他的讀者肯定他思考的連續性、深刻性，這就是對其專業水準的認可。至少在情感安全短文領域，連嶽是頂尖的。同樣武志紅就是心理諮詢文章的一哥。
前幾天，看張德芬的公號對澳洲跑步女的評論，她的觀點就和批判大潮不符，她分析跑步女存在著一個假想敵，然後就進入了童年、原生家庭等老問題。你看，公號有明確的定位時，是會首先服務自己的訂閱對象的，畢竟公號的打賞、變現都要靠粉絲。
所以出現了很多這樣的內行人空間，內行人越來越分化和吸收粉絲，那麼真正在廣場上聽演講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公共空間被分割為一個個內行人空間，大家專心鑽研自己心有所屬的領域，沒有時間和功夫再跑到廣場上去。
知識分子實現財務自由，這是一件好事。當年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就實現了財務自由，張季鸞在大陸辦《大公報》，也可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辦《新民報》，財務自由到四處置辦地產，自建洋樓，提著一皮箱的錢到北京要簽下張恨水。
薩義德說：“沒有人能全然自給自足，即使最崇高偉大的自由靈魂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反對知識分子帶貨這件事，只是帶貨的知識分子也就不再是知識分子。
每一次媒介的變革，總有知識分子趕上風口，闖出了一條新路，闖出新路的往往是舊路被堵死的，比如王韜、比如汪康年。這條新路不僅改善了他們自己的生活，也讓他們為社會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貢獻了新的行業，產生了新的文化和經濟貢獻。民國時期著名的報人，哪一個不是拋棄了舊的職業道路，只不過有的是天命所迫，比如王韜，有的是自願放棄，比如梁啟超。
這些轉型的知識分子，甚至為國家某一方面的進步實現了拓荒式的貢獻。比如王韜，他在出版、中外經典翻譯、報業、報刊評論方面都是開拓式的。
瞭解了這些基本事實，就可以理解連嶽了。
但是，對於那些在廣場上繼續做著演講的人，要保持最高的尊重和敬意。
薩義德說：“要有效介入那個領域必須仰賴知識分子對於正義與公平堅定不移的信念。”
嘲笑有信念的人是可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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