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想的政策，不能走極端
要在不同的目標之間實現平衡
3月13日，來自美國馬薩諸薩州的黎女士攜丈夫和兒子，乘國航988航班，在北京落地。3月16日她被確診為新冠肺炎。17日，其丈夫洪某某也被確診。
黎某戶籍在重慶，常年居住在美國的馬薩諸塞州（麻省），據她自述，2月26日至27日在美國參加公司會議時，接觸了後來被確診的同事，3月1日出現發熱等不適，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去醫院就診，其中3次申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被拒，所以才飛回到中國治病。
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已對黎某立案偵查。
總部在馬薩諸塞州的渤健公司在回覆《中國新聞週刊》時，確認了黎女士的是該公司僱員，並稱“回國是她的個人決定”，公司對她的行為“深表遺憾”。
“領導力會議”造成聚集性感染
作為一家全球領先的生物技術公司，渤健此前被媒體津津樂道的，一直是它在阿爾茲海默症藥物方面的研究，和它在神經科學領域上的權威地位。這家由幾位諾獎得主在1978年成立的公司，目前已發展成年收入近百億美元、在全球共有7550名員工的大型跨國企業。
在2月26日~27日舉行的公司“領導力會議”上，當來自全球各地的175名員工聚集在一起，親密地握手並近距離交談時，麻省最大規模的一起聚集性感染事件在此發生。
當天，黎女士即是上述聚會的參會者之一。《中國新聞週刊》瞭解到，黎女士在中國科技大學統計學專業畢業後出國留學，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統計學博士。從2009年開始，先後在默克（Merck）公司負責生物統計、美國禮來公司擔任研究員，後在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擔任四年助教。2015年進入美國生物製藥巨頭渤健（Biogen），從高級生物統計師做到首席。2018年曾短暫離開過渤健，在專致於開發罕見病靶向療法的生物製藥公司薩雷普塔擔任總監。9個月後，回到渤健擔任副總監。
該公司的員工後來瞭解到，與會的一名高管來自意大利。截至3月17日，麻省公共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在已經確診的218個病例中，有102個與渤健會議有關，佔了近一半。
事發後，舉行會議的波士頓萬豪長碼頭酒店（Marriott Long Wharf），被當地華人調侃為麻省的“華南海鮮市場”。
由於前期缺乏警惕，很多與會高管在會議後，將病毒帶到了本地或更多地方。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數字表明，這次會議在何種程度上加速了全美的疫情擴散，但各州的一些案例顯示，很多起確診病例與參會的渤健員工直接相關。
一名來自田納西州的經理和兩名印第安那州的員工在回家後被確診。在北卡羅來納州，至少有五起確診病例可以追溯到這次會議。
3月2日~4日，包括渤健總裁馮納璽（Michel Vounatsos）在內的數名高管，再次在波士頓參加了由紐約著名投資諮詢企業高文公司（Cowen & Co）主辦的“第40屆醫療保健會議”，與會的幾名高管隨後被確診。與此同時，一些高管還參加了在佛羅里達州舉辦的一個醫藥行業的圓桌會議，就在這次會上，其中一位高管開始出現一些流感症狀。
據公司員工對外媒透露，早在2月29日，一名渤健主管就向公司報告了自己的流感症狀。從3月3日開始，更多的員工開始出現症狀，但公司高管還是照常參加了前述幾個大型會議。直到3月5日，公司才首次向全體員工正式通報了會議和新冠病毒之間的關係，當時，已經有三名與會者被確診。
信息傳達上的不暢是這次大規模聚集性傳染得以不斷髮酵的原因之一。據內部人士透露，很多員工對公司在事後採取的消極措施感到沮喪。在3月5日收到通報後，很多人直接起身，離開了工位，前往醫院。
一位在麻省總醫院（MGH）急診科工作的醫生指出，在3月4日，已經有一些渤健員工來到醫院要求核酸檢測，但醫院此前完全不知道這次聚集性傳染事件，也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
MGH也是哈佛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在其官網的介紹中寫明：本院在美國東海岸排名第一，並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醫院排名中一直名列全美第二。
美國“檢測難”背後
黎女士自稱，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去美國醫院就診，其中3次申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被拒。但在美國的華人論壇上，一些自稱知情的爆料人士指責她撒謊，稱她是在美國確診後回國。
目前，黎女士在美期間這段經歷的具體情況還有待警方公佈調查結果，但從已有的報道和渤健官方信息中可以推斷，至少在3月6日之後，大部分與會員工都有接受核酸檢測的資格。
據公司內部人士透露，3月1日，最早產生症狀的一名渤健高管去麻省總醫院就診，申請核酸檢測被拒，因其不符合檢測標準。
美國的核酸檢測標準一直被指責“門檻過高”。美國疾控中心（CDC）規定，只有擁有嚴重呼吸疾病、與疑似或確診患者有過密切接觸，或在過去14天內去過“三級警告”國家的人，才有資格獲得核酸檢測。CDC提供的“三級警告”國家列表，會根據全球的疫情情況動態更新。目前主要有中國、伊朗、韓國、英國和歐洲29國，包括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對“密切接觸”也有嚴格界定，指距離疑似或確診患者不超過2米，並且有一段持續的接觸。
但隨著病毒在美國的不斷擴散，沒有旅行史、無法溯源的患者開始增多。尤其在具體病例的傳播軌跡無法追蹤且不公佈的情況下，“密切接觸”的標準很難達到。
事實上，整個1月和2月，尤其在華盛頓州出現聚集性傳染以後，很多華盛頓州和紐約州的官員、醫生和病人，都抱怨無法獲得CDC的檢測資格。
位於波士頓的佈列根和婦女醫院的臨床研究主任、哈佛醫學院教授林德賽·巴登（Lindsey Baden）認為，幾周前，CDC的標準或許有道理，但依照病毒目前的傳播曲線，現在已經不再使用。
2月28日之後，CDC將檢測權限下放至州一級。麻省公共衛生部（DPH）獲得檢測權，並首度制定了自己的檢測標準，基本和CDC一致，但在對“密切接觸”的界定上，要求必須是和確診患者的接觸。
因此，根據麻省的標準，渤健的與會員工既沒有旅行史，又無法證明自己是“密切接觸者”，很多人只有輕症，不符合檢測標準。
3月3日，渤健的首席醫療官向麻省公共衛生部上報，在2月底的會議後，公司內部約50名員工相繼出現了發熱、咳嗽等流感症狀，但他被告知，這些人都不符合核酸檢測標準。
轉機出現在第二天，渤健在3月4日再次上報麻省公衛部，明確稱至少兩名來自歐洲、參加過會議的員工已經被確診。依據麻省公衛的檢測標準，部分與會員工是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可以獲得檢測資格。
同日，據麻省總醫院急診科醫生保羅·比丁格（Paul Biddinger）回憶，很多渤健員工來到急診科就診，一些人沒有症狀，急診科把每個人的醫學評估結果都上報給麻省公衛部，和公衛部溝通了具體每個人是否符合核酸檢測標準。“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檢測了，一些人沒有，”他說。
保羅還指出，沒有被檢測的人非常沮喪，一些情況是值得討論的。
當日，依據公司內部的通告，已經有三名波士頓本地的公司員工被確診。截至3月4日，波士頓一共有8例確診，除一例早被CDC確診的學生以外，另外七人中，只有四人在波士頓市區，其中三人來自渤健。市長馬蒂·沃爾什（Marty Walsh）說：“局勢惡化的非常迅速。”
3月6日，在麻省公衛部的要求下，除麻省總醫院外，佈列根和婦女醫院也在院外的救護車裡建立起了臨時檢測站，以滿足不斷增加的渤健員工檢測需求。這天，又有五名渤健員工確診。
3月10日，麻省宣佈全州進入緊急狀態。當天的數據顯示，在全州共92起確診病例中，70起與渤健會議有關。僅僅在一週內，至少有67名員工獲得檢測。事實上，隨著越來越多的員工確診，也會有更多員工滿足“密切接觸”的標準，獲得檢測資格。除了兩家醫院，麻省也授權兩家企業實驗室進行檢測，以擴大檢測能力。
3月12日，在世衛組織宣佈新冠疫情已經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的次日，黎女士一家回國。
在美國難以實現“隔離”
在渤健爆發大規模聚集性傳染後，公司早在3月5日就要求所有與會員工在家隔離。3月6日，公司再次發佈聲明，進一步強調所有員工不要接觸人群和外界，沒有症狀的也要在家隔離，等待公衛部門上門聯繫。
但黎女士卻在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私自回國，沒有遵循居家隔離的要求。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美國的居家隔離全憑自覺，沒有強制性，也缺乏中國式的強監管。這和中美兩國制度差異有關。在美國，沒有中國式的社區和街道，如果是監管，只能靠警力，但顯然，大範圍的隔離監管，無論人力、物力還是財力，都不現實。“渤健沒有看護好黎女士，雖說於責有礙，但沒有法律問題，”他說。
3月以來，美國確診病例激增。過去三週，美國已知的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已超過5600例，其中101例死亡。在此局勢下，各州也開始採取一些更加激進或嚴厲的措施，防止病毒擴散。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衛生教授梅根·默裡（Megan Murray）看來，當沒有更好的手段阻止這種病毒的傳播時，隔離是最後一種手段。
美國東北大學衛生政策法學中心教授溫迪·佩默特（Wendy Parmet）說：“除非必要，我們不想限制人們的自由，”
理論上，聯邦政府可以依據《公共衛生服務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授權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採取強制性的隔離措施，前提是為了防止傳染性疾病進入美國，或在各州之間傳播。例如，CDC此前從中國或伊朗飛回來的美國人必須在11個定點機場落地入關，進行專門的入境審查，就是一例。
再比如，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市，“鑽石公主號”上的八名乘客被集中到專門的國家隔離中心隔離。該中心於去年建成，擁有20個床位，是美國唯一一所專為高風險傳染人群設置的隔離中心。在門口，有武裝的警衛看守。
事實上，這個案例極其罕見。在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方面，聯邦政府極少下達過類似的行政命令。在實踐中，各州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制定。例如，加州舊金山的六個郡聯合宣佈，從3月16日晚間開始，當地居民必須全部居家隔離，一直到4月7日。但不同的是，居民被允許去超市購物和看醫生，訪客也可以進入該地區 。居民還可以進行一些戶外活動，比如慢走或爬山，只要他們保證彼此之間距離2米遠。
灣區的上述措施又被稱為“在家中避難”，引發了媒體和專家的廣泛討論，很多專家認為，“這是目前最驚人的一個政府防控舉措”。
更多地方政府，只是針對特殊群體，進行小範圍的集中隔離。例如，在華盛頓州的金郡（King County），專門開闢了一個小型的汽車旅館用於集中隔離一些特殊情況的疑似患者。但3月13日早上，一名在旅館隔離、正在等待核酸檢測的流浪漢從中逃出，在街角的便利店偷取一些物資後，坐上一輛公交車離開。金郡的肯特市（Kent）市長德納·拉爾夫（Dana Ralph）在臉書上隨後沮喪地說：“此前我對隔離點的擔憂應驗了。這次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之後，我們可能會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進行隔離。”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公共衛生法律教授勞倫斯·戈斯廷（Lawrence Gostin）指出，無論是聯邦還是各州法律，都缺乏足夠的權力去採取如此大範圍的隔離措施。意大利也是由於有一個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可以實現“封國”。而且，對被隔離的人群，美國也缺乏一個足夠有力的後勤保障系統去實現如此大範圍的物資調配，比如醫療用品、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黃嚴忠指出，一個理想的政策，不能走極端，要在不同的目標之間實現平衡。在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上，如果說天平的一端是“儘可能防止病毒擴散，不計一切代價”，另一端是“最小化防疫對經濟社會的衝擊”，各國的政策都是在兩端之間，尋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點位。並且，這個點位是隨著疫情的發展，動態變化的。
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此前的思路更偏向於“最小化損失”，其中除了科學依據，也有政治化的考量。今年是大選年，特朗普肯定不希望疫情對社會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隨著近幾周來美國確診病例的激增，在各種批評和壓力下，他的政策也開始向天平的另一端調整，比如進行更積極的檢測，建議人們儘可能減少社交活動。
3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宮宣佈新版“抗疫指南”，首次建議取消大規模聚集性活動。他提出，要避免超過10人的集會，建議所有美國年輕人儘可能在家裡上學，避免隨意旅行，避免在酒吧、飯店和美食廣場等公共場所進餐。若家中有人確診，全家人都應留在家中。
“這表明，特朗普政府對社會隔離越來越重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
閱讀更多 一條絲線穿一片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