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艺术是武器吗？

2020-03-27 04:32:54 ShenzhenLOOK

乔治·格罗兹《爆炸》(Explosion)

布面油画,47.8×68.2cm,1917年

10个故事解读

乔治 · 格罗兹

George Grosz

揭露社会丑恶

反映人性黑暗目睹灾难频发

乔治·格罗兹

在一战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创作

这些都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

他的作品《危险道路》

在2月5日的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

以974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创造了整晚拍卖的一大亮点

今天就让我们用10个故事

认识乔治·格罗兹

01 监狱长父亲的绘画启发

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其父母都是虔诚的路德教徒，而父亲在当地共济会当监狱长。格罗兹的父亲有涂鸦的爱好，正如艺术家的回忆——“我父亲有时会用钉在方桌上的大硬纸板画画……我仍记得自己坐在他的腿上，看着各种动物在他笔下变得栩栩如生。”显然，父亲的习惯启发了格罗兹对绘画的兴趣。

乔治·格罗兹《The Painter of the Hole 1》，布面油画，1948年

02 两次参军被免职

一战爆发后，格罗兹被召入德国军队，之后由于鼻窦炎发作而被送回家中。他对战争十分抵触，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一战，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在人文主义的氛围中长大，战争对我而言不过是恐怖、肢解和无谓的毁灭。”

乔治·格罗兹

然而第二年，格罗兹由于军队的迫切需要再次被征召入伍，负责运送和守卫战俘。不久，精神崩溃的格罗兹因昏迷被送去精神病院。养病期间，他时不时拿出笔记本或书信纸勾勒草图：丑陋的残骸、傲慢的军官、残酷的军人……以宣泄自己对战争的厌恶。

乔治·格罗兹《Kommunismus marschiert, Kampf um einen satz》，纸面水彩，48.3×63.2cm，1930年

03 因反战而改名

格罗兹对战争期间德国滋生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感到深恶痛绝，他的艺术家朋友赫尔穆特（Helmut Herzfeld）也持有相同观点，并在1916年“反对德国狂热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中改名为“约翰”（Jonh）。格罗兹效仿友人的做法，在20多岁时将自己的名字由“Georg”改为更加国际化的“George”。除此之外，他还乐于角色扮演，时常在客人登门拜访时伪装成格罗兹的管家，并为主人的缺席表示歉意。

乔治·格罗兹《Der Weg allen Fleisches II》，纸面水彩，45.4×58.1cm，1930年

乔治·格罗兹《Der neue Reichstag zieht ein》，纸面水彩，54×60cm，1929年

04 自杀未遂

由于难以忍受军队的残暴不堪，1917年，格罗兹曾试图自杀却被安置在了军队医院。据回忆，当时军队决定将他处决，而一位富有的赞助人凯斯勒伯爵（Count Harry Clemens Ulrich Kessler）干预保释了他，由此他得以从德国陆军中全身而退。

乔治·格罗兹《The Pit》，布面油画，153×94cm，1946年

05《危险道路》

乔治·格罗兹《柏林街道》（Berlin Street），布面油画，81.3×60cm，1931年

1918年初的柏林糜烂而堕落，节节败退的德国濒临帝国末日的边缘。因生活所迫，来自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被迫沦为娼妓游走于柏林街头。格罗兹意识到“这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时代”，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他完成了《危险道路》（Gefährliche Straße）这一作品。

乔治·格罗兹《危险道路》，布面油画，47.3×65.3cm，1918年

该作品描绘了柏林的街头夜景，画面右边是一位妆容艳俗、穿着裸露的妓女，而其右侧站着一位面似狗脸的男性仰慕者，格罗兹借此象征男性最原始的动物本能。在刚刚过去的佳士得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该作品以974万英镑（约合人民币8849万元）的价格成交，刷新了艺术家的个人拍卖纪录。

乔治·格罗兹《危险道路》（局部），布面油画，47.3×65.3cm，1918年

拍卖行研究部国际主管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表示：“《危险道路》描绘了夜幕降临后柏林街道上各种相互碰撞、无法控制的原始力量。士兵和妓女代表了性爱和死亡——社会步向衰亡时出现的两大极端情况。”

乔治·格罗兹《The City》，布面油画，100×102cm，1916-1917年

06 因绘画多次受到起诉

1923年，格罗兹出版了《埃希·霍莫》（Ecce Homo）一书，其中收录了自己的84幅版画和16幅水彩画，并将其描述为“对战后德国人生活的恶毒讽刺”。德国政府随即禁止了这本书的印刷出版，格罗兹也因此受到审判。

乔治·格罗兹《埃希·霍莫》，1923年

1928年，其作品《闭嘴做你的事》（Keep Your Mouth Shut Up and Do Your Duty）又被控亵渎神灵。这幅画作描绘了基督脚着战斗靴、面戴防毒面具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此对基督教政治化进行批判。

乔治·格罗兹《闭嘴做你的事》，版画，1924年

07 与希特勒的新仇旧恨

希特勒知道，要征服民众破碎的心灵，首先要征服他们的文化。而格罗兹和约翰等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危险野心。1923年，希特勒在巴伐利亚政变失败，格罗兹绘制了《救世主希特勒》（Hitler, the Saviour）一画并称：“他的脸上洋溢着自鸣得意的表情，这种表情不应出现在任何一个德国英雄的脸上……”

乔治·格罗兹《救世主希特勒》，1923年

1936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颁布法令，称在总理希特勒授权下对德国所有1910年以来的艺术作品进行“收藏”，并说这些艺术品已经“过时”、“堕落”。据估计，格罗兹的作品共有285件被没收，而奥托·迪克斯（Otto Dix）等1400位艺术家也未能幸免。

之后，这些没收的作品在12个城市进行巡展并将展览命名为“堕落的艺术”。展览中，这些艺术作品与残障人士的照片并排摆放，从而表达这些艺术品的“退化”和对艺术家的羞辱。

乔治·格罗兹《Hoover》，钢笔、墨水，60.3×45.9cm，1932年

08 因绘画被纳粹威胁

1930年初的一个晚上，格罗兹在自家门前发现一根铁管，上面贴着一张纸条——“这是给你的，你这只犹太蠢猪，如果你还要继续你现在进行的事。”（This is for you, you old Jew-Pig, if you keep going with what you‘re doing.）除此之外，逃往美国的格罗兹还曾收到友人的信件，称“他们”一直在其柏林的公寓和工作室中寻找他。

乔治·格罗兹《The Enemy of the Rainbow》，纸面水彩，65×48cm，1946年

09 达达的关键人物

格罗兹是一位敏锐的讽刺漫画家，也是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这些艺术家对战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艺术实验感到厌倦，认为这些艺术具有高度主观性和形而上学的深奥知识，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接触到。

乔治·格罗兹《The Eclipse of the Sun》，布面油画，210×184cm，1926年

于是他们以一种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绘画，从而反映平凡人物的普通经历，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以揭示社会的阴暗面。正如格罗兹本人所言：“在一战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是达达主义者。如果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那它就意味着沸沸扬扬的不满和犬儒主义。失败和政治斗争总会引起这种运动。”

乔治·格罗兹《Der Kunsthändler》，纸面水彩，60×46cm，1928年

1920年，格罗兹、约翰·赫特菲尔德（上文中改名的那位）、拉乌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等艺术家在柏林画廊举办了达达主义展览，共计展出174幅作品，全面体现了达达主义。

10 楼梯摔倒，溘然长逝

乔治·格罗兹《Metropolis》，木板油画，68×47.6cm，1917年

格罗兹幸运地在战乱中与妻子逃到了美国，而他身在德国的艺术家朋友们则接二连三遭到迫害，或是在公寓中身亡，或是被抓进集中营；同样逃到美国的朋友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也因长期神经紧张在纽约的酒店里自杀。死亡似乎离格罗兹越来越近。

乔治·格罗兹《Shattered Dream（Self Portrait）》，纸面水彩，48.5×64.8cm，1933年

1959年，格罗兹从美国返回德国，并称“我的美国梦是一个肥皂泡”。显然，这个世界已经让他陷入了无限的绝望。同年7月6日，这位艺术家与朋友共度一夜后在公寓楼梯上滑倒死亡，而他那警醒独裁者的理想也与他一同逝世。

乔治·格罗兹《The Burial》，布面油画，110×140cm，1917-1918年

格罗兹的艺术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一战后德国的残酷与混乱在其绘画中得到了惊人的体现。格罗兹作为画家以及新艺术的联合创始人和倡导者，其作用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作家笔下、政治评论员的口中都得以彰显。

然而，格罗兹创作的核心其实是政治批判性的绘画。正如他本人所写：“我的绘画是出于抗议的目的；我正通过自己的工作试图说服世界——它是丑陋、病态和虚伪的……”在政治局势的影响下，格罗兹不再把自己看作艺术家，而是将自己当成一个有义务与责任的艺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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