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論詩”是中國古代詩論一種獨特而重要的文論形式，論詩是一種獨特的詩歌體裁，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形式。唐代杜甫《戲為六絕句》是“開論詩絕句之端”宋以後作者不下數十家，大抵上可分為兩大流別。
從南宋戴復古的《論詩十絕》起，到清代趙執信、趙翼、宋湘、張問陶、丘逢甲諸家的論詩諸絕句，屬於闡說理論 。從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起，到清代王士禎、袁枚、洪亮吉、李希聖、陳衍諸家的論詩絕句屬於品評作家作品。
後者往往擴大範圍到摘賞佳句，點綴瑣聞；等而下之，甚至標榜聲氣，更屬自鄶無譏了。主張高雅，反對險怪俳諧怒罵：從主張古調的觀點出發，元好問又強調高雅。
在“縱橫詩筆見高情”一首中，肯定了阮籍，在“沈、宋橫馳翰墨場”一首中，肯定了陳子昂，陳子昂正是以力復“漢魏風骨”自任的一人，而阮籍也正是“正始之音”的代表。
二家之所以被元好問重視，就是由於風格的高雅。另方面在“萬古文章有坦途”一首中，批判了“鬼靈符”的險怪詩風，而慨嘆於“真書不入今人眼”；在“曲學虛無小說欺”一首中，又指出了“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元好問這些崇尚高雅，反對怒罵為詩的理論，實際是受到蘇、黃二家說詩的影響的。（可參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黃庭堅《答洪駒父書》。）
儘管元好問對蘇詩的“百態新”一面有不滿，但當時蘇學在北方，成為風氣，元氏接受薪火之傳，並不足怪。
清人翁方綱《齊中與友論詩》說“蘇學勝於北，景行遺山仰”，是窺見了此中消息的。何況蘇詩也還有高雅的一面，（詳見注引元好問《東坡詩雅引。元好問為金、元二代的著名詩人，《論詩三十首》雖屬於後一類型，但實際體現了一家論詩的宗旨，與後人仿效其體的作品大有不同。
元好問試論的全貌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
貴自得，反模擬；
在“眼處心生句自神”一首中，指出了只有“親到長安”“眼處心生”的實證實悟，才能下筆有神；批判了唐臨晉帖般的模擬作風。因此，元好問對以奪胎換骨為能事的江西詩派抱著鄙夷的態度，不屑步他們的後塵，在“古雅難將子美親”一首中，明白表示“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主張自然天成，反對誇多鬥靡；
在詩歌風格上，元好問是主張古調，反對新聲的。主張古調，並不是模擬，指的是自然天成的風格。所謂新聲是指誇多鬥靡、逞弄才華的一套。
他一方面肯定了陶淵明的“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的“萬古千秋五字新”，歐、梅的“百年才覺古風回”；一方面否定了“鬥靡誇多”“布榖瀾翻”的作風，指出杜詩的“排比鋪張”不過一體，元稹以此尊杜是未識連城壁，譏斥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陸游一直到蘇軾、黃庭堅的次韻詩是“窘步相仍死不前”，“俯仰隨人亦可憐”，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蘇詩是“百態新”、黃詩是“古雅難將子美親”，並比蘇、黃詩於“滄海橫流”，元好問並不曾予以抹殺。
主張剛健豪壯，反對纖弱窘仄：
元好問在理論上重視阮、陶、陳子昂的高風雅調，而在創作實踐上，由於時代喪亂與北方雄壯河山的激發，以及蘇學在北的影響，個人豪邁性格的決定，凌雲健筆，漸近於蘇。
他在風格論上，強調剛健豪壯，反對纖弱窘仄。在“曹、劉坐嘯虎生風”、“鄴下風流在晉多”、“慷慨歌謠絕不傳”、“東野窮愁死不休”、“有情芍藥含春淚”、“池塘春草謝家春”等首中，對豪壯風格的曹、劉、劉琨、《敕勒歌》、韓愈等盡情讚揚，對風雲氣少的張華、溫、李，“女郎詩”的秦觀以及“詩囚”的孟郊、“無補費精神”的陳師道則作了無情的譏嘲。
但元好問也絕不否定李商隱詩的藝術成就，給以“精純”的評價，並且因無人為作鄭箋而感到遺恨。這說明元好問立論是比較公允而全面的。
主張真誠，反對偽飾：
元好問除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分析其正偽清濁以外，特別重視作詩的根本關鍵。他感慨地指出“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的偽飾，而對陶詩的肯定，卻正是因為它的“真淳”。正面主張“心聲只要傳心了”，出於真誠的才是好詩。元好問在《楊叔能小亨集引》中說：“何謂本？誠是也。······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為二物。”正是這詩的最好註腳。
結語：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以獨到的詩學主張，濃厚的藝術內蘊，成為繼杜甫《戲為六絕句》之後論詩絕句的又一高峰。在它之後，清代王士禛、袁枚、李希聖諸家承其衣缽，以詩論詩的作品層出不窮，《論詩三十首》猶如一座里程碑，上繼中國傳統詩論之精粹，下啟中國文學批評發展之契機，在承上啟下體現了集大成的大家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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