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特殊的戰鬥，突如其來，猝不及防。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無數戰士挺身而出，奮戰在醫院、道口、社區、機場等地，無數市民也積極應對、宅家戰“疫”……鮮為人知的是，就在這座城市裡，還有一些特殊的戰場也一直在與疫情鬥爭——上海的監獄和強制隔離戒毒所。
雖說“宅家”也是戰鬥，我們練成了廚神、看膩了劇集，可這些特殊場所民警的“戰鬥”卻全然不同：全封閉管理中，他們一步都不能踏出大牆，時刻也不能放鬆警惕，沒有互聯網，沒有娛樂休閒，也沒有家人陪伴，有的只是高度緊張、連續作戰。從春節至今，我們和家人相守家中，他們卻已和家人“失聯”少則28天，多的甚至已有兩個月。
採訪中，記者聽到一些相似卻又相異的經歷：有人從小年夜堅守崗位至今，護士妻子支援武漢未歸；有人曾做過癌症手術，3月底退休，堅持要站好最後一班崗；有人在連軸轉的執勤中不慎摔傷卻不吭聲，被命令撤出戰位養傷時，骨折已有多日；有人一家3位警察，有的備勤、有的上崗；有人非典時就支援過小湯山；有人妻子在產房待產；有人孩子出生不過月餘……
隔著電話，僅僅聽描述，都會忍不住眼睛模糊，“平凡的人給我最多感動”這句話一直在腦中盤旋。
幾位民警話都不多，總說自己的困難不算難，而“弟兄們都太辛苦了”，也總說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但“有些對不住家裡人”。
大牆背後，小小城池。有堅守付出，有責任擔當，也有精細管理，疫病被拒於城外。
封閉
疫情發生後，上海的監獄和強制隔離戒毒所迅速啟動“三三制”警務值班模式。民警分為三批，先後經歷14天場所內全封閉執勤期，14天醫學隔離期和14天居家備勤期；在場所上崗的不出二道門；集中隔離觀察的不出一道門；居家隔離的不出家門。
廖超是周浦監獄四監區副監區長，第一批進入監獄備勤的他，形容“就像碰到了遭遇戰”。衝鋒在前的第一波士兵，面對著最多的未知。
吃住都成問題，二道門封閉管理，食堂不能去了；床鋪不夠，只能在辦公室臨時搭，有的房間床板和床墊各睡一人，還有人睡會議桌。
全封閉期間，監區民警總數只有三分之一，但工作量不是簡單地乘以“3”，因為整條“流水線”都有了斷檔，有的工作出現空缺，補位的人就立即從頭學起，快速頂上。
面對從未經歷過的突發事件，每個環節都要細化再細化。比如消毒原本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環，現在成了重中之重。消毒時要考慮服刑人員之間的流動，於是設立緩衝區，一次一間，消好毒再進去。“紫外線消毒每個監房都要有，每天半小時”“體溫超過37.3度，馬上隔離”“疊被子幅度要小，小心揚灰傳播”……這些小細節，都要一個一個“摳”。
工作中的民警。周浦監獄供圖
從早上五六點一直忙到晚上九點，廖超和同事們才能休息。值夜班的人還要繼續打起精神。廖超說：“封閉期間的工作是真正的‘007’，你問裡面的人今天是星期幾，他多半說不出來。”
春節期間，周浦監獄給刑滿釋放人員印發了疫情告知書，叮囑他們要做好基礎防護，勤洗手、戴口罩，適應社會上的防控形勢。廖超說：“監獄除了要看得住、守得牢，還要確保刑滿釋放人員迴歸社會後不能成為防疫隱患。”雖然正值口罩最緊缺的時期，監獄還是給這些人員都發了口罩。拿到口罩，他們也挺“領情”：“天天看新聞，知道現在‘一罩難求’，這些都是警察自己省下來的……”
疏導
不僅要防止疫病傳入監區，緩解服刑人員恐慌也很重要。
包括周浦監獄在內的上海各監獄，及時加強防疫宣導，開展視頻學習和疫情講座，解答服刑人員最關心的問題——為什麼要進行封閉管理？刑罰執行會得到哪些保證？生活上的困難如何解決？
“我家在湖北，疫情嚴不嚴重？”“我的老母親一個人住，會有人幫忙去照看一下嗎？”“家裡人要是感染了怎麼辦？”疫情初期，監區的湖北籍服刑人員尤其憂慮，有人接聽電話時明顯話比較多，有人則情緒低落。廖超說：“服刑人員自己在裡面已經習慣了，家裡人是唯一的牽掛，知道家裡沒事，心態就能平和。”因此，場所裡的“親情電話”開通頻率提高了，方便服刑人員與家人溝通，緩解彼此的焦慮情緒。
崧澤強制隔離戒毒所裡，一大隊的專職心理諮詢師李仕軼也在跟湖北荊門籍的戒毒人員老張溝通。
上午在跟家人通電話時，老張突然嚷嚷起來：“你怎麼不把我的事情辦好？你就是推諉！就是辦事不力！”說著，氣呼呼掛掉電話。原來，他發火是因為兒子遲遲沒去給礦上給他辦退休手續。李仕軼幫他分析：辦手續要去武漢，這時候去武漢不方便；醫保卡又在岳母家，兒子特地去拿也麻煩。不要著急，先等等看。“我女兒身份證到期了，也還沒去派出所拍照。”經他一通勸說，老張的情緒慢慢緩和了下來。
監獄民警在宣誓。周浦監獄供圖
疫情爆發以來，李仕軼就重點關注老張，經常跟他談話。4月13號他就能解除強制隔離戒毒回家了，前期看到電視新聞裡湖北確診病例激增，他就著急上火，一邊擔心家人，一邊發愁自己怎麼回去。為此，李仕軼專門幫他找到戶籍所在地社區民警的電話，讓他了解清楚當地的防疫情況。在得知當地疫情逐漸好轉後，老張的情緒終於穩定下來，“感謝李老師，在我最無助的時候給我的關心和幫助”。
從警18年，李仕軼總能跟戒毒人員建立良好的諮訪關係，被他們稱為“李老師”。微信名是“仕軼忙得像個陀螺”的他，真的一直在團團轉，從1月23日小年夜起連續執勤，50多天沒出過戒毒所了。
李仕軼發現，大隊96個人裡有30人提出心理諮詢需求，幾乎每個房間都有。“原來他們正常參加習藝活動後，回到房間還經常討論如何提高技能，對心理諮詢的需求不大，最近空餘時間多了，各種想法就多起來了。”來諮詢的人一聊就是半個多小時，內容離不開家庭問題、人生目標和戒毒生活。有人跟李仕軼提起埋在心裡多年的不滿，覺得父親從小偏愛妹妹，不喜歡自己，父子關係冷淡；有的人覺得人生沒有方向，對從戒毒所出去後的生活很迷茫。李仕軼在傾聽中給予陪伴，幫忙化解心結。
呵護
疫情期間，監獄衛生所的工作尤為重要：要保障服刑人員的基本醫療，還要確保監獄的安全穩定，嚴防疫情輸入。
上海市女子監獄醫務所裡，坐在凳子上的女服刑人員突然開始不住地打哈欠，精神變得很萎靡。夏萍醫生叫了她幾聲，她反應有些遲鈍，頭一點一點，感覺快睡著了。“這是大腦缺氧的表現，她可能腦出血了，得外出就醫。”夏萍判斷。
這個50多歲的服刑人員有腦梗病史，半小時前來衛生所就醫時神智還挺清醒，做完相關檢查突然“嗜睡”。雖然疫情嚴重，但衛生所醫療條件有限，需要通過CT判斷。夏萍迅速請示後，呼叫急救車把她送去社會醫院就醫。
監獄醫務所醫生有著“白衣天使”與人民警察的雙重身份。去年剛做過肺部結節手術的夏萍，其實還是一個恢復期“病人”。但她聽說監獄實行封閉管理後，還是第一時間主動請戰，大年初四就睡在了辦公室臨時放置的高低床上，和同事一起，兩個人承擔起日常8個人的工作。雖然任務繁重，但夏萍有一定經驗，2003年非典時，她是馳援北京小湯山的1383名軍醫之一。
監獄內部，服刑人員也都戴好口罩。周浦監獄供圖
“眼淚在眼睛裡打圈，我不能哭，護目鏡花了就幹不了事情了……”電視上廣東援鄂醫療隊“95後”小護士強忍眼淚的樣子，讓夏萍想到了17年前的自己。那時她也剛20歲出頭，“非典”來襲，第一時間報名。在小湯山醫院戰鬥的五十多天，她忙到疲累不堪時也會哭，“即使很想念爸媽，給家裡打電話時也還是叫他們不要擔心”。2004年轉業後，夏萍進入上海市女子監獄成為一名獄警，後又轉任監獄衛生所醫生
監區定時消毒，從早8點到晚8點，每兩小時給女犯測量一次體溫，還要宣傳防疫，指導她們做好自我防護。監獄是集體生活的環境，如果一個房間有人感冒，很容易整個房間的人都傳染上。夏萍主要負責護理、檢驗和配藥。封閉執勤人手有限，就診的病犯多，工作量劇增，消毒、抽血化驗、拿藥打針，都要一個人獨立完成。病犯裡一半都有各種慢性病，需要每天服藥，光高血壓病人就有幾百個。夏萍要根據天氣變化和她們的血壓變化，及時調整用藥。她奔忙在各個病區，幾乎沒有時間休息，而且還要24小時待命，不管病犯多晚來都要接診。肺部做了手術後，夏萍覺得自己體力大不如前，比較容易疲勞，口罩戴久了會覺得悶。
有位女犯患糖尿病，因為併發症不能行走，坐上了輪椅，夏萍每天會去監房給她打胰島素。看夏萍一直當班，女犯說：“夏醫生，你連著上了那麼多天班，謝謝你，辛苦了。”
牽掛
即使隔著大牆，家人的音訊也總是牽著心。
凌晨1點，正在提籃橋監獄封閉備勤的民警陳滬冬接到妻子電話，得知她加入上海第5批支援武漢醫療隊，即將出發。妻子張燕紅是楊浦區中心醫院護士，早就報了名，前幾批都沒輪到，這回真要去了，陳滬冬有些懵。這是2月17日，武漢的確診病例正在激增。
夜已深，陳滬冬簡單囑咐幾句，就掛了電話。躺在高低床上，他一晚沒睡著。孩子在江蘇老家有老人帶，自己在監獄崗位上也算安全。現在老婆要去前線，自己卻不能去送她——監獄有紀律，出去再回來要重新隔離，會影響輪班，“少一個人，監區其他兄弟就要辛苦了”。胡思亂想一宿，眼看著窗外的天漸漸亮了起來。
執勤中的民警。周浦監獄供圖
“我老婆是一個人從單位走的”，陳滬冬停頓了一下，“想到她自己帶著行李，孤孤單單上車，心裡就挺難過。”19日晚，妻子出發奔赴武漢。陳滬冬站在監獄備勤樓的樓頂，整好警服，朝武漢方向敬了一個禮。忍了再忍，眼淚還是沒忍住。
妻子和同事們馳援的是雷神山醫院，接手了一個剛造好的新病區，用兩天時間安裝調試設備，第三天就開始收治病人。遠在上海的陳滬冬，每逢休息時，會下意識看看“警務通”專用電話，有沒有老婆來電，“她在武漢還交了入黨申請書呢”。疫情期間監獄為民警提供了和家裡視頻通話的平臺，可家裡老人不會用，他想看孩子，得等妻子有空時“擺渡”——他和她視頻，她再拿另一個手機跟女兒視頻。
自打2012年當上監獄民警，陳滬冬先在白茅嶺監獄工作了5年。原本回家就少，因為工作需要，還經常主動放棄休假，直到2017年調回上海工作，才得以每天陪伴妻兒。妻子算過，5年裡他回家的時間加在一起也只有100多天。孩子今年5歲，因為聚少離多，陳滬東錯過了女兒成長的很多“第一次”。“有時候隔一段時間回去，發現她又冒出兩顆牙。”
李仕軼也已經兩個月沒回家了。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做護士的妻子雖然支持丈夫工作，嘴上還是免不了抱怨幾句：“春節時替同事值班，封閉執勤又是兩輪28天，現在還要繼續，你什麼時候能回家？”他只能一通好言安慰，接著就開出了生活必需品清單，讓她幫忙寄來，裡面包括春夏季警服和換洗衣物——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了，過年趕去單位值班時，他只帶了六天五夜的替換衣物。
每晚睡在辦公室的摺疊床上，李仕軼最想的也是家人，老婆小孩在幹嘛，爸媽身體怎麼樣。“他們讓我安心，說裡面最安全，還鼓勵我好好工作。”
在戒毒所工作了18年，他早把這裡當成了自己家，共事多年的同事間都很熟悉，封閉執勤的日子裡大家互相打氣。“不需要我去鼓勵他們敞開心扉，我們都是無話不說的兄弟，會把對方作為傾訴對象，基本上每個民警都有些家庭困難，家家有本難唸經。”
同袍
確實，家家的經都不好念。封閉執勤期將滿時，廖超終於忍不住問同事小吳：“這些天，你為什麼一有空就站在窗邊看，看啥呢？”
小吳指著遠處的樓說：“那是我家，我想兒子時就過來看看。”原來，他之所以特地選這間朝向不好的辦公室，是因為只有這裡的窗戶正好能望到他家窗戶。他的孩子還不到3個月大。小家可望不可即。
廖超自己是“三警”家庭：他和妻子第一批投入封閉執勤，同為警察的岳父緊隨其後，一家人從春節起都沒能吃上團圓飯。可從他嘴裡說出來，這點根本算不上困難，“大家更辛苦”。
民警周杰和待產的妻子視頻。周浦監獄供圖
還真是實話。
第一批執勤的老同志徐樹年，值守專門關押病犯的功能性監區，每晚睡覺前都會視頻巡查全監區的角角落落。他在連軸轉的執勤中不慎摔倒，卻一聲不吭隱瞞傷情，直到監獄領導獲悉後下死命令，他才去就診。此時，左肩胛骨已骨折10天了。
周杰的老婆還有幾天臨產，可疫情防控工作一開展，他就進入戰時狀態。視頻時，妻子忍不住哭，他也淚流滿面，可只能說抱歉：“所有的同志都在裡面，我不能當逃兵。”得知情況，監獄領導多次找他談心，命他即刻撤防。要強的小周終究沒拗過，趕在妻子進產房前回到她身邊。
徐樹年帶領民警宣誓，此時他的左肩已經骨折。周浦監獄供圖
曹明，3月29日就要退休，收到全封閉管理通知後，收拾行李、背上煎藥爐，立馬趕赴監獄防疫一線。考慮到他一年多前才做了肺癌手術，領導和同事都勸他不要參加此次全封閉管理，可他怎麼都不聽。深夜，他在樓道角落裡輕手輕腳取出煎藥爐，一邊煎藥一邊說：“一把老骨頭，能幫大家分擔點就分擔點，戰勝這次疫情，我就安心退休。”
一位老同志跟廖超感嘆，最近大夥兒主動頂班、自覺多幹，“人情味更重了，工作起來有種水乳交融的感覺……”廖超說，他也有同感，“普通人身上有很多閃光點，平常的日子把這些閃光點都蓋住了，可在這特殊時期，就好像沙裡淘金，這些閃光點都迸發出來了，一下子就能打動你！”
封閉執勤結束走出大牆，廖超取回了個人手機。好幾千條微信消息，已經看不清數目了。運動步數是0，手機屏幕使用時間也是0。令他欣慰的是：監區服刑人員違紀次數為0，向監外送診人數0，民警健康全勤。
2020年，很多人說，最喜歡的數字就是“0”，它代表了平安、健康。春風又綠江南岸，這個春天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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