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兩句話實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從兼愛衍出來，最易明白，不用多說了。“節用”“節葬”“非樂”，也出於兼愛。因為墨子所謂愛是以實利為標準；他以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樂，便損了別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對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來推行兼愛主義。“非命”，因為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愛人了；所以反對他。
墨子講兼愛，常用“兼相愛交相利”六字連講，必合起來，他的意思才明。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兼相愛是托爾斯泰的利他主義，交相利是科爾普特金的互助主義。試先述墨子兼愛的理論：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自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此言人類種種罪惡，都起於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則一切罪惡，自然消滅。然則怎麼方法去掉這自利心呢？墨子說：
凡天下禍篡怨恨……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墨子最要緊一句話，是“兼以易別”。他替當時的君主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君”，替當時士大夫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士”。他們的“墨者”，自己就號做“兼士”。兼和別的不同在那裡呢？老實說一句：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別”，不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兼”。向來普通的教義，都是以自己為中心，一層一層的推出去。所以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講的社會倫理，都以此為立腳點。所以最要緊是一個“恕”字，專以己度人。既已愛自己，便連自己同類的人也要愛他；愛自己的家，也愛別人的家；愛自己的國，也愛別人的國；孔子講的泛愛，就是從這種論式演繹出來。
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處。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國”的觀念，既已有個“己”，自然有個“他”相對待；“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出差別。所以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舊社會組織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卻以為這種差別觀念，就是社會罪惡的總根源，一切乖忤，詐欺，盜竊，篡奪，戰爭，都由此起。因為既有個己身以示“別”於他身，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顧不得了。既有個己家己國以示“別”於他家他國，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家他國以利己家己國，也顧不得了。在這種組織之下講泛愛，墨子以為是極矛盾，極不徹底。他說：
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小取》）
他的意思以為：不必等到什麼人都不愛才算不愛人，只要愛得不周遍，（有愛有不愛）便算不愛人了。差別主義，結果一定落到有愛有不愛，墨子以為這就是“兼相愛”的反面，成了個“別相惡”了。所以說：“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
然則兼相愛的社會便怎麼樣呢？墨子說：
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簡單說：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
這種理論，固然是好，但古往今來許多人，都疑他斷斷不能實現。當時就有人詰難墨子，說道：“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答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墨子是一位實行家，從不肯說一句偏於理想的話。他論事物的善惡，專拿有用無用做標準。他以為“善”的範圍和有用的範圍，一定適相吻合。若不能適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觀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確信兼愛社會可以實現，才肯如此主張。墨子何以證明他必能實現呢？墨子以為從人類的利己心，也可以得著反證。他說：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墨子還引許多古代聖王兼愛的例證，如成湯為民求雨以身為犧牲之類，說明兼愛並不是不能實行。古代社會，是否有這種理想的組織，我們雖不敢輕下判斷，但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確是實行墨子“兼以易別”的理想之一部分。他們是否出於道德的動機，姑且不論；已足證明墨子的學說，並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愛的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理論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並不希望立刻實行；以為須漸漸進化，到了“太平世”總能辦到。在進化過渡期內，還拿“小康”來做個階段。墨子卻簡單明瞭，除了實行兼愛，不容有別的主張。孔墨異同之點在此。
非攻主義，是由兼愛主義直接衍出。既已主張兼愛，則“攻”之當“非”，自然不成問題，為什麼還要特標出來做一種主義呢？因為當時軍國主義，已日漸發達；多數人以為國際上道德和個人道德不同，覺得為國家利益起見，無論出什麼惡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對此說。
反對戰爭的議論，春秋末年已經萌芽。宋向戎倡晉楚弭兵，就是一種趨時之論。但這是政治家的策略，彼此並無誠意，正與前俄皇亞力山大提倡海牙平和會相同，在思想界可謂毫無勢力。孟子的“《春秋》無義戰”，算是有力的學說，可惜措詞太隱約了。認真標立宗旨，大聲疾呼，墨子算是頭一個。後來尹文、宋鈃，都是受墨子學說的影響，繼續鼓吹。但墨子還有格外切實可行的地方，和普通之“寢兵說”不同。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戰”。質言之，侵略主義，極端反對；自衛主義，卻認為必要。墨子門下，人人研究兵法。本書《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所講都是。墨子聽見有某國要攻人的國，就跑去勸止他。若勸他不聽，他便帶起一群門生去替那被攻的國辦防守。有這一著，然後非攻主義總能貫徹。墨子所以異於空談弭兵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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