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易革故鼎新哲學角度講，人類文明史沒有組織生產革新、技術進步革新和文化革新，人類就不會走到現代文明的今天。
我們知道，在文明和食物生產的前文明各階段之間存在著技術和經濟上的差異。
這種差異是程度上的差異。
我們先是看到人類食物文明的出現，然後看到了較高級形式的宗教的產生。
這表明，先是物質的文明，再有誕生了文化文明。
這是兩項迄今為止最偉大、最罕見的文化變革。
假如此前沒有發明食物生產以及那些隨之而來的其他技術進步，文化的文明階段也就成了無稽之談。
地球上最好的地方，都是辛辛苦苦墾殖出來的。
這種努力要求生產、收集和貯存大批餘糧，以便把生產出來的食物轉供大規模公共工程的勞動大軍食用。
而工程卻不會立即給人帶來糧食剩餘。
最早這支勞動大軍必須進行招募、控制和指導。
假如缺乏擁有巨大能力和權威、居統治地位的少數人，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就是組織領導文明的啟蒙。
在古老的安第斯世界，秘魯沿岸河谷地已被開發和灌溉，這一過渡伴隨著人們的興趣從技術轉向控制人力的社會政治事業。
這項公共工程勞心耗力，它的規模如此巨大，以致普通勞動者幾乎不敢想象能預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
他必定是藉助信仰或是在強制之下開展工作的。更為可能的是他同時受到這兩種力量的驅使。
正是這種紀律約束下的通力合作，輔之以宗教信仰的激勵，以及必要的政治權威及其控制的技術裝備，開墾出適宜農業耕作的亞洲和非洲的河谷與盆地。
除非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時候有明顯不同的降雨和氣候形態——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否則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衝擊平原上，沒有灌溉就根本不可能有人們廣泛和正常的生活。
淤積而成的各大河流域，提供了一個需要更加小心應付的環境。
同時，也對開發它們提供了一份更為豐厚的物質回報。在那裡銅器時代的村落轉變為青銅時代的城市。
"食物生產的革命"，這七個字大概是人類史的轉折點。
然而，人們認識到這次轉折的結局卻是通過後來的城市革命。
文明首要的成果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下游的沼澤地中開墾出蘇美爾的良田，這是最偉大、最艱鉅，時間上也是最早的文明成就。蘇美爾地區的面積相當於丹麥，到了大約公元前2500年，在原是沼澤的土地上，穀物的產量已增長86倍。開發尼羅河下游的上埃及的有限事業似乎是在後來完成的。
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在蘇美爾人已實現的事業刺激下完成的。開發尼羅河三角洲則是一項與開發蘇美爾同等規模的任務，也許僅僅是在埃及的早期王朝時期才最終完成。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它較印度河流域的開發要早些，而東亞各條大河流域的沼澤地的開發，那肯定還要晚些。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缺乏對付叢林和沼澤的技術以及組織，所以人類在能夠開拓文明事業之前，不得不讓自己有一段過渡性的學徒時期。
這種過渡時期，並不是舊世界特有的東西，它是較普遍地存在和實踐，從而在摸索中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西方國家並不代表整個人類史的巔峰，西方並不是整個世界；其次，與西方以及其他同代文明息息相關的事實表明，它們的歷史尚未結束。
上溯到西方文明的源頭，直至希臘——羅馬文明（希臘文明的別稱），西方文明正是經過基督教文明而附屬於這個文明的。這段希臘文明的歷史是它那類文明的完整樣本，它無疑已經完結，現在已看不到任何希臘文明的存在。
然而，無論哪幾種文明的交互作用、衝突、延續和消失，人類最終一步步從懵懂文明走向欣欣向榮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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