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革故鼎新哲学角度讲，人类文明史没有组织生产革新、技术进步革新和文化革新，人类就不会走到现代文明的今天。
我们知道，在文明和食物生产的前文明各阶段之间存在着技术和经济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程度上的差异。
我们先是看到人类食物文明的出现，然后看到了较高级形式的宗教的产生。
这表明，先是物质的文明，再有诞生了文化文明。
这是两项迄今为止最伟大、最罕见的文化变革。
假如此前没有发明食物生产以及那些随之而来的其他技术进步，文化的文明阶段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地球上最好的地方，都是辛辛苦苦垦殖出来的。
这种努力要求生产、收集和贮存大批余粮，以便把生产出来的食物转供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劳动大军食用。
而工程却不会立即给人带来粮食剩余。
最早这支劳动大军必须进行招募、控制和指导。
假如缺乏拥有巨大能力和权威、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就是组织领导文明的启蒙。
在古老的安第斯世界，秘鲁沿岸河谷地已被开发和灌溉，这一过渡伴随着人们的兴趣从技术转向控制人力的社会政治事业。
这项公共工程劳心耗力，它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致普通劳动者几乎不敢想象能预见到自己努力的成果。
他必定是借助信仰或是在强制之下开展工作的。更为可能的是他同时受到这两种力量的驱使。
正是这种纪律约束下的通力合作，辅之以宗教信仰的激励，以及必要的政治权威及其控制的技术装备，开垦出适宜农业耕作的亚洲和非洲的河谷与盆地。
除非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有明显不同的降雨和气候形态——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否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冲击平原上，没有灌溉就根本不可能有人们广泛和正常的生活。
淤积而成的各大河流域，提供了一个需要更加小心应付的环境。
同时，也对开发它们提供了一份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在那里铜器时代的村落转变为青铜时代的城市。
"食物生产的革命"，这七个字大概是人类史的转折点。
然而，人们认识到这次转折的结局却是通过后来的城市革命。
文明首要的成果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沼泽地中开垦出苏美尔的良田，这是最伟大、最艰巨，时间上也是最早的文明成就。苏美尔地区的面积相当于丹麦，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在原是沼泽的土地上，谷物的产量已增长86倍。开发尼罗河下游的上埃及的有限事业似乎是在后来完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苏美尔人已实现的事业刺激下完成的。开发尼罗河三角洲则是一项与开发苏美尔同等规模的任务，也许仅仅是在埃及的早期王朝时期才最终完成。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它较印度河流域的开发要早些，而东亚各条大河流域的沼泽地的开发，那肯定还要晚些。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缺乏对付丛林和沼泽的技术以及组织，所以人类在能够开拓文明事业之前，不得不让自己有一段过渡性的学徒时期。
这种过渡时期，并不是旧世界特有的东西，它是较普遍地存在和实践，从而在摸索中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西方国家并不代表整个人类史的巅峰，西方并不是整个世界；其次，与西方以及其他同代文明息息相关的事实表明，它们的历史尚未结束。
上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直至希腊——罗马文明（希腊文明的别称），西方文明正是经过基督教文明而附属于这个文明的。这段希腊文明的历史是它那类文明的完整样本，它无疑已经完结，现在已看不到任何希腊文明的存在。
然而，无论哪几种文明的交互作用、冲突、延续和消失，人类最终一步步从懵懂文明走向欣欣向荣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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