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敗之後，日本在國際上長期被孤立、被疏離。國際奧委會甚至一度將日本排除在奧林匹克運動之外。
195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開始復甦，這也讓日本人洗刷戰爭恥辱、重回國際社會的願望變得迫切起來。他們很自然地瞄準了奧運舉辦權。在申辦第17屆奧運會輸給羅馬後，東京的決心反倒更為堅決了，大有不惜代價、務求成功的氣勢。
戰爭與和平，政治與經濟，光榮與夢想，1964年東京奧運會負載著太多的宏大命題，開始了當時奧運史上最昂貴、最奢侈的籌備。
奧林匹克能賺錢
1963-1964年間，假如你到訪東京，會為眼前的場景驚駭不已。東京市內的許多主幹道上，竟挖出一萬多個大坑，為的是修建高架路橋，有七千多棟房屋、五萬多名市民因奧運工程拆遷。城市裡到處溝壑縱橫，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竟使一千多人喪生。
首都高速公路網一期工程、連接東京和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承擔國際航空的成田機場、標誌性的東京電視塔，都在奧運週期內建成，而且大多是搶工期、突擊完成。其中新幹線1964年7月底竣工後試運行，其間多次出現脫軌等事故，終於趕在奧運會開幕前9天正式開通。
日本作家開高健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那時的東京沒天沒水，只有頭頂的鋼筋和腳下黑色的廢墟。”去奧運工地勞動者的住處看一看，條件之艱苦讓人寒心，生活空間陰暗擁擠，骯髒破敗，空氣中瀰漫著屎尿的味道。
因為城市人口急速增長，1961-1964年間，東京出現了嚴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一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社會矛盾凸顯，物價上揚，房價高企，整個東京都處於非正常的亢奮狀態。
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開幕，這是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奧運會，規模也是空前的。在鑄造火炬塔的過程中，名將鈴木萬之助因心力交瘁離世，其子鈴木文吾在奧運會開幕前一週奇蹟般地完成了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東京都政府當初為了說服民眾支持申奧，提出的口號是“奧林匹克能賺錢”。他們還算了一筆賬，宣稱承辦奧運會預計要投入200億日元，而收益可達到270億。最後的實際情況卻是奧運遊客不足預期的一半，整個奧運經濟賬也是明顯入不敷出。
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人們認為理應為國家的重大事務做出奉獻，及至個人犧牲。為了“國家大事”，一度1964年前半年還很激烈的學生運動，在奧運開始前自動停息。
原北京電視臺記者徐春昕曾做過東京奧運尋訪，日本受訪者向她描述當時的社會熱情：每一個居民委員會要開會，每一個學校要訓話，專門講述奧運的意義，每一個有特長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每一個公司都要鼓勵職工參與奧運會的工作。
申奧時，日本媒體提及東京的優勢，總結為“700萬都民（指東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舉國一致之體制”，其實並非虛言。
全民狂熱
每年的10月，東京奧運會的開幕紀念日，鑄造工匠鈴木文吾都要專程趕到東京，到國立競技場擦洗火炬臺，以此祭奠為鑄造火炬臺獻出生命的父親鈴木萬之助。
鈴木家族是日本鑄造方面的名匠，負責鑄造奧運火炬臺。在盛會還有三週就將開幕的時候，模具在澆注過程中破裂，看上去這個無比重要和神聖的任務已無法完成。68歲的鈴木萬之助羞憤難當，心力交瘁，三天後就命赴黃泉，其子鈴木文吾繼續著父親未竟的工作，巨大壓力下的鈴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敗，不但我家族永難翻身，而且故鄉都將為此蒙羞。若有失敗之日，我將切腹謝罪。”
趕在奧運會開幕前一週，巨大的火炬臺竟奇蹟般地鑄造成功。鈴木文吾後來曾說：“我的生活很貧苦，但這又怎樣，畢竟一件留給將來的東西，是我的。”
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把這項工作與人的生命相聯繫是難以理解的，而鈴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卻成為與奧運有關的一段佳話。
普通人的狂熱體現在售票處門口。為買奧運比賽門票，許多人扛著行李趕到售票處，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郵局發售1000枚奧運紀念幣，門前排起了6000人的長龍。
為了觀看家門口的奧運會，相當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電視機，或者把黑白電視換成彩電，1960年，日本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為54.5%，到舉辦奧運的1964年，這一數字飆升到93.5%。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憶說：“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1964年10月10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兩歲半，但是全體社會極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民眾熱情的最高潮，無疑屬於女排決賽。據NHK電視臺的記載，那場比賽的瞬間最高收視率竟達到85%，比後來轟動日本的“紅白歌會”更高。當日本女排最終取勝，有媒體評論說：本屆奧運會在今天（1964年10月23日）開幕，也在今天閉幕。
那場歷史性的女排決賽，並不是以一個完美的細節收場，最後一個球的爭奪中，蘇聯隊員被判觸網，日本姑娘不戰而勝。裁判哨聲吹響，日本隊員和億萬觀眾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識到偉大時刻來臨，舉國狂歡釋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反思，以及反對
東京奧運會閉幕式上，運動員們以很自由的方式集體入場，一些興奮的外國運動員把日本代表團的女棋手福井抬起來，繞場一週。《20世紀日本》一書這樣評價這一細節的意義：“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場景讓日本民眾相信，他們為奧運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當年的日本報紙，有的把1964年稱為日本的“國際化元年”，有的把奧運會閉幕時刻稱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2-1964年間，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超過了10%，史稱“奧林匹克景氣”。而1964年也的確是日本重回國際社會的標誌性年份。除了承辦奧運會，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發生——這一年，日本加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1964年，日本在本土奧運會上奇蹟般地獲得16枚金牌，金牌數位列第三。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繼續追逐“奧運爭光”一類的夢想，而是藉此完成了向大眾體育的優雅轉身。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化身超級馬里奧令眾人對四年後的東京奧運會期待不已
1957年，日本男性的體育參與率只有23%，奧運會後的1965年，這一數字已飆升為45%。而多數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婦女，是體育熱更重要的推動者。奧運會後，日本盛行“媽媽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媽媽桑們鍾愛，中國的許多退役乒乓球運動員在日本謀生，都以陪媽媽桑們打球為主業。
大眾體育興起的同時，競技體育也被重新審視。
1968年1月9日，27歲的馬拉松運動員圓谷幸吉在家中割頸自盡，他留下的遺書中寫道：“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勝利者，但我太累了。”
東京奧運會馬拉松比賽，圓谷幸吉並不被人看好，卻憑藉超強的意志搏到一枚銅牌，其衝過終點後痛苦得滿地翻滾的場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隱忍、執著的品質，圓谷成了那屆奧運會的英雄。
此後，一定要為日本奪金的圓谷一直進行著魔鬼式的、不科學的訓練，傷病也隨之增加。實力所限加之傷病之虞，讓圓谷幸吉自感1968年奧運奪冠的夢想有點遙不可及，“英雄”終於精神崩潰。
當時日本體育的成績主要由陸上自衛隊支撐，圓谷幸吉也是一位自衛隊選手，嚴酷的自衛隊“強化選手訓練”制度是競技體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認為是殺死圓谷幸吉的禍首。
圓谷自殺事件讓日本人大為震驚，各大媒體開始對錦標主義、奧運戰略進行反思，一種有代表性的批評聲音是，日本正“忘記體育的原點”。《朝日新聞》的評論是“無視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現代競技中的狹隘民族主義，痛斥錦標主義對人性的戕害。
對現代競技運動的批判，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末引發了一場抵制名古屋申奧的運動。當名古屋市提出申奧，意外招致民眾激烈反對，輿論普遍認為，應該把財政經費用於大眾體育而非少數運動精英。
大阪也曾與北京一起競逐2008年奧運會承辦權，不過與名古屋那次申辦一樣，國內民眾“動員力不足”，反對聲浪巨大。雖然長野也曾在1998年舉辦冬奧會，但留給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僅僅是“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事情”。
然而，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最終成功，這次民眾的支持率略有上升（勉強超過了七成），或許與日本在亞洲的“失落”不無關係，但是，1964年的狂熱再也不會重現了。
摘自“手抄本”，原文首發於美國《體育畫報》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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