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與大家共同學習一下歷史上國家治理中特殊組織機構的變遷。
當然，這種特殊組織機構，也是國家治理最重要的組織機構。
雖然，這種學習有些枯燥，但是，對於我們深入瞭解歷史、跳脫輕淺的歷史認知、輕率的歷史評論，是大有裨益的。所以，這也是所有喜歡歷史者的必修課之一。
這話，先從距今最近的朝代——清朝說起，所說的內容，是其軍機處。
軍機處，原本是內閣的分局。
也就是說：在軍機處的雛形時期，它可以說是內閣的一個分支。
眾所周知，清朝初期，其大多數的國家治理機構和制度，都沿襲了明朝舊制。
當然，內閣也不例外。
所以，在清初，也就是在軍機處沒有建立之前，國家機務的分發與收進，全都事關內閣。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清初的軍事事務，是要交付議政王大臣議定之後，再奏聞主政者的。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朝，朝廷的諭旨，也有命令南書房的翰林撰寫擬定的。
此時，南書房是可以與主政者直接接觸的親切之地，當然，也是顯貴之地。
這種情況，歷史上也有類似情景：唐代時，翰林學士掌內製，就是如此。
所謂內製，就是由翰林學士所掌的皇帝詔令。
到了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朝，朝廷在西、北兩路用兵，其時，事涉機密的軍務較多。而此時，內閣在太和門之外；另外，內閣之中，值班的官員人數甚多；主政者擔心軍事機密被洩漏。於是，才開始在隆宗門內設立了軍需房，其主要用途，是處理西、北兩路的軍務。
最早進入軍需房，參與軍事事務處理的官員，都是主政者從內閣中書中選取的。選取的標準，就是其人必須謹慎細密。進入軍需房的官員的職責，一是在其中值班，二是繕寫諭旨。到了後來，軍需房才正其名為軍機處。
軍機處設立之後，它的所在地接近宮廷，便於主政者宣召。
軍機處的軍機大臣，都是親臣、重臣。
於是，承接主政者的諭旨，發出政令等，全都在軍機處了。
軍機處值宿的地方（直廬），最初只有幾間板屋。
後來，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特別下令，將軍機處的直廬由板屋改建成了瓦房。
但是，擬旨仍然是軍機大臣的事情。
之前，雍正帝時，軍機處擬旨的事情，都是桐城張文和公（即張廷玉，文和是其諡號）親力親為的。
乾隆帝即位初期，因為汪文端公（即汪由敦，文端是其諡號，趙翼的科舉考試中的老師）擅長文學，張廷玉特別推薦汪由敦進入軍機處。於是，擬旨的事情，由汪由敦代勞。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廷對金川用兵。
這一時期，朝廷的諭旨，全都是汪由敦的手筆。
當時的諭旨，大概有三個版本：
一、漢字版本的諭旨，前由張廷玉、後由汪由敦草擬；
二、滿文（清人稱之為國書）版本的諭旨，由舒文襄（即赫德，文襄是其諡號）、大司馬班公（即博爾濟吉特·班第，明、清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草擬；
三、蒙古文版本的諭旨，則由理藩院的納公（即薩爾圖克·納延泰）草擬。
等到傅文忠公（即富察·傅恆，文忠是其諡號）為首席軍機大臣的時候，滿族的司官想通過傅恆，得到親近主政者的機會，並籍此升進。於是，傅恆才開始把部分擬旨的事務，給了他熟識的滿族司官。最初，這些滿族司官，所擬的草稿，也就是半幅紙、一頁紙的短小文字。滿族司官熟悉擬旨的程序與文法之後，慢慢地，擬旨的事情，也就全都交給他們操持了。
這樣一來，汪由敦見擬旨的事情，滿文版本全都由滿族司員捉刀了，而漢文還是自己親自草擬，他也就跟進了。首席軍機大臣傅恆將滿文擬旨交給了滿族司員後，相對輕鬆；汪由敦親自草擬漢文諭旨，工作繁重。汪由敦也不想攬那麼多事，於是，他也讓司官代替自己擬旨。這樣沿襲日久之後，一些司官就成了軍機處的專職司員。這種情況，主政者也是瞭解並清楚的。
這種專職司員，也不一定就是從內閣引進軍機處的，但凡京師朝廷的部院之中，學問幽深、文學書法俱精的司官，都可以被引進軍機處。
在軍機處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專職的司員，人數也越來越多，後來的數量，是早期的好幾倍。
以上所講，就是清代軍機處前後變化異同的舊事。
既然，清代最初的軍機處是內閣的分局，那麼，循著歷史的脈絡，簡單看看在以往國家治理框架中，佔有極為重要地位的內閣的變遷情況。
在中國歷史中，傳達主政者的詔旨命令、彙集內外的各種意見的工作，自曹魏以來，都是屬於中書職責範圍內的。
歷史沿革，所以，在六朝時期，中書令是極其尊貴的，朝廷一定會選擇重臣擔任此職。
因為中書令尊貴、地位崇高，所以，中書令很多時候是不會親自向主政者奏事的。大多時候，都是中書令委命中書舍人入內奏事。這樣一來，中書舍人就可以親見主政者；於是乎，中書舍人也成了權要之位。
上述的情況，一直到唐代初期的時候，依然如此。
唐高宗李治時，開始把中書舍人的職權進行了拆分。拆分之後，北門學士也可任中書舍人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時，又把中書舍人的職事，移出部分給翰林學士。如此，中書、門下的權力稍稍變輕。
等到唐朝中期之後，國家的權柄操持在宦官的手中，當時，還設置了樞密使的職位。生殺予奪的詔旨命令，全都是由樞密使發出的。這樣，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都只是承樞密使的下流。所以，樞密使是極為權要的職位。
唐昭宗李曄時，大力誅殺宦官，宮廷之中，幾乎都沒有宦官了。於是，主政者只能命令蔣玄暉負責之前樞密使的事務。這是樞密權移至朝臣的初始。
因為樞密使這個位子地處要津，是人人欽羨、人人都想得到的職務。所以，蔣玄暉接手樞密之事後，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蔣玄暉的位子，於是，他就在朱全忠跟前譖毀蔣玄暉。最後，朱全忠殺了蔣玄暉。
朱梁（後梁）時，改樞密使為崇政使，並設立崇政院，任命敬翔為崇政使。
後唐（沙陀族建立）時，又恢復崇政院名為樞密院，並任命郭崇韜為樞密使。
後唐明宗李嗣源時期，安重誨為樞密使。
後晉高祖石敬瑭時，因樞密使劉處尚不稱職，所以，他就廢掉了樞密使這一職位。然後，把樞密使的大印交歸中書。於是，樞密院學士這一職位也就廢掉了。
後晉出帝石重貴時，桑維翰恢復樞密院，並擔任樞密使。
後周世宗柴榮時，王樸為樞密使。
總結起來，可以說，五代時期的樞密院，就是六朝時期的中書；如果就唐朝來說，樞密院則是唐初的中書、唐中葉的學士、唐末的疏密合而為一形成的。
到了宋、金時，樞密使的主要職責是專門掌管兵事，這已經是和宰相分職了。
當時，中書與樞密院被稱為兩府，樞密使已經不參加軍事以外的其他機務了。
到了蒙元時期，軍國大事，全都歸到中書省。
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誅殺宰相胡惟庸之後，就把中書省也廢掉了。此後，不再設立中書省。接著，朱元璋命令六部各奏其事，而非此前的事匯中書。
從此以後，國家的事權，全部都集中到了主政者一個人手中。
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結構在歷史上的一大變，君權集中，相權沒落。
朱元璋廢除中書之後，原來中書事務，全都堆積到了他自己跟前，一日萬機，登記撰錄，是不能不設置官員來執掌其事的。
隨後，到了明成祖朱棣永樂時期，為了解決廢除中書後出現的難題，又設立了內閣。
內閣設立之後，就功能而言，逐漸形成以批答本章、撰擬諭旨的主要業務。功能上，似乎又是對舊有中書省的恢復；權力上，卻沒有那麼尊顯了。
再後來，明朝的主政者與內閣大臣也不常見面，如果主政者有諭旨，就會命令內監先寫好事目，然後，交由內閣撰擬文稿。因為這樣，於是，宮內就有了所謂的秉筆太監。越是接近主政者，權力越是容易到手。如此，秉筆太監的權力慢慢就在內閣之上了。秉筆太監和唐中期後的樞密使，就又有些相同了。
這也是明朝宦官勢焰熏天的原因所在。
滿清懲於明代之弊，嚴格限制，宦官不得參與政事。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親政初期，他會每天都到票本房，安排大學士在自己眼前票擬。
所謂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也就是對於來自全國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內閣學士“用小票墨書”，即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
康熙時期，雖然也有南書房擬旨的案例，但是，機務仍然是屬於內閣來處理的。
雍正以來，各類本章都歸內閣處理、機務及兵事都是由軍機大臣承旨處理的。
主政者幾乎每日都會和軍機大臣見面，不要說宦官不能參與，就是承接諭旨的大臣，也只是供傳述、繕寫、撰擬而已，他們發表意見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五代、宋代、金朝時期的樞密院，都有學士草擬諭旨。滿清的軍機司員，和舊時的樞密院學士差不多。
本文依據清人趙翼《簷曝雜記》卷一《軍機處》一節而成。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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