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疆域
公元前453年，是晋出公在位的第二十二年，赵无恤联合韩虎、魏驹在晋阳城外合灭智氏，将智氏封邑瓜分一空。晋出公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便求助于齐、楚等国欲伐三卿，谁知却被三家抢了先，无奈之下只能出逃国外，并于翌年去世。嗣后，三卿立孙骄为懿公，并按照事先约定就晋国未来走向达成一致，也即所有人都放弃一家独占晋国的主张，转而寻求分晋独立建国的道路。
分晋后的三国以赵国的土地最为广袤，其领土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中心城市，分别是位于山西中部的晋阳城，和位于河北南部的邯郸城。以这两座城市为核心，赵国的领地又可以分为晋北和东阳两大块。这其中晋北的土地因处于高寒地带，且在当时开发程度也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与东阳地区的经济效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赵人主要还是将东阳地区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其都城也主要设在中牟、邯郸等地。
魏国占据的区域比较分散，其领土与赵、韩两国领土交错，被分割成了许多个互不相连的飞地。其中面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是晋国早期的核心区域，包括河东（今晋南的临汾、运城）、西河（陕西东部）等地。这片区域横跨黄河两岸、且扼守崤函通道，是晋国抵御秦国的东进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自不待言。自毕万获封魏县以来，魏氏家族长期在此经营，有着深厚的根基，因而在三分晋国后一度将都城设在安邑（山西夏县）。此外，魏国在中原东部，也即齐、卫、宋、赵相邻的地方还有一块飞地，按照晋人的视角，通常被称为河内。到战国中期，魏国战略重心东移后所建立的都城大梁，便是以此为根据开拓的疆土。
韩氏素来弱势，即便是三分智氏领地，所占据的土地也是最少的。与魏国的情形类似，韩国的土地也是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的飞地构成，且其主要区域又与魏国的两块土地呈十字交叉的形状。其中位于北部的一块包含了平阳、上党、南阳等地，南部地区则是以陆浑地区为主，可见其领土大都是晋景公以后新征服的土地。两块领地通过野王（河南沁阳）相连，勉强连缀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韩国领土的原始形态。
变法图强
分晋初期，为了避免内部冲突的再度发生，赵韩魏三家都心照不宣地根据各自领土所处位置的不同，对未来扩张的方向进行了分工。比如赵国的核心在邯郸、中牟一带，故而其扩张的方向便是向东，主要是与齐国争夺卫国、宋国的领土。魏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则其扩张方向便是向西，主要是与秦国争夺西河地区。韩国的核心区在南阳和陆浑，那么他的发展方向便是向南，并将吞并郑国作为其主要目标。
在这样一个战略原则的指导下，三晋对内开放领土、互为支援，对外则密切配合、同步扩张，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彼时经过近百年的兼并，中原大地上存留的诸侯国已所剩无几，而即便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也大都深受三晋侵伐之苦，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魏国的秦国的压迫。
公元前446年，参与晋阳之战的魏桓子驹去世，其孙魏斯（又名都）即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战国首霸魏文侯。魏文侯为政时的用人态度很是开放，他既重用李悝、西门豹这样的法家人物，推行法治改革，奖励耕战；也任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儒家名士，收取民心；既任用翟璜、魏成这样为人称道的君子，对乐羊、吴起这些有污点的人也来者不拒。
魏文侯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既带动了魏国的文化繁荣，同时也为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悝的主持下，魏国针对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弊病推行了大量的改革措施，开启了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先河。
在经济上，针对魏国多山的实际，李悝推广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为应对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和时常降临的天灾，推行平籴法以平衡粮价。魏国的国土分散，其领土与当时的主要大国都有接壤，这也为魏国开展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商业贸易的活跃也为魏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另外，魏国还在军制上实行了改革，放弃对战车的依赖，训练出了一支强悍的步兵队伍，也就是为时人闻风丧胆的魏武卒。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魏国综合实力很快就达到了顶峰，不久后便灭掉了位于燕赵之间的中山国。而作为其主要进攻对象的秦国，更是在魏国一系列的打击之下，被压迫在洛水以西，多年不敢东进，成为战国时代变法图强的第一个受害者。
榆关拉锯战
不仅如此，魏文侯还在中原大杀四方，让齐、楚等国皆闻风丧胆，从而使得魏国很快便取代了过去的晋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超级强权。可以说，三晋在战国初期之所以能在中原横行无忌，魏文侯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比如据《系年》记载，公元前420年前后，随着宋（后）昭公的去世，本已积贫积弱的宋国陷入了一场内乱。为了打压强卿对于公室的压迫，刚刚即位的宋悼公前往楚国朝见，请求楚国协助攻打侵削公室的执政司城。
楚简王也是个爽快人，得到消息后立刻命莫敖阳为点兵北上平定宋乱，并修筑黄池、雍丘二城驻扎，这就引发了三晋的强烈不满。宋国是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更是三晋垂涎良久的肥肉，自然不允许楚国染指，因此不久后，魏文侯便与赵献侯（浣）、韩武子（启章）合兵一处包围黄池，以逼迫楚国撤军。
楚国并不甘心失去宋国，不久后他们又派阳为带兵侵晋，先后夺取宜阳，包围赤岸，以报复三晋干涉黄池之事。三晋可不是什么能吃亏的角色，他们不仅集体行动抵御楚军，迫使对方撤退至晋楚边界固守，还与楚国在长城一带进行了一场激战，打得楚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公元前403年，因为宋、郑两国参与了为三晋正名的活动，让楚声王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便出兵包围宋国达十个月之久。在楚国的压迫之下，宋悼公不得不低头认错，并于公元前401年携郑繻公一同朝楚。郑、宋的来朝，让楚声王颇有些志得意满，于是便再次经略宋国，在榆关（武阳，今河南中牟南）筑城，以抵御三晋向外扩张的势头。
可事不凑巧，偏偏这个时候，楚国内部爆发了“盗杀声王”事件，雄心勃勃的楚声王一朝命丧，使得楚国又陷入了一场内乱之中。不久之后，有王子定出逃到晋国，希望借由三晋的力量与刚即位的楚悼王争夺王位。三晋对此自是大喜过望，于是便与郑人联合起来伐楚桑丘、攻取榆关、再败楚师于桂陵，将楚国在中原的据点一一拔除。
第二年，三晋再接再厉，大军长驱直入，准备将王子定送回楚国。这次事件因为鲁阳公（鲁阳文子）抵御未能成功，但却将三晋与楚国之间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在此后的几年间，晋楚双方又展开了多轮激战，楚国方面一直都占不到任何便宜。
至公元前391年，韩取、魏击带兵再次攻取了楚国在宋国建立的据点大梁和榆关，打得楚军精锐尽丧，其主要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右尹昭之竢全部战死，残军弃甲曳兵、犬逸而还。
战争的失利在楚国内部引发了剧烈分化，陈县人擅自接纳王子定，似乎预示着国内有人想与悼王分庭抗礼，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楚悼王的地位。若不是齐秦两国对三晋的牵制，楚国很可能再次迎来政权颠覆、乱局纷扰的时代，这也是后来楚悼王任用吴起主持变法的直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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