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隔離區，醫生們“看到”了兩個敵人。
一個是CT上斑駁的白色陰影。一個隱藏在患者的眼淚、咆哮、沉默之下，悄無聲息。
有人從垂危病友身上看到自己的未來，蜷縮在病床上夜不能寐；有人被噩夢和孤獨纏繞，每天以淚洗面；有人失去愛人，不想獨活；有人拔下手臂上的針管。
疫情席捲之下，人們承受的除了未知的疾病，還有不可見的心傷。臨床治療之餘，醫生們嘗試撫慰患者的心靈，他們解答、傾聽、安慰，抑或張開手臂給予擁抱。
在武漢，300多名心理醫生陸續抵達，開展專業的心理干預服務。疫情即將過去，他們仍將留守，為普通人提供心靈支撐。
3月8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隔離病區，醫護人員為患者整理被褥。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01 被拔下的針頭
胡翠一度不想活了。
她不停做噩夢，夢見自己站在不同的高處，有時將落未落，有時跌下，摔死。
她轉過院、轉過病房，病房裡最多五六人，最少時只有自己一人。她並非武漢人，不會說本地話，只有小學文化，也不會說普通話，無法和病友交流。她覺得孤單，兒子遠在廣東，丈夫在另一樓層住院，她不會用微信，只能偶爾和丈夫通個電話；她覺得害怕，住院之後，她才知道自己染上了新冠肺炎，她並不瞭解這個病，只是不停聽聞身邊有病友死亡。
她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不睡覺時，她下床在病房裡站著，身體發軟。她的腦子裡塞滿了與疾病有關的各種念頭，每天以淚洗面。
江道沒有表現出歇斯底里，只是拔下了手臂上的針頭。
他對治好新冠肺炎不抱任何希望。他拒絕輸液，護士上前勸說，他不為所動，有時推託，“等下午吧”，試圖用拖延打消護士的念頭。
江道今年90歲了，新冠肺炎奪去了眾多老人的性命，他不覺得自己是例外。輸液、吃藥，被他定義為醫療資源的浪費。在床旁的護士看來，這個看似通情達理的老人，已深陷抑鬱，需要治療的不僅僅是身體，還有心靈。
李欣一直是病房中病情最輕的患者。入院時，前期的發燒、喘憋已經好轉，無需氧氣支持，然而幾十天的住院生涯，她始終處於恐懼的折磨之中——沒有食慾，必須強迫自己才能吃飯，睡不著覺，常常躲起來偷哭。
病房裡任何的風吹草動，對李欣都如同滔天巨浪，病重的病友彷彿是一面面鏡子，映出她可能的未來：原來呼吸是如此艱難的一件事，原來看起來好好的也會突然病危，原來真的有人因此而死。
她覺得自己得了抑鬱症。
3月8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北京清華長庚醫院護士姚潔林安慰新冠肺炎患者。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我能扛住嗎？”
踏入武漢的隔離病房後，醫生們逐漸意識到，敵人有兩個。
一個是新冠病毒。他們通過核酸檢測結果、CT片上白色的特殊陰影看到它。另一個深埋於人們的內心，看不見形體，也沒有醫學符號，只在眼淚、咆哮抑或沉默中，偶爾顯露蹤影。
胡翠與江道所折射的，是一個龐大的群像。
今年2月，北京安定醫院心理病房主任西英俊被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開展心理危機干預。一個多月的支援中，他看到新冠感染者共性的心理問題。
悲觀與絕望最為常見。他曾在洪山方艙醫院遇見一位坐在床邊沉默不語的老人，在混亂局面下，安靜、被動、不求助，往往伴隨自傷與自殺的風險，他上前蹲下，對方閃躲目光拒絕對視。談話終於開啟後，老人承認，自己覺得即將死亡，只擔心至死都要隔離，無法見親人最後一面。
一些患者則出現情緒崩潰。北京醫療隊進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展開收治的首日，終於得到醫療救助的患者，在醫生面前跪下。一些無法緩解悲傷和恐懼的患者，突然在醫生面前號啕大哭；有的跨過理智的界限，顯露出暴力傾向，上手撕扯醫務人員口罩。
在北京安貞醫院醫生賈明看來，新冠肺炎患者雖大多可治癒出院，但患者的情緒比ICU中生命垂危者更為脆弱。在武漢支援期間，有患者向他袒露，自己曾因骨病住院，半年才康復，心中從不慌亂，感染新冠後，“死亡”的概念陡然直逼面門，滿腦子只想多活幾年。
有時，患者的焦慮與疾病的輕重並無直接聯繫。
一位70多歲的女患者病情嚴重，徘徊在插管的邊緣，治療後明顯好轉，可以說話與自主進食，清醒後的第一個問題仍是：我能扛住嗎？
一位51歲的患者從方艙轉來，身體有輕微發熱，覺得自己沒治了。她說話底氣十足，肢體語言豐富，沒有喘氣和憋氣的跡象，賈明心知她沒有大礙，發熱，或許只因更年期。
“對陌生疾病的恐慌、對能否得到有效救治的焦慮，加上病情的波動，讓患者無法像面對普通疾病那樣面對這次疫情。”西英俊說。
3月19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一名患者出院後留下了眼淚。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02 迴盪的壞消息
賈明曾參加SARS一線救治。在他看來，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狀態，整體不如17年前的SARS患者們。“原因很複雜。我覺得一方面是信息傳輸太發達了，二是跟住院環境有關。”
賈明說，17年前，智能手機不是生活標配，患者住院期間無法獲知大量的疾病信息，反而情緒穩定。如今，大量新冠患者躺在病床上不停瀏覽網絡信息，危重症與死亡病例、對疾病與疫情的悲觀論點、對醫學知識的不專業解讀乃至不斷更新的診療方案，都增加患者的擔憂，有時演變為對醫生治療方案的質疑。
他遇到過情緒激動的患者，有人在網上自行搜索後，指責醫生激素沒給夠，有人認為醫生藥給少了導致自己肺纖維化，讓他哭笑不得。他向兩人分別解釋，甚至給後者找來CT資料、科普了肺部結構、保證不存在肺纖維化，才將患者情緒安撫下來。
“我們現在發現，往往是不太上網的患者情緒更穩定，配合度更高，恢復更好。”北京世紀壇醫院醫生丁新民說。另一方面，相比SARS期間的單人病房，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共享一間病房，也讓壞消息帶來的負面情緒擴散、放大、迴盪。
李欣曾在某天深夜，聽到一牆之隔傳來撕心裂肺的哭泣——一位女病友的愛人去世了，就住在李欣的對床。他看起來沒有多大問題，前一天，他還自己去衛生間洗澡，穿著背心站在窗口透氣。病友們分析，他是被自己“嚇死”的，他一直焦慮害怕，睡不著覺，每天晚上都要呼喚護士。
這個結論讓李欣更為恐懼，她與對床病友一樣，永遠在擔憂自己的病情，會不會某一天，也會“被自己的念頭擊敗”？
每當新冠疫情出現新的“熱詞”，病房裡就要掀起一輪騷動。3月中旬，丁新民聽到無數個對抗體檢測的焦急追問：已隔離兩週還要檢測抗體嗎？復陽患者體內有抗體還有傳染性嗎？我們要不要做抗體檢測？我有沒有抗體？他在病房和微信群中反覆回答，問題仍未停止。他無奈至極，發出一個掩面淚流的表情。
支援武漢的北京中醫醫院護士蔡衛敏和患者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03 信使、春天與一個擁抱
北京世紀壇醫院醫生張捷曾試圖尋找患者程曉的丈夫。這是一對再婚夫妻，感情深厚，男方先感染新冠，女方在陪同丈夫求醫的過程中也被感染，入院後，兩人很快失去聯繫。離開病房，張捷向本地的護士打聽情況，瞭解到男方的死訊，如鯁在喉。張捷第二次值班時，程曉已經得知噩耗，整個人鬱鬱寡歡。
他擔心程曉精神不振、病情惡化，便陪著程曉說話。穿著厚重的“猴服”，呼吸和交談都不太輕鬆，旁邊的患者看不下去，讓程曉放張捷走，張捷搖頭說沒關係。那天晚上，張捷在病床旁站了半個多小時，聽程曉將心中的苦悶一點點傾訴出來。
為了安撫病人們的心理創傷，醫護們用盡了渾身解數。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護士孫姝妍看到江道，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爺爺。都是清瘦身材，勤儉，穿著舊舊的襯衫加馬甲，戴一頂帽子，一副老派紳士的打扮。當江道顯露出不配合時，孫姝妍和同事們駁回了江道的觀點——誰說老人就會敗給新冠？更高齡的患者已有很多痊癒。
江道心善，平時從不麻煩護士，拄著柺杖也要自己洗衣服，不接受治療的另一個理由，是節約醫療資源給年輕人。醫護們順勢“教育”他，他有榜樣的力量，如果他好了，能給更多患者信心。一段時期，北京醫療隊的護士主要負責插管病人，但只要有時間，護士們就會去江道房中看看，叮囑他注意休息、按時吃藥。
胡翠一直很沉默，卻願意跟北京朝陽醫院護士黃菊梅多說幾句話。
感染新冠前，胡翠剛查出乳腺癌，體內植入了47釐米長的PICC導管，用來注入化療藥物。PICC導管需要定期維護，只有專業護士會操作，這加劇了胡翠的擔憂。黃菊梅正巧有十多年腫瘤病人護理經驗，發現這一情況，就定期幫助胡翠進行維護。一來二去，胡翠向黃菊梅敞開心扉。得知胡翠的丈夫也在同一所醫院住院，黃菊梅會幫著探望一二，給兩人傳個話，讓胡翠寬心。
北京中醫醫院護士蔡衛敏給病人們帶了花。
在駐地旁的校園遛彎時，她聞見玉蘭花的香味。第二天上班，她帶了6朵，送給大病房內的患者。這些患者病情較重，心情低落，蔡衛敏想告訴他們，春天來了，疫情很快就會過去。一位女患者始終不開心，她的丈夫也感染了新冠，一直杳無音訊，蔡衛敏安慰她，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然後輕輕抱住她。
04 白衣的隱痛
進入王民的病房前，北京宣武醫院醫生李豔做足了預案。
要三個人一起進：李豔站在病床邊，觀察老人的情緒和身體情況，與老人對話；護士走到床邊桌，把堅硬、有尖銳邊角的物品全部收走；男醫生堵住窗邊，以防老人跳窗自殺。
敲門前，搶救車被三人悄悄推到門外，一旦老人的生命體徵不穩定，他們馬上開展搶救。
做完這一切，李豔深吸一口氣，向王民吐出壞消息：林梅去世了。
林梅是王民的愛人。兩人都是北京醫療隊8樓病區收治的最早一批患者。林梅的病情更嚴重，王民提出和老伴同住一間，方便照顧她，但兩人均是疑似病例，為了防止交叉感染，必須分開隔離。王民說，到了我們這歲數，不在乎誰傳染誰，只要讓我們在一起。在護士的萬般勸說下，王民不情願地接受安排。二老病房相連，頭挨著頭，隔著一堵牆。
李豔的第一個班，看著兩人互相攙扶著走進病區。第二個班，林梅已搶救無效死亡，殯儀館正待發車，等待醫院出示死亡證明。李豔不想讓王民知道，試圖聯繫兩人的兒子，但對方遠在深圳，無法趕來，這個證明，只能由王民簽字。
李豔的心懸在了嗓子眼。王民被這個消息擊中，坐在病床上開始哭，一開始哭得喘不上氣，後來面無表情地默默流淚。
王民說了一句她最害怕的話：我要跟老伴一起去，我不活了。
王民問了一個讓她答不上來的問題：老伴生前留了什麼話？
沒有遺言。李豔不忍心開口，只能編了一個謊言：奶奶希望您好好的，把她沒走完的路走完。
王民與林梅的事，像一塊石頭碎片嵌在李豔的心口。她記得那天每一個細節，她試圖跳過家屬簽字的環節，試圖讓王民的兒子給父親做做心理疏導，在王民流淚時，她試圖摸摸王民、給他掖掖被子或者勸他不要難過，又覺得一切都是那麼蒼白，只能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旁。她想到家中老人去世後另一半遭受的漫長痛苦，想到王民與林梅至死都沒能再見一面，而她只能遞出一紙死亡證明書。
那天后，她害怕走進王民的病房。王民後來轉到另一病區，老伴的“遺言”讓他終究願意配合治療。李豔一直想去看看他，又擔心老人認出自己、勾起傷痛，始終未能成行。
“其實想想，他哪兒認得出我，大家都穿那麼厚的隔離服，誰也看不見臉。”李豔自嘲：“是我不敢去見他。就總是給自己找藉口，‘今天上班太忙了，下次吧’”
患者的苦難和傷痛，像影子一樣投射在醫護心中。
“病人死亡對醫生的打擊很大。醫生也有感情，希望每個患者都能治好出院，但不可能完全實現。”賈明說，“有時救治的條件也有限。一來壞消息，醫生無奈、生氣、憤懣，有的也覺得抑鬱。”
3月6日，北京同仁醫院護士王潔聽到了最不想聽到的消息，11床患者沒了。
這是她特別關注的一個老先生，病情不樂觀，但堅強、配合度高。插管前後，王潔都照顧過老人，對方的病情也曾一度穩定，被考慮過撤管下機。前一天晚上，王潔還護理過他，半天以後，老人病情突然加重，搶救不治身亡。
患者死亡，對醫護本是常事。但在北京，家屬可以在床邊陪伴患者走完最後一程，有時間準備壽衣、辦理後事，慢慢地完成生命的告別。在這裡，護士們只能默默處理完患者的遺體，看著裝屍袋被帶出隔離區——沒有親人的最後一眼，沒有安慰和陪伴，只有直接火化。每當不幸發生，王潔會命令自己停止思考，下了班，她很少談論工作的事，在駐地自行隔離時，王潔參加線上培訓、學習心理學知識、準備考研，試圖用忙碌塞滿休息時間，阻止冰涼的情緒尋隙溢出來。
陳峰曾懷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次值班，他和一位重症患者發生了密切接觸，對方憋氣嚴重，沒有戴口罩，他上前幫其拍背咳痰。陳峰的體質並不是很好，家中孩子曾得了成年人不易感的病，他也染上了。和患者密接之後，他出現了咳嗽、嗓子疼的症狀，開始擔心自己是否暴露。
“我本來是個很大條的人，平時回了酒店倒頭就睡，那幾天根本睡不著，一躺下就開始想各種細節。她咳嗽時我站在哪、口罩戴得對不對、萬一真感染了在哪裡治、要是肺水腫晚期怎麼辦……”一段時間後，一切正常，陳峰才逐漸擺脫恐懼。
陳峰並非個例。與他同一病區的一位護士，也曾因咽部不適懷疑自己感染，夜晚回到房中無法入眠，坐在床上痛哭。
3月16日，武漢，北京安定醫院沙莎（右）為北京醫療隊隊員疏導情緒。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05 專業的心理援助力量
賈明認為，專業的心理援助力量是必要的。醫生雖然在盡力調整患者的情緒，但臨床工作繁忙緊湊，無法抽出太多時間。醫護團體面臨的特殊壓力，也需要化解的渠道。
2月2日，西英俊作為首批被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的心理專家，著手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工作。
“疫情帶來的心理危機，不同於自然災害、暴恐、事故等，往往持續更長時間，影響更加廣泛，問題更加複雜，解決起來也更加的困難。”西英俊介紹。疫情衝擊下，部分人成為心理危機干預的重點群體，如病亡者家屬、新冠肺炎患者、一線醫務人員、被隔離的疑似人員及老年人、兒童等弱勢群體。
“在高壓情境中開展緊急醫療護理，醫務人員的心理狀況複雜多變。突然面對大批需要救治的病人，他們拼盡全力去挽救生命，但隨著一個個危重患者的去世，他們往往會產生強烈的沮喪、無力、茫然，甚至是內疚和自責感。在近距離救治的同時，他們面臨被感染風險，也會感到害怕、擔心和焦慮。”西英俊說。
被隔離人員雖然沒有患病的焦慮，但由於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突然被打亂，容易感到孤獨、空虛和煩躁，收入、還貸、工作、子女教育等現實問題，會加重焦慮不安；弱勢群體如孩童，一開始會覺得每天在家不用上學挺好玩。但是隔離時間一長，可能因家庭環境的壓抑和沉悶感到焦躁。如果父母因患病被隔離，年齡較小的孩童缺失安全感，可能出現情緒和睡眠問題。
抵達武漢後，西英俊作為核心專家組成員，進入發熱門診、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點實地走訪。一方面研判評估民眾心理狀態，另一方面整合心理專業人員資源，打造團隊。
核心專家組中共有十多位成員，既有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也有湖北本地專家。他們建立了組織框架，參與制定心理危機干預方案和信息上報機制。隨著各地醫療隊陸續進駐，300多名心理專業人員來到武漢，成為一支特殊的醫療力量。這些專業人員被派往各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點，覆蓋患者與密接者，提供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心理干預服務。
西英俊在洪山方艙醫院察覺到老人的異常後，試圖與他交流，對方迴避了。他見老人床頭放著書，便通過閱讀這一主題開啟了談話。老人告訴他，得病之後，自己非常焦慮，兩個老朋友因新冠而死，令他更加不安與悲傷，他覺得生存無望，又思念親人，痛苦於死前不能相見。
與老人的談話充滿專業技巧：共情、理解、接納、鼓勵。最終，老人同意接受幫助。西英俊設法讓老人與家人視頻連線，解開老人的心結，並囑咐方艙的醫護人員注意老人每日情緒變化，在隨後的隨訪中，老人情緒恢復正常，開始配合治療。
心理醫生還試圖疏導醫護們的壓力。
2月，北京安定醫院醫生薑長青和沙莎來到武漢，成為北京醫療隊的心理諮詢師。每天下午三四點，是醫療隊心理驛站“開課”的時間，最初，12家醫院分隊分批參與團體諮詢，隊員們彼此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壓力和問題。
“讓每個人都說一說自己的所見所聞，有什麼想法和情緒反應，自己是怎麼應對的。有些經歷並不是個體問題，而是共性問題，明白這一點，就能減輕焦慮。大家來自不同科室，有不同的知識儲備，還有的經歷過非典，彼此分享經驗，可以緩解緊張。”姜長青說。
此外，他們嘗試回應醫護關心的話題。
3月中旬，北京世紀壇醫院醫生苑曉冬向姜長青發出消息：病區中有多位患者面對愛人感染後去世的情況，怎樣的安慰方式是最好的？姜長青找來哀傷輔導與兒童心理支持的文章傳給他。之後，姜長青與沙莎組織了數次主題講座，講述醫患關係處理、創傷後應激障礙識別、幫助患者應對負面情緒的心理學知識。
首批被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的心理專家西英俊，在當地參加心理健康宣教節目錄制。受訪者供圖
北京世紀壇醫院醫生丁新民在醫患溝通群安撫仍然焦慮的出院患者。受訪者供圖
06 尚未走出的陰影
李欣出院已超過一個月。在家中，她仍和老伴隔離，除了睡覺，其他時間都戴著口罩。
李欣恢復得不錯。不發燒、不咳嗽、不憋氣。只是仍然不願去想新冠——出院以後，她的恐懼退居一隅，但並未隨疾病一同消失。每天早起後，李欣的第一件事是讓門窗洞開、房間通風，把自己用過的物件全部消毒，她像染上強迫症一樣洗手，但凡碰了什麼東西，就要去廁所洗一遍，洗到雙手皮膚髮皺。
不做飯的時候，她睡覺、看電視，用娛樂節目和電視劇填滿自己的時間。她不看新聞，害怕聽到關於疫情的壞消息；在微信上點開關於新冠的文章，看到一半就會關上，無法讀完；認識的人裡有的因新冠過世，她不敢提、不敢想。
她出現了失眠的問題，晚上會驚醒多次。該複查了，她一直拖著，擔心出了門被再次感染。
痊癒出院，不意味著心傷癒合，感染者仍常與焦慮為伍。
丁新民組建的醫患微信群中，出院患者逐漸超過了在院患者，求助並未減少。何嵐早已出院，接受了兩次核酸檢測複查，昨天接到通知，核酸採樣不準，要重新做。
“我的心臟受不了驚嚇了，本來準備25日回家了，怕返陽，只有找你問一問。”她向丁新民求助。丁新民安慰她，這種情況很正常，與陽性是兩回事，安心複查即可。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隨著疫情轉好，人們要回歸正常生活，但疾病的影響仍在繼續，心理創傷的後遺效應會持續一段時間，一部分人可能會出現過度警覺、夜不能寐、工作效能下降等問題。”西英俊表示，心理危機干預工作，是在生活和醫療物資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來進行，後續則要根據疫情形勢的變化分階段逐步開展。依據民眾心理變化的規律和心理健康的需求，在其他救援工作結束以後，依然要持續較長時間。
“接下來需要從幾個方面著手去做。首先加強普適性的全民心理健康宣傳教育，讓大家瞭解並且接受自己在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會存在一些輕微的應激反應，比如緊張、焦慮、擔心等，並且學習掌握一些簡單可行的情緒自我調節的小方法。其次，繼續設置電話專線，提供深入交流和尋求幫助的渠道；第三，精神衛生機構可以設立專病門診，專為受這次疫情影響而出現較嚴重精神心理問題的人員提供精神醫學方面的干預和治療。尤其是要關注到病亡者家屬這個群體。當然提供給受創人員優良的心理健康服務，必須要有過硬的專業隊伍。因此，對於心理健康服務人員的選擇、培訓和督導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西英俊介紹，隨著疫情逐步控制，各地發往武漢支援的醫療隊陸續離開，仍有部分心理專業人員留了下來。他們的工作重點將轉向社區，為更多普通人提供心靈支撐。
（文中患者以及陳峰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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