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人類最可怕的敵人，如箭一般在白天四處流竄，並在夜晚大開殺戒。它將空氣變為毒氣，通過呼吸入侵我們的血液，最終奪走我們的生命……在此之前，這裡是一個多麼美麗的花園，熙熙攘攘的居所，以及人口密集的城市；然而在此之後，只留下了無生機的空地與無邊的淒涼。——《城市的記憶：倫敦1665年大瘟疫的歷史記錄》
3月12日，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舉行發佈會向媒體與公眾解釋英國應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防疫措施。與中國、韓國、意大利等國陸續採取的嚴格檢疫隔離措施不同，英國並沒有採取強制手段禁止人員流動與大規模聚集，在前天才宣佈學校停課。在英國政府防疫策略中，有一個詞吸引了公眾的目光——"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此說法一經提出便遭到多方批評。面對來勢洶洶的質疑，英國衛生大臣回應，"群體免疫從來不是我們的目標，這只是一個科學概念。"
3月19日，根據英國衛生部發布的數字顯示，英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3269例，累計死亡病例達144例。從19日開始，倫敦已陸續關閉部分地鐵站。但約翰遜表示，儘管倫敦的疫情控制措施可能會加強，但政府並沒有完全關停倫敦公共交通的計劃。英國的一系列操作，讓我們快忘記它曾是現代衛生防疫制度的起源國。英國的衛生防疫制度正是在歷次瘟疫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就比如三百多年前的那場倫敦大瘟疫。
17世紀木版畫，圖中央代表著死亡天使的骷髏雙手各持一支箭，追趕從倫敦城大瘟疫中逃亡的人
利物浦街的遺骨
2015年8月，倫敦跨城鐵路工程在利物浦街的施工現場挖出了數具遺骨。這裡曾經是一個精神病院的墓地，這個古老的墓地可追溯到1569年。考古隊在此一共挖掘出了約3500具遺骨，這些遺骨在數百年內陸續下葬，其中引起考古學家注意的是其中30具集體下葬的遺骨，一旁的墓碑顯示，他們葬於1665年
。對於倫敦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一場大瘟疫橫掃倫敦，最終導致了大約10萬人死亡，佔當時倫敦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些遺骨被送往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進行進一步檢測，一年後，檢測結果公佈，在遺骨中發現了鼠疫耶爾森氏桿菌的DNA存在。時隔數百年，那場導致倫敦大瘟疫的元兇終於被確認，那便是在人類歷史中多次出現的鼠疫。
鼠疫是一種古老的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多次大流行。鼠疫由鼠疫耶爾森氏桿菌感染引起，主要分為腺鼠疫、肺鼠疫、以及敗血症鼠疫三個類型。亞歷山大·耶爾森在1894年首次發現鼠疫桿菌，成為微生物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鼠疫桿菌主要以齧齒類動物為自然宿主，以跳蚤為媒介傳染給人。歷史上暴發的鼠疫多為腺鼠疫，患者以淋巴結腫大為明顯特徵。而肺鼠疫首次在1910年中國東北大鼠疫中被伍連德發現並確認，肺鼠疫死亡率更高，且可以通過飛沫傳播。
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er Yersin），1863-1943，鼠疫桿菌發現者
歐洲歷史上的數次Plague，現在通常翻譯為瘟疫或者鼠疫。然而這一來源於古希臘的詞彙最初的本意是"大災難"。歐洲歷史上有多次被稱為Plague的瘟疫大暴發，但由於年代久遠，歷史記錄不清，我們如今已經很難確認這些瘟疫的具體病原。不過，其中兩次大瘟疫被普遍認為是鼠疫導致的，包括公元541到544年拜占庭帝國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14世紀在歐洲大陸肆虐的黑死病。
寒冬來臨的前奏
1664年的平安夜，一位婦人在倫敦郊外聖吉爾斯區的一片骯髒的田野中去世，教區派去的搜屍員檢驗了她的屍體，發現她屍身上存在不同尋常的腫塊。他們對這一症狀並不陌生，這正是幾個世紀前肆虐歐洲的黑死病的典型症狀。死者家中一貧如洗，只有夫妻二人以及兩三個孩子。教區把死者家屬在家中隔離了起來，並給了他們五個先令，足夠他們維持一週的基本生活。
脖子上有淋巴結腫脹的鼠疫患者，15世紀末繪畫《聖塞巴斯蒂安在瘟疫中祈禱》局部，作者Josse Lieferinxe
這大概是歷史記錄中目前可見倫敦瘟疫中較早的死者，但她應該並不是所謂的"零號病人"。1664年年底，在倫敦多個郊區都傳言有人染上了奇怪的病症。也有醫生在這一時期診斷過有類似症狀的病人。但是這些情況都沒有引起倫敦市政府或公眾的注意。
倫敦對於類似的瘟疫並不陌生，自從14世紀那場橫掃歐洲大陸的黑死病之後，從1563年到1636年，倫敦及其周邊地區至少暴發了6次疫情，其中1625年的疫情死亡人數超過4萬，也因此被當時人稱為"大瘟疫"。從1636年以後，倫敦每年都會有數個疑似瘟疫死亡的病例，但此後的20多年，都沒有大規模疫情暴發。再者，此前的瘟疫多發生在炎熱的夏季，在寒冬中出現的病例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與此同時，1664年年底，一顆明亮的彗星出現在倫敦寒冬的夜空中，引發了當時人無數的猜想，占星師認為這一天象可能預示著災難即將到來。待到第二年春暖花開，一切似乎如舊，然而瘟疫已經悄悄散開了。當時的英國剛剛經歷了20多年的內戰：短暫的共和國時期、克倫威爾獨裁，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二世重新奪回政權。
當時的倫敦城區僅有一平方英里，城市擁擠，街道狹窄。城區的東、西、北三面被羅馬時代的舊城牆環繞，而南邊則是泰晤士河。城牆內有90多座教堂，12個商業及手工業行會，以及數不清的商店與民居。居住在城內的大多是富裕人家和城市的中產，而在城牆外的教區，則住滿了貧窮的工匠和各類從業人員。此時，倫敦是整個歐洲大陸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僅次於巴黎。由於繁榮的商業，倫敦吸引了整個英國將近10分之一的人口。
17世紀的倫敦遠景圖
倫敦城內及其周邊的郊區一共被劃分為130個教區，根據教區的死亡報告，平均每年大概會有17000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去世。
在1664年12月剛剛出現瘟疫死亡病例的時候，整個倫敦死亡人數不到300人，而城內的死亡人數只有6個。這樣的死亡數字看起來也並沒有異常，不能引起教區的注意。但在之後的幾個月中，死亡人數慢慢上升，成倍數增長。到了1665年4月底，瘟疫已經從聖吉爾斯區慢慢擴散開來。
倫敦的醫生們也漸漸注意到了越來越多的病患，但是他們對疫情的嚴重性估計有很大的分歧。畢竟倫敦幾乎每年都會遇到類似的病例，也已經有了習慣的處理方式，他們將部分病人送往隔離營，而被感染的建築也被隔離起來。這些初始病情的暴發並沒有引起倫敦市政府與皇室的足夠注意，不過為了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倫敦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建立新的隔離營了。
當時倫敦地區已經建立了死亡報告制度，每個教區都有搜屍員，每當他們發現一具死亡的屍體，便會鑑定死因並向教區彙報，各個教區將每週數據彙總，一同送到倫敦城中的總部。這些搜屍員往往由老婦人擔任，當時已經有很多人質疑她們能否準確地判斷死因。
由於有些瘟疫的死者並沒有典型的淋巴結腫大症狀，因此死因的判定往往不是很準確。此外，為了逃避隔離，在某些教區也存在著瘟疫的瞞報現象。
暴發與恐慌
在5月2-9日這一週的死亡報告中，一共有9人被記錄為死於瘟疫，其中一例出現在聖瑪麗伍爾徹奇教區，而此地位於倫敦城牆之內！瘟疫流行的傳言開始在市民中流傳，到了5月底，越來越多的病例開始在倫敦城內出現。當塞繆爾·佩皮斯在5月24日到一個咖啡館的時候，他注意到絕大部分人都在談論最近的疫情以及各種各樣治療瘟疫的藥物。
塞繆爾·佩皮斯 （Samuel Pepys, 1633-1703）
塞繆爾·佩皮斯是當時英國的一位小有名氣的政治家，先後擔任過海軍部首席秘書、下議院議員、以及皇家學會的主席。
不過在大瘟疫暴發時，他還只是英國海軍委員會的一名秘書。他有著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後來成為了人們瞭解1665年大瘟疫的重要史料。早在1663年的時候，佩皮斯就已經在日記中記錄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疫情，當時他就憂心瘟疫會傳到倫敦。
到1665年春天，他感覺他的擔憂似乎成為了現實，他在日記中寫道，"使我非常憂慮的是，我聽說瘟疫在倫敦出現了。"的確，後來人們在追溯倫敦大鼠疫的源頭時，阿姆斯特丹經常被提及。從1599年開始，瘟疫便在荷蘭時不時地小規模出現，在倫敦大瘟疫的前兩年，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瘟疫暴發奪走了近5萬人的生命。
有人認為，瘟疫或許通過荷蘭商船被帶到了倫敦；也有人認為，瘟疫是由曾與荷蘭交戰的英國海軍帶來的。恐慌的人群開始逃離倫敦，城中也有不少傳言說有市政委員會的官員已經逃到鄉下躲避瘟疫了。6月6日，查理二世國王指示倫敦市長與市政官員繼續堅守崗位，他自己則帶著王后、約克公爵夫婦、以及樞密院官員離開了皇宮，先到了索爾茲伯裡，後又到牛津郡躲避瘟疫。或許是受到了國王出逃的刺激，倫敦出逃人數在6月底7月初達到了最高峰，所有的城門和道路上都擠滿了恐慌出逃的人群和馬車，泰晤士河上也聚集了數不清的船隻，這大概是倫敦建城以來經歷的最大規模的人員流動了。
當時有人估計，倫敦城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都逃走了。然而首先逃走的大多是城中的貴族、富人、以及中產，城市下層的工匠、學徒、僕役們大多沒有能力付得起高昂的路費，他們都依靠著這座繁華的商業城市維生。在洶湧的人流逃出倫敦後，曾經熙熙攘攘的城市頓時變得冷冷清清。大多數商業活動都中止了，留下來的居民躲在家中，封上門窗，點燃火盆清潔汙穢的空氣。當時人們普遍相信瘴氣理論，這一理論可溯源至古希臘時期，它認為腐爛物品、病人的呼吸，以及人和動物屍體可以發出致病物質，並對空氣造成汙染，吸入被汙染的空氣的人也會被傳染上相應的疾病。
6月中旬，倫敦城牆外的十二個區都已經發現了瘟疫死亡病例，報告統計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百人。倫敦市政府這時也終於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市長要求英國皇家醫師學會推薦六名以上醫生為倫敦的窮人診治瘟疫。最終有8個人志願加入醫療隊伍，除了兩人負責城內的醫療服務外，其他人都被派到郊區。接下來的一個月，瘟疫死亡人數迅速突破千人，倫敦的隔離營幾乎到了承載極限。
1665年倫敦城中扛著瘟疫死者棺材的人群
疫情在8月和9月達到最高峰，幾乎每週都有數千人因為瘟疫死亡，城市街道上只有失去希望的感染者，以及已經死去的患者屍體。埋屍隊伍開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防止暴露的屍體造成更加嚴重的傳染。倫敦市長警示城內所有人家在晚上9點之後不要出門，而那些在家中隔離的疑似患者、與死者有接觸的人員才可以在這時出門透氣。
1665年倫敦城牆外埋葬瘟疫中死亡者的墓坑
倫敦的瘟疫也漸漸傳到了周圍的農村。1665-1666年間，英格蘭的大多數郡都出現了瘟疫死亡的病例，倫敦出逃的人群與各個區域間的商業活動都不可避免地導致瘟疫的傳播。在英國中部的德比郡有一個叫亞姆（Eyam）的小村莊在這場大瘟疫中被人們所知。
大約在1665年9月份的時候，亞姆村的裁縫從倫敦訂購了一包布料，然而不幸的是，瘟疫的細菌也隨之傳到了這個小村落。疫情暴發後，村子的牧師當機立斷，指揮村民在村邊修築了一道石頭圍牆，禁止任何人出入村莊。村中的人會把錢放在村口，而鄰村的人則給他們送來食物、日用品和藥物。最終，這座小村莊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因感染瘟疫去世了，但由於他們有效的隔離措施，疫情並沒有傳播到周圍的地區。
在20世紀抗生素髮現之前，對於這類烈性傳染病，西方醫學的治癒率比較低。當時英國主流的醫生信奉的是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學說。他們認為，人體內部含有四種體液，分別是血液、粘液、黃膽汁、黑膽汁，只有四種體液達到平衡的狀態，人體才能保持健康。
因此，醫生往往採用放血、催吐、催瀉等手段來平衡各種體液，以達到治癒疾病的目的。不過，在1665年大瘟疫時，醫生們對於瘟疫的治療方式已經有了一些變化。英國皇家醫師學會在最新的瘟疫治療手冊中不再推薦使用放血、催吐、瀉藥等療法，太多病例證明，這隻會讓病人病情更加嚴重。但是這些古老的醫學傳統並不能在一夜間完全改變。
內森尼爾·霍奇斯（Nathaniel Hodges）醫生便是留在倫敦城中救助病患的人員之一，他後來還寫下了關於這次瘟疫的詳細記錄。他是蓋倫學說的擁護者，認為可使用酒精和助眠藥來幫助瘟疫患者平靜下來，並達到體液的平衡。他也會給病人開一些較為溫和的瀉藥和發汗藥，以此來清理病人體內的毒素。不過他遵循英國皇家醫師學會的建議，不再使用放血療法。除了醫生之外，倫敦還有藥劑師、巫師、遊醫等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四處兜售他們治療瘟疫的"秘方"。其中，底野迦（theriac）是最為出名的藥物。
這種藥劑在公元一世紀的古希臘已經出現了，長期以來被作為解毒劑和能夠治療一切的萬能靈藥。它的配方包括毒蛇肉、大蒜、芸香、醋、核桃、洋蔥、鴉片等十幾種藥物。正因為其宣傳中的神奇效果和複雜配方，底野迦一般非常昂貴，顯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的。貧困不堪的底層人民大多隻能求助於巫師和宗教治療者，或者從遊醫那裡買一些便宜的藥物來服用。
18世紀盛放底野迦的藥罐
英國的隔離檢疫英國在1579年便已頒佈隔離瘟疫患者的法令，所有瘟疫的病患及其家庭成員都要在家中隔離40天，不允許任何親友探訪。被隔離的房屋門上會以紅十字標記，並寫有" 願主憐憫這家人"的標語。
政府會在其家門口安排守衛，負責看管病患並提供食物。如果在隔離期間家中有人因病去世，隔離期會相應延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隔離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直到1665年大瘟疫時，政府方才將患病人員與健康人員分開房間隔離。然而，由於當時人們並不清楚瘟疫的病原和傳播途徑，簡單地分房間隔離並不能有效隔絕老鼠和跳蚤在房屋內傳播細菌。
當時的醫生篤信瘴氣理論，他們也認為將健康人安排在遠離病人的地方可以更好地阻止疾病傳播，然而大部分人並沒有條件被安排到另外的場所接受隔離。
1665大瘟疫中的倫敦街頭，路旁的房門上畫有紅十字
另外，在倫敦的一些教區也建立有瘟疫隔離營（pesthouse），有的隔離營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於隔離病人，另一部分用於隔離健康卻曾與患病人員有直接接觸的人。
通常在隔離營的病人可以得到較好的照料，但由於人手限制，絕大部分人仍然在家中進行隔離。直到1666年倫敦大瘟疫即將結束時，英國才開始較大規模地使用傳染病隔離營。這些隔離防疫的開銷由政府向全國徵收特殊稅種來提供。
1665年倫敦大瘟疫中的救援場景
1665年瘟疫大暴發的時刻，由於市民恐慌出逃，政府隔離的法令形同虛設。因此，政府出動警衛，將疫情暴發的區域進行隔離，禁止人員出入。
此外，所有進入泰晤士河的船隻也被要求接受為期40天的隔離檢疫。這些防疫政策從一開始便飽受爭議，雖然在防治疾病傳播上有一定效果，然而在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英國，禁止家人和朋友幫助病患的措施卻被認為是殘忍而冷酷的。
而且，在非疫情暴發時期，這些防疫手段也可能會被政府人員濫用，以懲罰其他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因此有市民在隔離期間往往會不配合，甚至會隱瞞家庭中患病的情況，並賄賂官員以逃避隔離檢疫。
1665年倫敦大瘟疫死亡分佈圖，標記顏色由深至淺代表死亡人數由多到少
終結與迴響1666年9月2日至6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橫掃倫敦中心城區，燒燬了13200座民居，聖保羅大教堂及其他87座教堂，還有絕大部分的市政建築。
此後，鼠疫也從倫敦這座城市消失了，且再也沒有大規模暴發。倫敦大火與鼠疫的消失到底有沒有關係呢？歷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這場大火燒掉了倫敦城區絕大多數不衛生的民居，以及其中的老鼠和跳蚤。
傳染源被清除了，倫敦鼠疫也隨之消失。也有人持否定態度，因為倫敦郊區那些更加汙穢的部分沒有被大火燒燬。
1666年倫敦城大火
無論如何，這次倫敦大瘟疫給英國帶來了不少重要的公共衛生遺產。對外來商船的強制檢疫措施，在1665年大瘟疫期間開始實行，1710年《檢疫法案》出臺，將這一措施進一步規範化、細緻化。
法案要求任何來自瘟疫流行區域的船隻都要接受為期40天的強制隔離檢疫，在隔離期間，所有貨物都要放到開放通風處，確認感染人員將會被送到隔離營直到病情治癒。如果船長或船員隱瞞感染人員的情況，最高可被判處死刑。
丹尼爾·笛福（1660-1731），英國小說家
丹尼爾·笛福（1660-1731），英國小說家，代表作《魯濱遜漂流記》、《瘟疫年紀事》 1722年，《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說《瘟疫年紀事》，其中講述的便是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
這部小說出版時，倫敦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沒有大規模瘟疫暴發了。笛福出生於1660年，在倫敦大瘟疫肆虐的時候他年僅5歲，不太可能記得當時的情形。實際上，笛福這部小說的起因是1720年法國馬賽大瘟疫，這場瘟疫造成了近5萬人死亡。
因此，笛福憂心倫敦會再經歷一場如1665年一般的大災難。當然，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也留下了不少歷史記錄，這也有助於笛福更加真實地描繪當年社會的混亂狀況。1665年之後，倫敦加緊了對來自疫區商船的檢疫，這項措施在當時引起了諸多爭議。笛福對英國政府強制商船檢疫的措施持肯定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眾對於這一政策的認同和接受。
然而，笛福卻反對城市內部的居家隔離檢疫，他認為，因為隔離檢疫措施而餓死的居民不亞於因瘟疫而死的人數，這隻會給城市帶來更大的混亂，給市民帶來更多的痛苦。
1772年版笛福《瘟疫年紀事》扉頁插圖
笛福對於城市檢疫的觀點有當時特殊的背景。
1721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檢疫法案》的修正案，加強了政府在疫情期間的權力。法案規定，任何拒絕政府檢疫措施的行為將被視為重罪，政府有權對其使用暴力強迫執行。政府有權將任何感染傳染性疾病或疑似感染人員送入隔離營，對不配合的公民可以強制執行。
另外，政府有權將瘟疫流行區域進行整體隔離，禁止人員出入。而這些規定大多是倫敦市政府在1655年大瘟疫中採取措施的進一步細化和制度化。倫敦市民當時對這些強制措施反應強烈，認為這些強制措施不僅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也威脅了人身安全。
此外，設立隔離區的做法也會讓城市間的商業活動驟然中止，並導致隔離區物資短缺。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笛福對當時英國政府的嚴格檢疫措施持批評態度。 回顧歷史，除了能為人們提供些許談資，也應帶來進一步的思考。正如《中青報》近日發文呼籲"停止妖魔化外國抗疫"，針對任何國家的防疫措施我們也不能單憑主觀印象做出結論。
每個國家的施政方式都有一定的路徑依賴， 歐美疫情大暴發的走勢如何，目前仍然難以預計。但面對這一人類尚未完全認清的病毒，各國都展開了前所未有的防疫實驗，其效果仍然難以預料。歷史也多次證明，面對未知的流行病，任何防疫措施最開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現代公共衛生制度也是在過往的經驗和教訓中步履蹣跚地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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