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裡,怎麼可能解決好中國農村的問題?

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裡,怎麼可能解決好中國農村的問題?

中國農業存在一些奇特現象

從數據看,過去的十幾年是中國農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

我國的糧食產量從2003年的8614億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億斤,年均增長300億斤以上,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這種快速增長中,農民也獲得了很大收益。2003年全國農民純收入2220元,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12363元。

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裡,怎麼可能解決好中國農村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糧食產量。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陳錫文表示,在這種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能看到一些比較奇特的現象。

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有些農產品比如大豆的國內市場需求發展得非常快,但國產大豆的產量這幾年卻在持續下降,進口大豆數量不斷增長。

另一個奇怪的現象,則是一些農產品的增長幅度非常大,比如玉米,但也沒有擋住國內對玉米及其替代品的大規模進口。

陳錫文表示,根本原因是農產品的綜合效益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這是中國農業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個困境拖得越長,我們農產品的市場,就可能會被更多的國際農產品佔據,而農民的生存空間也會越來越小。”

中國可以多進口一些農產品嗎?

有一些意見認為大宗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低,國內市場反而需要財政補貼,農民獲利又不多,何必生產這麼多糧食,多進口一些不好嗎?陳錫文表示,這個說法要面對一些實際問題。

首先,這十幾年來,國際上能夠出口的穀物大約在7000億斤,而我國的糧食需求大概接近1.3萬億斤。所以國際市場的糧食即使全部被買進來,也滿足不了中國的需求。而且只要中國的糧食進口一加大,國際糧食貿易的格局就會被打破,國際糧價就會大幅度上漲。“中國進口會給別的國家帶來威脅,這盆水就會潑在我們身上,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第二個現實的問題,陳錫文說,中國是WTO成員,WTO成員有義務把自己的市場向國際開放,也都有權利合理保護自己的產業和勞動者。進入WTO的時候,中國通過艱難的談判獲得我國農產品的對外開放的限度和保護的權利,比如糧食的關稅配額制度。

但是,如果想多進口一些糧食,就需要對超過配額的部分提高關稅,這樣一來,糧食可能就不願意進來。或者就需要中國主動向WTO申請,提高中國的關稅配額承諾,或者主動放棄關稅配額。陳錫文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是一個很重大的政治問題。

中國農產品價格為什麼更高?

目前中國的農產品價格,比如糧、棉、油、糖、肉、奶,絕大多數都比國際市場高。陳錫文說,很多時候不是中國產不出來,而是產出來的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得多,就給了國際農產品進入中國的機會,壓縮了中國農產品的利潤空間。

為什麼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高出這麼多?

陳錫文說,2008年以後,中國由於沒有管控好要素價格,導致土地租金、租金利息和勞動成本等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因此農產品價格也快速上漲。

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中國政府提高了這些最重要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格。最低收購價不斷上升,遇到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下跌,這就使得中國和國際市場上農產品的價差擴大。

所以,如果不解決現在面臨的矛盾,單純依靠增加進口,陳錫文說,就會威脅中國農業產業的安全,威脅中國幾億農民生計的安全。因為工業化、城鎮化還來不及大規模吸收農民。

“從這個角度講,產業安全和農民安全比我們經常講的糧食安全顯得更為迫切。”陳錫文說。

四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2013年開始,中央已經採取一系列舉措在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了新疆棉花、東北大豆的臨時收儲制度、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油菜籽價格制度。從2015年開始,又對東北地區的玉米進行了定價機制改革。

陳錫文表示,當前要推進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少應該圍繞四個基本方面進行。

第一個基本方面,是讓市場機制在配置農業資源中,能夠確實發揮作用。對重要農產品實行市場定價,實行價補分離的政策。

陳錫文說,目前這項改革正在認真總結經驗,也考慮稻穀的改革。不過由於玉米90%以上都是工業原料和飼料,而稻穀和小麥是口糧,所以稻穀和小麥的改革非常慎重,從前年開始到今年,早秈稻的政府最低收購價降到1.3元/斤,粳稻從1.55元/斤降低1.5元/斤。“這個過程非常謹慎、漸進。”

第二方面,陳錫文表示,要加快農業科技進步。

以大豆為例,農民之所以不願意種大豆,是因為效益低。目前全球大豆的平均畝產在370~380斤,中國只有250斤。陳錫文說,即使政府定的目標收購價是2.4元/斤,農民的毛收入也只有600元左右。

所以,價格問題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解決。“如果不把這個短板補上,花再多錢,也很難讓農民願意種。”

第三方面,陳錫文表示,要創新農業經營體系。

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以前的思路是鼓勵土地經營權流轉,把土地集中起來再去實行耕地的規模經營。目前農民承包土地中的35%已經流轉,在全國2.3億戶土地承包戶中,有7000萬戶已經把自己的土地或多或少地流轉給其他人使用。

陳錫文表示,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還要做,但是真正要實現有效益的規模經營,僅靠土地流轉是不行的。目前一些農民會採用土地託管的辦法,請人代耕,或者花錢購買社會化的農業技術服務,這樣,在土地經營權沒有流轉的情況下,同樣實現了在小塊土地連片上使用最先進、最現代的農業技術。

“所以可以看到,農民通過創新經營方式,而不是簡單靠土地流轉,仍然可以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享受農業現代化成果。”陳錫文說,要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使中國的農業經營體系更加健全。

第四方面,陳錫文說,必須採取措施保護支持農業發展。

陳錫文說,中國農業效率不高、競爭力不強,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業經營的土地規模過小,制約了農業效率的提高。但如果只考慮農業的效率和農產品的競爭力,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裡,是解決不了中國農村問題的。

“你如果強行讓農民離開土地,他找不到更好的就業,不能獲得更好的收入,那是要出大問題的。”

陳錫文說,我國現在正在積極的努力創造農民的第三就業空間。在耕地和城市打工之外,加快發展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比如農村的網購電商、鄉村旅遊、休閒農業,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下一步農業的發展,面臨著很多尖銳的挑戰和巨大的壓力,但是,認真看待我們的農業,因為中國的農業這個問題,不是說你想放棄就能放棄,關係到五六億,七八億人的生計,關係到這個國家的政治安全。”陳錫文說,從這個角度講,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放棄,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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