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上《秦風》 千年流韻
禮縣甘肅秦文化博物館展廳內復原的一座車馬坑遺蹟。（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禮縣大堡子山
殷商末年，秦人遠祖遷徙至今甘肅東南部天水、隴南一帶，至周孝王時，秦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有功，被封為大夫。之後秦人在與戎族或戰或和中不斷壯大，也有意識學習周人的禮樂文化，形成了兼容幷包、充滿活力的獨特文化。
至兩週之交，秦襄公幫助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周室封為諸侯。這是決定秦人後來命運的大事件，《詩經·秦風》中的《車鄰》《駟馬鐵》《終南》《小戎》等詩，就是為紀念這一事件而創作的，其主要內容是讚頌秦襄公，同時也反映了秦人居隴時期的社會生活狀況，反映了秦人崇實尚用、勇於開拓、勇敢堅強的民族性格，以及兼容幷包、好尚禮樂的文化胸襟。
這組詩篇，是古代甘肅在華夏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和重要地位的有力見證之一。
本報特約撰稿人 韓高年
1 秦人崛起與《秦風》入《詩》
《秦風》進入《詩經》文本的背景，是西周末年至春秋初葉周人與秦人之間世相交好，相互依賴，以及秦人的國力逐漸強大具有密切的關係。漢代的大學者鄭玄在《秦風譜》就曾說，《秦風》之所以編入《詩經》，是因為秦襄公始封為諸侯。細說起來，主要因為：第一，秦非子曾為周孝王養馬有功，孝王封其為附庸，邑之於秦谷。存秦人之詩，意在表彰。第二，秦仲攻西戎，解除了周天子的邊疆之患。周宣王封其為大夫，並賜予車馬禮樂。“禮樂”之中當也包括用於典禮的樂歌如《雅》《頌》等。第三，幽王時秦襄公曾伐戎救周，又派兵幫助周平王東遷，平王於是封秦為諸侯，秦人始國。秦既為諸侯，則依周禮應當有宗廟朝廷禮樂，必然刺激秦人進行樂歌創作。
以上幾個原因之中，“秦襄公始封”最為重要。在表面的“表彰秦人”背後，其實反映了周平王面對秦襄公在伐戎中國力逐漸壯大而不得已採取安撫策略的無奈現狀。就春秋初年的政局來說，周平王封秦以宗周之地，也對周有利，一方面可藉以拉攏秦襄公以為政治上的聯盟，同時還可以起到利用秦人牽制西戎、拱衛周都的作用。賜秦國以“禮樂”，以《秦風》入詩，應當也主要是因秦人國力上升。
秦襄公時，秦人仍然居於西垂。鄭玄的《詩譜》說《秦風》諸詩產生於秦人居隴右之時，不無道理。《史記·秦本紀》中“賜地”一段話頗有玄機，實際上是周平王雖然“賜”給秦人“岐以西之地”，讓他們在這裡建國，但其實這一區域當時尚為戎狄所佔，周天子當時並未據有其地。在兩週之際，隨著周人從這一地區的退出，在這一帶幾乎佈滿戎狄的勢力。在今陝西北部陝北高原，分佈著“白狄”部落；陝西關中、甘肅、寧夏、內蒙古及其以北的地區，有諸綿、翟、翼、大荔、烏氏、朐衍等戎狄部落。此外在關中東部還有西周留下來的梁、芮等小的諸侯國。這些遊牧部落長期以來就靠掠奪富庶的關中地區為生。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戎無道，侵我豐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秦本紀》）。所謂封地，其實只是一張“空頭支票”。
但無論如何，秦襄公受封為諸侯，提高了秦國的政治地位，也為日後秦國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合法的條件，所以對秦人來說是一件大事。傳世的秦公鍾銘中說：“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昭文公、靜公、憲公不墜於上，昭答皇天……”林劍鳴《秦史稿》認為此鐘的作者就是秦憲公之子“出子”。銘文開篇所說的“我先祖”就是指秦襄公，“受天命，賞宅受國”就是秦襄公被周平王所封，賜以岐以西之地這件事。這件大事，發生在秦人居隴時期，故襄公後的銅器為紀念這件大事，在銘文中大書特書。如此重要的事，在秦人的詩歌中也有所反映。《秦風》中的《車鄰》《駟馬鐵》《終南》《小戎》即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2 紀念秦襄公始封諸侯
《秦風》中《車鄰》等詩，是以秦襄公始封為背景創作的，帶有“紀念碑”式的意義。《車鄰》的主題，《毛序》以為是“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詩之首章賦寫秦君的車馬盛壯、侍御傳令，大有諸侯之儀仗；二、三兩章借阪桑隰楊之好，道鼓瑟鼓簧之樂，逝者其亡之嘆。然而從典籍記載來看，秦仲雖在西周末年受周宣王封賞為“大夫”，但他屢次攻伐戎狄而不勝，並死於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之戰中。此事對秦人來說，幾同國恥。因此他的兒子莊公發誓要替父報仇，後攻打西戎，奪取被其佔領的“犬丘”，被周宣王封為“西垂大夫”。甚至到秦襄公的哥哥世父之時，秦人仍然仇恨不減，為復仇而讓位於更有實力的襄公。據以上事實及當時秦人的心理推斷，《車鄰》不可能是“美秦仲始大”的詩。晚近由英國購回、據傳出自甘肅禮縣早期秦人墓葬的《秦子鍾銘》說：“秦子作寶龢鍾，厥音鉠鉠雝雝，秦子畯令在位，眉壽萬年無疆。”另有出自禮縣秦墓的多件兵器、樂器銘文中，作器者自稱“秦子”。由器銘內涵之秦人未封侯前的心態與《車鄰》對讀，後者明顯體現出一種高度的自信與和緩雍容的風範。顯然不是“秦子”的時代所能有的。
另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春秋時吳國公子季札到魯國觀賞詩樂表演，評論《秦風》說：“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襄公始封為諸侯，徹底改變了秦人文化上的“夷狄”身份，故而秦詩才能入《詩經》。《秦風》有關詩篇歌頌秦襄公，與《周頌》中周初諸作述文王、武王之功烈，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之舉用意相同，體現了秦人“慎終追遠”的思想。
其次，明、清時代說《詩》者也認為《車鄰》當作於秦襄公時代。如明代學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就認為：“（《車鄰》）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為秦伯，其臣榮而樂之……此詩乃秦臣所作。”指出《車鄰》一詩是“國人榮之而美襄公”，與詩本文相符合。綜上所述，《車鄰》一詩應當作於秦襄公立為諸侯之年，其時秦人尚居於隴上。
與《車鄰》相次的《駟馬鐵》一詩也創作於秦襄公始封之時。《毛序》說《駟馬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鄭玄《毛詩箋》解釋說：“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從詩中所述來看，田獵園囿規模和威儀都已相當可觀，這種情形應是秦襄公始命為諸侯時才有。《毛序》之說與詩本文所述相符，此後說《詩》者多從之。如顧棟高《毛詩類釋》就說：“《駟馬鐵》《小戎》《蒹葭》《終南》，皆襄公時詩，此時居秦州。”陳子展《詩三百解題》、程俊英《詩經注析》均持這種說法。
3 頌美秦襄公朝周及伐戎
《秦風·終南》一詩，也作於秦人居隴之時。其創作的動機是讚美秦襄公被封為諸侯之後赴洛邑朝見周王並受賜諸侯之服。這是秦人的榮耀，因作這首詩來頌揚秦襄公。
《毛序》說：“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從西周以來大量的冊命類銅器銘文來看，天子冊封諸侯時，均要誡勉受封者。這是冊命禮儀的應有之義。因此《詩序》說《終南》有誡勉之意，恰恰證明這首詩的禮儀背景。這詩說“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毛序》解釋說：“狐裘，朝廷之服。”鄭玄《箋》認為：“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詩中“顏如渥丹”而服朝服、威儀尊嚴者，正是指秦襄公。詩中說“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則是頌揚秦襄公“君子德足稱服，故美之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
由此可見，《終南》也是秦襄公始封之詩。有的清代學者因為此詩歌詠“終南”，而秦襄公時秦境未達於終南，於是以為《終南》這首詩晚出。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終南西起秦隴，東至藍田，綿亙至廣，岐山之東西兩側之山脈均可稱終南，不必拘泥於岐東之地。因此，《終南》一詩也應當作於襄公之時。
《小戎》也作於秦人居隴之時，詩的主題是讚美秦襄公奉王命而伐戎，並歌頌秦人尚武善戰。《詩序》認為“《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鄭玄《毛詩箋》也說這詩為讚美秦襄公能率領秦人伐戎，此舉激發秦人之銳氣。《車鄰》等詩都是從上層人物的表現來讚美秦襄公，而這首詩則藉助婦人之口與其感受稱讚之。
詩作於秦襄公之時，於詩本文亦有徵。詩首章言“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顏師古《注》曰：“言襄公出徵，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秦人所居之板屋，為西陲特有，可知此乃秦人於襄公封侯前、未遷居之習俗。其次，《小戎》每章皆以“言念君子”與“亂我心曲”“胡然我念之”等語對舉，明顯為女性的口吻。詩中極力描寫戰車裝備之精良、戰馬之雄健有力、兵甲之銳利堅固，這種強毅果敢的民風，也非襄公時莫屬。襄公之前，秦人常受西戎的侵擾，百姓患之，故民心樂戰。此詩即為歌詠此事而作。
4 秦人居隴詩中的秦文化
秦襄公討伐西戎勝利之前，秦人只佔有西犬丘（今甘肅天水）一帶地方。平王東遷後，秦國經過艱苦的努力，疆土擴大到西周王畿和豳地，即今陝西西部及甘肅東部一帶。《史記·秦本紀》載秦人起源於東夷，為伯益嬴姓之後，伯益裔孫蜚廉生惡來，即秦之祖。秦襄公始被封為諸侯，獲得了發展的機遇，逐漸向東發展，最終越過黃河，成為強國，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文獻記載中所見之“秦”，包括了秦立國以前活動於汧渭流域的非子之族，即作為人們共同體的嬴秦族，春秋時期“始國”後作為諸侯國的秦國，和統一天下後建立的秦王朝。上文所述《車鄰》等詩，產生於春秋初期秦文化的時間、空間背景之上，其中反映了秦文化的淵源、構成及其基本特徵。
秦人源於東夷族，後又臣服於殷商，周滅商後被遷徙至西北，春秋時期始封為諸侯，又向東發展，成壯大之勢。因此，秦文化在淵源構成方面包括東夷文化、西戎文化和商周文化。秦人長期居於甘陝一帶，與戎族雜處，故深受西戎文化的影響，上文所論《秦風》中的幾首詩，尚武善戰，同仇敵愾，就明確地反映了秦文化中的西戎因素。
秦人本為東夷族西遷的一支，後來雖久居西北甘陝地區，但其種屬為東夷族。因此其文化有濃重的東夷族特徵。學界認為，分佈於山東、蘇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嶽石文化及其後續文化，屬於東夷部族文化系統。程俊英《詩經注析》認為《車鄰》“這首詩首章全用賦體，車盛馬壯，侍御傳令，是一派莊嚴氣象。二、三章改用興法，阪桑隰楊之好，鼓瑟鼓簧之樂，逝者其亡之嘆，又別是一種及時行樂的歡愉氛圍。兩相對照，反映出秦君身上兼存著‘君’的威嚴和‘人’的情感的不同側面。”這首詩所表現出來的秦人民族性格的多重性，恐怕還是東夷文化中浪漫因素的影響。張富祥《東夷文化通考》一書認為：“秦之先挾帶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風愈增幾分慓悍、粗獷與桀驁不馴，變得更加強韌、剛戾、嚴峻而刻峭。”這就是為什麼在《秦風》中會出現《車鄰》以及《蒹葭》等極富浪漫情調的詩篇。
秦民族在殷商時臣服於殷，故其文化中也有商文化的因素。殷商文化最顯著特徵就是其重視鬼神祭祀的神秘性。受其影響，秦襄公始封諸侯後，設畤以祭，即頗具神秘氣息。《秦風》亦隱約見此特點。如《小戎》一詩之“龍盾之合”“龍盾”即飾以龍紋的盾。詩人描寫並引以為榮的武器上的龍紋，與晚近以來所見秦人所鑄青銅器物上習見的龍紋是一致的。如2006年下半年在甘肅禮縣永坪鄉趙坪村大堡子山5號樂器坑出土的多件樂器上均有龍紋。看來，和《小戎》所描繪的一樣，帶有神秘色彩的龍紋是秦人兵器、樂器習見的裝飾。此外，《蒹葭》一詩所描繪的在水一方之“所謂伊人”，忽遠忽近，可望而不可即；詩境之縹緲空靈，都頗具神秘之氣息。
周、秦兩族早期都曾孕育於隴右地區，故其文化亦頗多相同，秦於春秋初葉始成諸侯之後，不僅據有宗周故地，且與留守其地之周人混居，因此全面接受了周人禮樂文化。《詩序》曾說：“《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玄也說：“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此說揭示了秦人受周文化影響的事實與途徑。
總之，《秦風》中的產生於秦襄公時代前後的詩篇，和《秦子鍾銘》《石鼓詩》等秦人文學作品一樣，反映出秦文化既原始質樸，又兼容幷包、多元共融的博大氣勢，以及秦民族崇尚事功、開拓進取的民族性格。同時，這些詩篇也充分證明了古代甘肅在華夏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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