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譯製片與方言，可說是“渾身不搭界”的事，譯製廠招演員，也儘量挑說話不帶方音的人，因為任何方音，出現在所配的“洋人”嘴裡，總有一種不協調之感，哪怕是“京腔”，也會讓洋人顯得“土”。這也許是習慣使然。
然而，在我們上譯廠所配的譯製片中，也曾大膽地用過方言，這當然是根據原影片的需要做的嘗試，居然效果不錯。
在一部叫《農家女》的美國電影中，一個從農村來的姑娘到一大戶人家當女僕，她滿口鄉音，也不怎麼懂規矩，但她勤奮好學，而且心直口快，開初雖然鬧了不少笑話，後來通過努力竟然當上了國會議員，還在議會上用純正的英語發表了長篇講話，獲得了成功。這是個美國式的“灰姑娘”故事，洛裡泰·揚扮演的農家女在語言塑造上十分突出。配音中，譯製導演陳敘一就讓配女主角的演員李梓出場時講一口北京土話，對主人說話還總帶著“您那”，“您那”的尾詞，隨著時間變化，她的口音也慢慢改變了，最後的演說完全是純正的普通話，很好地還原了原片特色，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接到一部德、奧、匈合拍的影片《靡菲斯特》的譯製導演任務。片中主角霍夫根是個德國演員，尤以演《浮士德》裡的靡菲斯特一角著名。影片中霍夫根曾在其他演員們面前為賣弄自己的語言能力，說了段插科打諢的段子：學一群巴伐利亞農村來的觀眾看完戲用他們的家鄉話評論靡菲斯特這個角色。這段話要是我們配音時用普通話說，一點味道都沒有，而且中國觀眾也沒法明白這段戲的意思。我對為霍夫根配音的演員童自榮說：你說一段方言吧，最好用北方京語區的方言，讓我們的觀眾能聽得懂。他就去找鄭州來的演員狄菲菲，學了一段河南話，配出來很有趣，也達到了原片的意圖。
蘇秀導演在上海音像資料館接了一部美國電視劇，裡面有個小保姆的角色，原片說話也帶著鄉音，而且劇本註明“她來自一個小地方，說話帶鄉音”。蘇秀就讓配音的金霖說蘇北話，選擇蘇北話是因為北方觀眾也聽得懂，果然效果很好。
其實，在外國影片中，如果故事中的地方特點很明確的話，是很注重人物的地方口音的。當年拍《亂世佳人》時，為是否選費雯·麗來演郝斯佳，導演曾經猶豫過，因為費雯·麗是英國演員，說話沒有戲中需要的美國南方口音。後來費雯·麗努力學習了南方口音，才成功出演了這個人物。
梅麗爾·斯特里普是個特別注重人物語言的演員。她為演《蘇菲的選擇》中的波蘭婦女，特意去學了波蘭話；為了演澳大利亞婦女，就學會澳洲口音的英語；她演《鐵娘子》，為了真實，甚至學會了撒切爾夫人的家鄉口音。
我並不是主張配音也都帶上方音，也不可能做到像原片那樣。因為譯製片本來就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替換，這中間的差別太大了。只是有時候為了戲的需要，在可能的情況下，做一些語言上的變化，會幫助人物的塑造。不要濫用就是了。
我也曾在舞臺上演外國戲時做過一些嘗試：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舞臺劇《原告證人》時，我演的是被害老太太家裡那位蘇格蘭的管家。原劇本中標出她說話有蘇格蘭口音：“yes”說成“ye”；“no”說成“nai”。到了中文裡該怎麼表示呢？我和導演商量下來，讓臺詞中的個別字帶上某種不太明確地域的方言口音，造成一種人物特有的“語勢”，讓這個特定人物帶上語言上的色彩。
方言裡帶有很多鮮活的生活氣息。北京人藝演出的《茶館》《窩頭會館》等名劇，用的就是北京方言，語言上的精彩，是這些戲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北京人藝的優勢，很少有其他地方的劇團能演這些戲的。
有一段時期，我們的影片中出現領袖人物，常用領袖的家鄉方言說話。用得好當然有助於人物塑造，但是用得不講究時也會鬧出笑話。譬如有的影片就出現過這樣的場面：毛澤東在湖南發動農民起義，他一個人講一口湖南方言，而周圍的湖南農民群眾都說純正的普通話，這就顯得十分的不協調，甚至顯得有點滑稽。
至於完全用方言拍攝的電影《抓壯丁》《紅粉》、電視劇《孽債》，還有特定要上譯廠配音的滬語版《耶穌的生平》，那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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