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30日，一代枭雄，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痛恨的人阿道夫·希特勒饮弹自尽。5月4日，柏林宣告解放，5月8日，法西斯联盟的主力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过去了五天，由柏林爱乐乐团的一部分成员和另外一些团体的演奏家在指挥家汉斯·冯·本达（Hans von Benda）的带领下，在勋内贝格议会厅举行了欧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人们不光光要和平，要黑面包，要土豆，要一切生活资料，也需要交响乐，也需要柏林这个音乐圣地中的大管弦乐队。其实，曾经那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管弦乐团——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已经不复存在，这支富特文格勒大师率领的亲兵已经散失殆尽，近30名优秀的音乐家死于战乱或者自杀。而柏恩布格大街上的爱乐大厅也在1944年7月29日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鲁特·安德雷阿斯-弗雷德里希在他《世界聚焦柏林》一书中写道：“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演出过的地方，此刻在瓦砾和断墙之间躺着一匹死白马，直直地，像石头一样发黑，断毁的弧形拱门是一幅残酷的静物画。”
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器和曲谱资料都被转移到了巴伐利亚的小镇库尔姆巴赫中，却被无知的人们用来点燃火把欢庆胜利了。而这个乐团名义上的主人，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正在瑞士接受着非纳粹化的审查，一审就是两年。曾经古典音乐的王者之师，此时真像是一个没有爹妈、无依无靠、衣不裹身、食不饱腹的流浪儿。
不过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们还是自发组织起来，有的骑车，有的长途跋涉，穿过城市，穿过乡间，他们寻找乐谱、乐器、椅子、照明器材、取暖器、排练厅。他们开始与柏林驻军进行交涉，于是在二战中奇迹般丝毫无损的提坦尼亚宫中，他们找到了临时的家，同时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还有他们的临时指挥：雷奥·波夏特（Leo Borchard）。
时年46岁的俄国人波夏特1933年起便担任瓦尔特和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的助手，也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弦乐团指挥。而且由于他曾经参加过地下抵抗运动，很自然是“政治清白”的。就他的风格而言，波夏特是一个即兴者，也是一位实干家。您瞧，半个月不到，1945年5月26日，他就完成了第一次正式的“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整个夏天，柏林爱乐乐团都在各区演出。6月，乐团搬到了位于达伦的新场所，有了新的、有序的管理机构。很快又推出了战后第一个八周的演出计划，其中有一套节目是为驻军安排的，其他的则为普通市民演出。为了演出，乐团要克服的困难不少，定音鼓、低音提琴这种大家伙得依靠极其原始的方法搬运：什么童车啊、板车啊、骡子啊还有旱冰鞋啊，能用的都用上。柏林室内乐团的负责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汉斯·冯·本达在弄清他的政治背景之前还不能指挥。8月11日乐团在蔡伦多夫的演出必须和一名客籍指挥合作，据说这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清白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谢尔盖·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这个现在看起来都有点儿稀奇古怪的名字就这么出现在了高层政治圈的文件中，但人们似乎还都蒙在鼓里。
此时，身处艾森查恩大街的斗室里的这位罗马尼亚的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么一个穷大学生，马上就会成为当世指挥界的霸主——富特文格勒的接班人，掌舵这支刚刚重新组建完成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交响乐之师。
苏联占领军为了物色一个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领导人而举办了一场指挥比赛，切利比达克后来承认，他确实梦想着有幸能够被选中，所以才去参赛的。这个做梦的年轻人最终以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一举夺魁。
1945年8月26日，这是一个诡异的一天，也是改变了柏林爱乐乐团命运的一天。在这天柏林爱乐乐团的临时掌舵人波夏特刚刚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战后的第22场音乐会，当天晚上他被一个英国上校邀请去吃晚餐。晚上11点钟左右，也就是在宵禁之前，波夏特搭载上校的车向城东而行，按照美军的新规定，在进入分治区分界处的时候，必须停下来，然而上校的车并没有停下来，于是一位美国边防士兵举枪就射，倒霉的波夏特在执掌柏林爱乐刚刚三个月有余，就饮弹身亡了。
波夏特本人倒不是什么指挥奇才，但是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波夏特对于战后柏林爱乐乐团的复活居功至伟。此外，这么说可能不太好，波夏特的突然离世也是柏林爱乐乐团的一件幸事。
两天后，8月28日，整个乐团为使乐团复活的大功臣举行了葬礼，第二天晚上应该有一场音乐会，这个是早就计划好的，但波夏特已经离世，而顶替的人也出来了，正是刚刚在指挥比赛中夺魁的切利比达克。曲目单如下：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大管协奏曲，以及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这个标题似乎有了一层新的含义，似乎指挥界的一个新的篇章，要开启了。
这段时间对于柏林爱乐乐团来说至关重要，本来应该接替波夏特的罗伯特·黑格尔（RobertHeger）因为是纳粹党员，而且在纳粹统治期间是积极分子，被无限期开除。这也导致乐团想要从德国或者国外物色一位合适的德籍指挥大师来领导这个乐团的尝试彻底落空，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位有活力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来给这个落魄的乐团带来新的生机，而且直接在柏林找。
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切利比达克。切利获得了三个月音乐总监的职位，期间他有权力任用或者辞退任何乐手，而柏林爱乐乐团也给予切利最大的支持。
其实切利在柏林指挥圈中并非没有对手，但是都被淘汰了。1945年10月12日，美军开始了对切利的资格审查，两周后，他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并没有问题，可以走马上任了。
对于切利比达克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处子秀，舆论评价不一，有几家报纸给予了最热烈的赞美，但也有几家报纸给予了最尖刻的批评。而公众则是普遍持有欢迎态度。而大多数音乐家——切利的对手除外——对切利的工作方法、对细节的专注，还有他的气质和性格，他对总谱的熟悉以及对乐队的领导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虽然他的首秀称不上惊艳，但一切顺利。
1945年12月1日，切利获得了一号许可证，12月2日，美国将军拉姆森向切利颁发了许可证，从此他对乐团的全部事务都有生杀大权。
1946年1月6日，切利比达克和柏林爱乐乐团——此时可以称之为他的“亲兵”了——演出了他一生钟爱的一部作品——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神演，现场的观众完全被切利棒下的魔力所征服。在这一年的二月，切利被乐团指定为富特文格勒回团之前的常任指挥。5月6日，柏林爱乐乐团战后第一次走出柏林演出，地点在莱比锡。此后他们又去了德国的西部和北部演出，由于苏联拒绝给全体团员发签证，因此只有40名乐手参加。
战后第一个乐季，切利交出了108场音乐会的不俗成绩，令人称道的是，这108场音乐会切利都是背谱指挥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946年3月10日，流亡瑞士的富特文格勒第一次回到了柏林，此后两周柏林的报纸已经出现了“柏林呼唤富特文格勒”的标题。他到达的当晚，切利正在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尽管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富特文格勒确实去看过那场音乐会，但很明确的一点是，当天晚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新老掌门相互认识并进行了一番长谈，此后二人的通信一直没有间断，直到1952年10月21日，克劳斯·朗格（Klaus Lang）曾经收集并准备整理出版这些信件，但切利反对，虽然音乐界对这些信的内容十分好奇，但也无不遗憾地尊重罗马尼亚人的意见。
切利搬进了格鲁内瓦尔德的别墅，他不再是那个穷大学生了，他开始挣大把大把的钱了。但他依旧保留了在托比安夫妇的住处，因为他离不开那些好心人。切利的别墅很简朴，没有什么家具，美国军官来作客，只能坐在地毯上或者楼梯上，由于燃料有限，冬天很冷，于是大家常靠跳舞取暖。渐渐地，这间别墅作为跳舞和慈善场所在柏林迅速成名，更有不少漂亮妹子出入。切利高大的身材、洁白的牙齿和略显深色的脸形形成的明显反差以及脸上泛起的微笑让这些妹子动心不已，顺便，切利此时还是单身。
收入宽裕的切利乐善好施，很快乐手们也喜欢上了他们这个新掌门。他从守军那里弄来难得的食物或者药品，把自己的土豆分给别人，甚至煤球也和他人分享。他给罗马尼亚的老家寄去钱和美国制造的奢侈品，还给托比安夫妇两张去威尼斯度假的车票。
但不代表乐团就没有问题了，不少乐手迟迟不能到位，乐谱也是问题，一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乐谱就得等几个月。嗷对了，还有工资，乐手的工资太低了，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够。观众们指责乐团只有古典曲目，可是现代作品的演绎时常反响平平。
1946年12月21日，切利比达克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德国首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切利对于这部歌颂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保家卫国主题的作品评价极高，认为是“以音乐形式发出的我们时代之最强音”，是“让音乐走向未来的作品”。音乐会引起了苏联驻军司令部的注意，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送来了鲜花。坐在观众席的富特文格勒走到指挥台前对切利比达克表示祝贺。但此时，由于切利的声望与日俱增，有传言说他要置富特文格勒于死地，这样就可以永久统治柏林爱乐乐团了。那些日子里，富特文格勒的夫人伊丽莎白也恨他，总以为他会搞一些阴谋。
事实上切利十分尊重作为指挥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富特文格勒，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却十分困难。富特文格勒显然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有些才华，当然，他并非自大狂。在富特文格勒眼中，切利这个来自巴尔干的小伙子就是靠着柏林爱乐乐团这块宝地平步青云，一夜成名的。
1946年12月，针对富特文格勒的非纳粹化调查开始了，为了尽快完成这个过程，切利经常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商量，切利主动帮他设计，以应对调查委员会近乎于审讯般的听证。“我像个疯子，为了富特文格勒的解放而奔走，真正令我骄傲的事情是我后来终于有机会告诉他：博士，您的乐队就在这里，现在交还给您。我从来没有想过与他争什么，一辈子都没有。”切利如是说。
然而切利的忠诚并没有避免富特文格勒对于这个后起之秀声名鹊起而产生的妒忌。远在瑞士的他经常从第二手资料甚至夹杂个人观点的信息中了解柏林的动向。偏偏切利的长进又是如此明显，1946/47乐季，切利整整指挥了128场音乐会，不到三天一场的频率，达到了个人精力的极限。
1947年底，富特文格勒终于从柏林占领军的黑名单上一笔勾销，他终于自由了。
直到此刻，富特文格勒的夫人伊丽莎白才说了句公道话：富特文格勒的解放证实了切利在她丈夫上下的功夫，从而显示了自己是一个令人尊敬且有绅士风度的伙伴。
1947年5月21日，也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结束了在西部德国20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的两天后，富特文格勒重新站在了阔别两年的乐团面前：重逢的快乐、拥抱。演出的曲目都是大师最擅长的贝多芬，票价是瑞士的市场价。在那个圣灵降临节的星期一之夜，全城欢呼，报纸的副刊也是通篇溢美之词。一切似乎回到了二战前富特文格勒一言九鼎的日子：切利在柏林爱乐乐团一言堂的日子，到头了。
富特文格勒自己在犹豫，倒不是因为切利，而是自己的一些打算。他敲定了两次音乐会和巡回演出的日期并且推去了其它一切合约。他对维也纳爱乐乐团耿耿于怀，还要去萨尔茨堡音乐节以及伦敦的EMI公司录音。而柏林四国分治的政治格局令他不是很感冒。
于是他决定和切利一起处理柏林爱乐乐团的事务，比如日程、演员、曲目等。当然不总是一团和气，但原则上和关键问题总是可以达成一致。伊丽莎白曾经说过：威廉对他的副手很感激，相处的也很好。他也感觉到乐团对切利的赞许和认同，知道他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
柏林的观众能说什么：有两个优秀的指挥也不是什么坏事，好事成双嘛。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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